Comparison on the Pattern of Han fu and Kimono

The traditional costumes-Han fu and Kimono,are also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and Japan.While costume pattern as a kind of traditional culture,is an essential symbol,reflecting ethnic characteristics 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part in costumes.Based on the consultation,analysis and arrangement of literature data,this paper studied on costume patterns of the two countries,carrying out their comparison in the forms,the color and the connotation respectively,and summarizing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It is through the study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inherit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and put them into innovation in modern clothing design.

由创作地与赋作中心地的离合论汉赋的颂讽怨娱功能

赋体颂讽功能多使用在赋家居于或趋近政治中心之际,而怨娱功能则多使用在偏离政治中心或打算偏离之际,两者皆可以由赋篇创作地及赋作中心地窥探一二。如果仔细梳理赋体流变的历史,也会发现汉代大赋、言志赋、行旅赋、抒情小赋的流变与汉赋创作地、赋作中心地以及赋体颂、讽、怨、娱功能有一定的关联。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民族文学内地化探究——以师范为中心

清代白族诗人师范的杜诗接受活动是众多白族诗人向中华文化学习的个案之一,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作为滇西文献大家,师范读书广博,其诗作能明显看出取法杜诗的痕迹。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力、清诗在云南的发展演变的规律、云南诗学的复古风气以及与杜甫相似的人生遭际都促成了师范学杜的动因。对于师范本人来说,杜甫的人格魅力和诗学成就影响了其诗歌的创作,其诗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就是模仿杜甫的现实主义之作。在师范的人品和诗品的影响下,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清代白族师氏作家群以及白族作家圈。可以说,以师范为代表的清代白族诗人,在苍洱之境的熏陶下,民族气质与中华文化碰撞间,开辟了白族文化内地化的又一新的格局。

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陶釜研究

本文通过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中原地区战国至西汉墓葬出土的陶釜进行了类型学研究,认为战国中期陶釜以一种特殊葬俗的形式出现在郑州地区,战国晚期开始陶釜迅速发展,分布范围变广,数量和类型明显增多,包含有郑韩文化、晋文化和秦文化三大系统。进入汉代,陶釜数量急剧减少,类型单一。陶釜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与秦文化有密切的关系。

颂与诵:汉大赋与联绵词关系初探——以司马相如赋联绵词为中心

司马相如赋现存7篇,其中联绵词约121个。双声联绵词约28个,叠韵联绵词约62个,双声兼叠韵联绵词约4个,非双声叠韵联绵词约3个,四音格联绵词约24个。音义性是联绵词的本质特征,即两个音节对应的字都有意义,且多数义同或义近。字形方面,不少表现为两个汉字具有相同的与词义相关的偏旁(事物+状态)。分布方面,叠韵联绵词远多于双声联绵词,且有一定量的四音格联绵词变体。这应当与汉赋的“歌功颂德,润色鸿业”而讲究较强的韵律性、节奏感和重复性,从而彰显文章的气质有关。联绵词大量涌现与时代的特色以及文体、语音自身均有一定联系。联绵词及其变体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赋的生成,并体现了汉赋铺陈、讽谏功能和口诵特色。

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论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意蕴

司马相如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汉赋大家,“丽”是大赋的自觉审美追求,历代学者对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多有阐发。总体而言,司马相如大赋的丽美意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气吞山河的宏丽之美、细腻柔和的靡丽之美以及众色炫耀的绮丽之美。司马相如的大赋推动汉代赋体向丽美方向发展,其丽美理念和文学实践对后世赋体创作产生重要影响。

从制度到范式:论汉代文学与图像的经典化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和礼乐文明体系的重构,表现出迥异于前代的文化特征,进而铺就了中国两千年传统社会的浓重底色。作为当时最重要的文化形式,汉赋与汉画,彰显着时代主流文化心理、礼仪规范和审美意识的需求,形成了中国文学特定的文图关系。“制度名物,容有差殊”,名物是其表象,制度为其核心,以礼仪为纲领的名物制度对其创作起到了刚性约束,使之从题材内容到表达方式都遵从一定的规范与模式。汉赋与汉画成就为后世所承认,并在不断的创作实践中核心内容愈发突显,从而形成经典范式,并最终实现“文质彬彬”理想之达成。这种经典化的范式,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及文图关系转变影响深远。正确解读汉赋“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之本义,深入分析汉画“图画天地,品类群生”之内涵,是研究汉代文学、图像的前提与关键。

《子虚》《上林》二赋分篇问题考论

《子虚》《上林》二赋原为一篇,其本名是《上林赋》。“子虚赋”与“天子游猎赋”有时作其代称使用,但并非其正式名称。《文选》将二赋分篇、重新命名有双重考虑:一是削减单篇篇幅,满足分卷需要;二是突出各门主题与赋作的文采。《子虚赋》原稿的语言与今《子虚赋》类似,内容与今《上林赋》类似;佚失于东汉之后、南宋之前,其具体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汉赋博物书写的时代特征与成因

博物是汉赋书写当中最为重要的文化特征.汉赋博物书写在四个时期有明显变化,西汉初期铺陈名物现象并不凸显,多沿用诗骚旧典;西汉全盛期取物炫博尚奇,博物书写渐成范式;东汉前期有关两都主题的方物频见,礼德观念愈发突出;东汉中晚期则以田野、士人雅玩名物为主,书写从“体国经野”向“触兴致情”转变,不仅完整体现了两汉四百余年统治者治国思想与治国方略开阖转折的显著特点,且客观揭示了时代文学转型的内在动因.

楚辞之天象书写

楚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学传统,因而楚辞中有大量的天象书写。在巫文化和理性思潮的双重影响下,屈原对天象的态度具有矛盾性,既在创作中大量运用神话化的天象,又在《天问》中质疑天文神话。楚辞之天象书写具有抒情性、象喻性,在遣词造句、谋篇布局上影响了汉赋之天象书写。

秦汉时期“致”文书的使用

秦汉时期,“致”文书是一种官府之间沟通的文书。在通过津关时,致书主要用于向津关吏员说明通关人所携带的特殊物品或人员。“致”不仅用于通关,也被应用在物资的交付、劳役的征发、吏卒归家的说明等多项事务中。在这些事务中,“致”大多是和“券”“符”配套使用的,“券”和“符”发挥的是核验、凭据的作用,而“致”则用于向接收物资或人员的官府说明情况。

从赋体看韩愈文章骈散浑成的特征

韩愈发展骚体赋、发明新文赋等作文实践,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在看到韩愈对文体改革变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会注意到他的文章是骈散浑成的。作为古文家的韩愈不刻意排斥骈文其因有三:首先是文体发展规律需要踵事增华,而骈文文体在部分表现上具有无可替代性;其次是唐代国家公文概用骈体为骈文的发展提供了客观社会保障;再次是韩愈自身继承“道统”的自觉意识致使语句雍容精警。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汉魏六朝鹦鹉赋创作之流变

今存汉魏六朝鹦鹉赋作16篇,为此时期咏物赋数量之最。其中,祢衡《鹦鹉赋》收录于《文选》,其余15篇鹦鹉赋作则通过唐宋类书得以留存。16篇鹦鹉赋作在体物、叙事和抒怀三方面呈现出内容上的沿袭和形式上的创新,并表现出由建安之崇文主气、两晋之细致尚巧至南朝之典丽唯美的文学流变面貌,其中又不乏个别赋家自觉的突破与求新。汉魏六朝16篇鹦鹉赋作的流变是时代审美演变的具体细流,又在文本自身表现出继承与新变。

城南别离:《长门赋》中宫为“昭台”考

《长门赋》中所描绘的离宫从地理方位记载、考古遗址发现等方面均可证明并非汉长安城东的长门宫。从《史记》《汉书》等正史文献对西汉后妃被废黜别宫的叙述来看,具有明确迁居离宫的记载并不多,其中不论是宫殿性质、离宫方位、宫殿规模抑或是后妃迁居时期,昭台宫相比于包含长门宫在内的其他具有废黜功能的离宫别馆,均更加符合《长门赋》中“城南之离宫”之特点。

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

赋兴于《诗》,而后与之纠葛烦复,后代论家往往难扼其要。王芑孙借自宗法制度的“别子为祖”说最能揭示赋体附《诗》的动态过程。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汉人以赋附《诗》体现为《诗》赋源流的观念建构,以及赋体在功用性上类《诗》的“讽”“颂”要求,以此影响了两汉赋文本构结方式和风格的转变,呼应于《诗》语的取用特征。这一附经“尊体”而“变体”的历史进程,揭橥了文体发生学中“以卑附高”的普遍观念,昭示了新文体生发时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路径,对此后其他新文体生成过程的理解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