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韩愈的道统观及在古文和文论中的显现

“道统”是圣人精神文化的传承,是儒道流传的谱系。韩愈认为,道是内圣外王的仁义之道,统是道的传承统绪。他把对道统的阐释融浸在议论文和书序文中,诠释了他文以明道的理论主张;而气盛言宜论和不平则鸣论又分别见出他对孟子和司马迁理论主张的继承与发展。但钱钟书认为司马迁之“愤”与韩之“不平”指向实不同,不过似非确论,钱说更适于解释“不平”之本义,而韩论所指实仍合于司马迁。

敦煌卷子S.202与传世本《金匮玉函经》异文举隅

从研究写本原卷的角度出发,将敦煌卷子S.202与传世本《金匮玉函经》逐字对照,通过版本校勘的方法,全面搜集所有异文,力求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举例探讨。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千余年的传播与接受中经历了由高丽朝文人士子自下而上的推动、朝鲜朝初期深度参与意识形态建设、17世纪达到高潮、朝鲜朝后期发生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韩愈的不同散文作品契合了朝鲜古代不同时期政治、社会和思想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被融入民族审美文化之中,甚而成为朝鲜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中国批评话语影响、朝鲜古代的政治生态、民族散文批评话语构建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韩愈散文的典范地位,表现出了中国古典散文域外传播和接受的典型特征,在东亚范围内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走向下层:明代科举视域下韩愈古文的流播

在科举与学校的关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明代地方学官,特别是提学官,会刊刻或购买韩愈文集或相关古文选本,存藏至地方学校藏书楼中,作为生员模写习作的文章范本。随着提学官的迁转,他们的督学理念、文学主张以及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大家的古文也会随之流播。在科举等制度的保障下,以韩愈为中心的唐宋文脉得以在以地方各级学校生员为主的下层群体之中延续下来。由此可知,常民的文学世界往往与主流文学场域有别,在近古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文化走向下层的脉络清晰可观。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

考察北宋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历程,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揭示出欧诗承韩有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其关键在于对“以文为诗”的标举与承传创变。欧阳修的尊韩、学韩确立了韩愈诗歌在北宋的诗学典范地位,他在模仿研习韩诗基础上的“变韩”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创新精神是他接受韩诗、领导诗歌革新的真精神所在。比较韩、欧诗歌的不同可见,欧诗“变韩”之处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文人化、议论说理的凝练精警与理性色彩、谋篇布局的疏荡章法与铺叙笔法等方面。此外,欧阳修还以平易细密扬弃了韩诗的过分奇险拗峭。欧诗承韩这一接受现象对创立有宋一代新诗风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欧阳修承上启下,是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其接受韩诗之意义就在于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奠基性的作用。

明清散文流派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和疏离

明清散文流派众多,明确接受韩文艺术传统的只有唐宋派、桐城派和湘乡派。数量虽少,但影响比较大。其他流派,疏离倾向明显。它们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或疏离,受到明清思想文化新变和韩文艺术传统儒家思想属性的影响。接受或疏离,主要表现在对待韩文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态度上。而无论接受或疏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接受中有疏离,疏离中有接受。

关于韩愈文的认识与评价——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序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韩愈,其文章是他各方面业绩和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文章本身论,它们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思想、学术上它们开拓宋明"新儒学"的先河;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上则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散文的发展上,他以明晰的理论、卓越的实践领导一代风气,在丰富和完善散文文体、发展散文艺术、锤炼散文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其个体作品更成为文学散文的典范。

韩愈“古文”中的“骈文成分”

韩愈“古文”中的“骈文成分”随着作者年龄的增长和古文运动的深入,呈递减之势。这些成分集中分布在议论性和抒情性的文体中,在叙事性文体中,句式则以纯正散体为多。借助骈句议论和抒情而纯用散句叙事的文体特征,甚至经常表现在同一篇文章之中。韩文中还存在着字数和平仄基本保持着“四六文”的原有特征、而两句间的对偶和韵律已不复存在的“亚骈句”形态。

论中唐骈散相争与韩愈的“破骈为散”

韩愈"破骈为散",改变了六朝以来骈文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其破骈为散的主要方法一是增加句子的字数改变原来的对仗;二是故意把原本可以作为好好的对句改为不对仗的,几个很标准的句式已经构成对句长联,他又突然增加一句,打破骈文的对仗形式;三是把对仗句式演变成排比句式;四是强调"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破骈为散,体现了骈散相争的对立而又互融的特点。

韩愈的交游与古文之兴

本文从韩愈的交游重新审视古文和古文运动,认为:柳宗元作古文不像韩愈那样弘扬古道,而是以自己的生活、思想、性情为文,缺少与韩愈共倡古文的自觉。韩门弟子李翱趣味重在修史,张籍为韩愈所重却乐与白居易、元稹以诗为务,皇甫的好新奇与古文的传古道有所不同。张籍弃俗而从好古文的寂寞之道以及李翱的不合时俗而学古文,可见古文处世的艰难。在韩愈的其他交游中,孟郊创作的趣味在诗,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重诗且言不称古文,同样说明古文在当时声势的微弱。

韩柳集中市民意识的文学表现

本文所谓“市民意识”，特指在古代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视商贸活动的新阶层之新意识。中唐时期市民阶层影响渐大，传奇及说话等俗文学日渐昌盛，诗文大家韩愈、柳宗元沾溉世风，以创作表现了这种新形势、新意识，始创以古文作小说，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市井人物形象。除诉诸文学手法之外，柳宗元在接受新兴市民意识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思想需求，予以改造，大大扩展了其“大中”之道的现实内容，为新时代的儒家之道输进了新鲜血液。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与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试论元结诗歌的散文化

元结是唐代第一个大力“以文为诗”的作者,其诗歌的散文化程度大大超过后来的韩愈。本文把元结的近百首诗分成三类,分析“以文为诗”在三类诗歌中的不同特色,进而把元结的“以文为诗”跟韩愈作比较,以突出元结诗在诗歌发展史上的意义。

“道”与“文”的纠葛:韩愈“文以明道”观新论

韩愈提出“文以明道”观,力求在古文创作中体现他复兴儒学、排斥佛老的意图,但是后世的评价或者责备其“道”之不纯,或者批驳其“文”之不粹,“道”与“文”相纠葛,令我们难以恰切把握韩愈的整体面貌。因此,必须拨开迷雾,回到韩愈自身以及他所处的历史境遇,梳理出他关于“道”和“文”的真实思想和创作实践。从“道”的层面,韩愈从儒家士大夫的立场出发,着眼于现实政治,以儒家之道干政,重在践行,但由于身不居其位难以施展,才将“道”的意图表现于古文创作中;从“文”的角度,他以集大成的创作水准,提出“不平则鸣”“气盛言宜”等理论主张,以“道”为“文”之根本和动因,并在文中融入了“道”的内容主题,充分贯彻了“文以明道”的理念。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