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亡之痛与老病之悲的书写及调适——韩偓寓闽创作新论

韩偓生命的最后18年在闽中度过,闽中诗是其一生的创作高峰。一方面,唐王朝的灭亡形成的创伤体验与自身的衰残病痛,乃至对死亡的恐惧,持续折磨着他的心灵;另一方面,福建当地兴盛的宗教,尤其是佛教、道教与独具特色的山水风物,与文学创作及其承载的回忆一道,又成为其获得终极关怀、寄寓复杂情感的对象。韩偓寓闽期间的创作几乎均围绕上述心理与现实活动展开,亦成为其最后18年心路历程的最佳展示。

韩偓诗歌隐逸情怀研究

韩偓的隐逸情怀贯穿其诗歌创作生涯,其产生与转变的缘由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尽相同,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从诗歌内容来看,其产生缘因由青中年爱情、科举、仕途受挫的个人因素演变为晚年王朝变迁的社会因素;从思想动机来看,由进士及第前单一的儒家思想扩大为及第后到贬官濮州司马间的儒道并行再到归隐后囊括儒释道三教;从隐逸主体来看,又呈现出由唐亡前的被动到易代后晚年主动的变化。这种变化固然与韩偓丰富的人生经历与朝代更替关系匪浅,但韩偓本身的宗教信仰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上古汉语中“我”“吾”之比较——兼谈单音词研究的五个平面

根据语言的经济原则,一种语言中也不应该有两个功能完全相同的人称代词,"我"和"吾"的区别是代词研究的热点问题。在三个平面理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单音词研究的五个平面。对单音词分析既要区分文字、语音、语义、语法、语用这五个平面,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从文字、语音、语义、语法、语用五个平面考察了上古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我""吾",比较了它们的发展变化,对前人时贤的一些说法提出了不同意见。

韩偓诗韵研究——五代诗韵研究之一

研究五代音系 ,诗文的研究成为重要的实际语言材料。本文通过分析排比得出 :韩亻屋的古体诗用韵与《广韵》主要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出现同一摄内不同等地、开合口韵字的通押 ;出现不同摄韵字的通押。韩亻屋的近体诗出现庚耕清青同用、寒桓删山同用。还出现不同摄的韵字通押现象。此外韩亻屋诗歌用韵还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 :入声韵用例较少 ;出现四声换韵的例子 ;存在着四声混押的情况 ;养、漾合用。

韩偓诗歌对词体的影响

韩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其歌诗集《香奁集》多以都市女性生活为题材,内容上呈现出绮艳、“淫靡”的特点,并且采用“男子作闺音”的表现手法,具有典型的词体特色。韩的《香奁集》不仅体现了晚唐的审美风尚,而且成为后代词人借鉴的重要对象,在词体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同的题材内容 迥异的艺术表现——李商隐、韩偓艳情诗艺术表现的差异

晚唐诗坛上艳情诗创作颇为盛行。李商隐与韩偓分别是晚唐前后期艳情诗创作的代表诗人,且两人又是舅甥关系,因此韩偓的艳情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李商隐的影响。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两人的艳情诗在艺术表现上却显有差异,主要表现在:诗歌意旨一具朦胧性,一具显明性;表现手法一具象征性,一具直陈性;艺术效果一具感染性,一具感官性。只有通过认真审视和深入比较,才能更清晰、准确也更客观和全面地把握这两个重要艳情诗人及其艳情诗篇。

古代自传体艳诗的独特价值——韩偓、王彦泓、朱彝尊的艳诗新解

自传体艳诗是中国古代诗人对其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的实录,其独特价值在于坚守恋情、彰显个性,其坦诚与执着的态度在诗歌史上卓然特立。唐代的韩偓、明代的王彦泓以及清代朱彝尊分别代表了古代自传体艳诗发展三阶段中的主要类型,他们鲜明的个性及爱情观在诗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恋情对其人生而言到了刻骨铭心乃至不可或缺的地步,他们在艳诗中记录其过程,展现自我形象;他们将人生价值的实现与隐私性的恋情结合起来;对恋情的坚守,使得他们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及诗歌创作都超越时俗。传统儒家诗教宣扬的人生价值在他们的心目中已退居次位,他们敢于将纯粹的个人言情作为一种意义重大的主题进行史诗般的描绘,充分体现出对于自我的尊重以及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他们的自传体艳诗创作之途是颇为孤独和艰难的,但其独特价值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无疑有着超前的近代意义。

冬郎情结岂香奁——论近代诗人陈曾寿的遗民心态

晚唐诗人韩偓在清末颇受重视,陈曾寿诗中对韩偓尤为三致其意,其对落花诗的咏叹,以及纪恩与负恩之心理冲突,成为一种很有代表性的"冬郎情结"。而实际上韩偓诗的成就并不是很高,清季遗民之推崇韩偓,更多的是出于对其事唐经历的肯定,以及其眷怀唐室引起的情感共鸣。

韩谪居期间诗歌创作的情感心态浅说

韩的诗歌创作,以其被贬谪为界,具有明显的前后变化。在其漫长谪居期间的诗歌创作中,他对李唐王朝怀抱忠敬之心,表现出一种坚贞无悔的孤忠心态,同时又受唐末政局和自己被两度贬谪的人生遭遇的影响,认同了远祸全身、疏离官场、避世隐遁的生活模式,表现出一种较典型的谪居情感心态。

两汉时期的倭人研究——以历史人类学的视野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中,对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及大和民族先民历史的记载是很早的,学术界也已经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是仍然还有倭人分布区、倭人文化、徐福是否进入日本等问题需要再进一步辨析,而且研究的视角也需要有所变化。从历史人类学的视野出发,从民族和文化的角度钩陈史料,对比辨析,当有新的研究空间。

风流无复数香奁——论韩偓的艳情诗

韩偓这位享有忠臣节士令名的诗人,却偏偏自行结撰了一部令人匪夷所思的《香奁集》。《香奁集》通常被认为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部文人艳情诗集,千载之下,褒贬不一。借鉴文本分析、史料考证法,可以得出如是判断:《香奁集》既有艳夺温李的旖旎诗篇,也有与艳诗毫无关系的寥落意绪,更有介于似艳非艳之间的幽微心曲。

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吾、我”之别

吾和我的区别是代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考察了战国、秦至西汉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吾"、"我",比较了它们的发展变化,纠正了前人时贤的一些有失偏颇的说法,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本文对深入研究汉语代词史有一定意义。

唐末台阁诗人的生存状态与其诗歌主题关系的考察——以韩偓濮州之贬前后的创作为中心

唐末台阁诗人仕途的升降浮沉,不仅导致其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发生变化,而且强烈地冲击着他们的情感心态,从而对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影响。韩偓一生中因处于不同的生存状态,其诗歌主题的变化非常显著:早年蹭蹬科场,受咸、乾淫靡浮薄士风的影响,诗酒放浪,纵情冶游,写了大量的香奁诗;中年仕途通达,直接参与了军国大事的决策,目睹了战火纷飞、生灵涂炭的乱世景象,其时政诗对唐末时局做了客观的描述,始末历然如镜,可补史传之缺;晚年贬官沦落,又遭鼎革,其流寓诗感慨时事、哀悼故国,情感沉郁,风骨遒劲,达到了他一生的创作高峰。

李商隐、韩偓艳情诗艺术表现差异原因探析

晚唐诗坛上的李商隐和韩偓,既是舅甥关系,同时也分别是晚唐前期和后期艳情诗创作的重要代表诗人。在艳情诗创作上,韩偓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舅舅李商隐的影响。不过,就艳情诗的艺术表现而言,舅甥二人在诗歌意旨、表现手法、艺术效果等方面则仍有差异。探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生活经历不同,个性气质殊异,理论主张有别以及所处年代各异。

韩偓与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在推崇贾岛姚合的同时也效法韩偓的香奁诗,部分诗作题材上叙写女性及恋情,风格婉丽缠绵,这在较少描写爱情的宋诗中显得颇为突出。江湖诗派内部学习姚贾、许浑与学习韩偓两种创作倾向并存,这表明江湖诗人对晚唐诗的两种主要风格都比较看重,学习的是全面意义上的晚唐。

试析康有为“黄金时期”的礼学思想

康有为“黄金时期”的礼学思想经历了一个丰富完善的过程 ,它始于康氏皈依今文经学 ,以康著《春秋董氏学》将《礼运》“大同说”与《春秋》“公羊三世说”糅合为其成熟的标志。康氏黄金时期的礼学 ,对“礼”的社会本质进行了近代化学理阐释 ,纯粹了晚清今文经学“家法” ,并着力发掘了《礼记》中具有思辨性的专篇 ,在晚清今文礼学发展中做出了重要的阶段性贡献 ;同时 ,康氏礼学继承了“以经术缘饰政治”的今文经学传统 ,“托古改制” ,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 。

韩偓生平诗文系年简谱(上)

韩偓不仅是唐末一位被清《四库全书》馆臣称为"内预秘谋,外争国是,屡触逆臣之锋,死生患难,百折不渝,晚节亦管宁之流亚,实为唐末完人"的忠臣,而且是唐末最后一名著名诗人。本文特为之编撰生平和诗文系年的简要年谱。

韩偓“唐末诗史”说

杜甫"诗史"内涵包括叙写历史事件、反映个人遭遇、展现时代画面等三个方面,风格上又具有的"沉郁"的特点,韩偓诗歌符合上述内容,所以韩偓诗歌可以称之为"唐末诗史",韩偓是杜甫的"异代知音"。

战国两汉“倭”义变迁略考

作为最早记载"倭"的古籍,《山海经》《论衡》《汉书》的相关记载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是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考察其中"倭"的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从韩偓的感时述怀诗看诗人被贬后的心态

历来人们关注韩亻屋 ,总是把目光集中到他的《香奁集》上 ,殊不知《香奁集》外的三卷诗歌与韩亻屋的关系更为密切。这三卷诗歌中的感时述怀诗有 80多首 ,绝大多数创作于诗人被贬之后。透过这些诗歌 ,可以感受被贬后韩亻屋的种种心态 :他愁苦伤怀 ,甚至以酒麻木自我 ;他痛恨邪恶的藩镇势力 ,心中还存有对李唐王朝的一片忠心 ;同时 ,政局的险恶使韩亻屋不得不努力使自己归于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