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以何其芳奔赴延安的动因为考察对象

中国现代作家因人生阅历以及创作经验的不同,在奔赴延安前心态各异。洞悉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有利于进一步厘清中国现代作家文学道路嬗变的脉络和原因。在艾青、丁玲、萧军等奔赴延安的中国现代作家中,何其芳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有两种心态:一种是追求报告文学写作,想通过奔赴抗战前线收集资料撰写报告文学,以实际行动参加抗战;另一种是追求进步的心态与精神。这种体现是他抗战前作品中蕴含着“激进力量”和追求进步的热情。再加上吴伯箫、杨吉甫等革命友人的影响,加速了何其芳奔赴延安的过程。何其芳奔赴延安之前的文人心态或多或少地存在于其他中国现代作家中。这也说明,中国现代作家奔赴延安前的文人心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

诗化与造境——何其芳1930年代小说、戏剧综论

作为1930年代文学场域的代表性作家,何其芳在其小说、戏剧作品中呈现的诗化风格成为其标志性的文学姿态。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何其芳1930年代的小说、戏剧创作凝练为青春主题的书写形态,他将诗歌写作中的美学意象铺陈为短篇历史小说《王子猷》的诗意化历史情调,以诗作《预言》入小说的尝试丰富了何其芳的文学体验。戏剧《夏夜》在空间造境上以现实生活的时空为背景,着力构建“心灵的语言”,也为何其芳1930年代的文学探索提供了经验。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浮世绘》则延续了何其芳唯美的写作气质,又在反思自我与时代的关系上有所突破。

革命知识分子的“快乐”与“温情”:何其芳《夜歌》的听觉叙事

何其芳的诗集《夜歌》呈现了其初至延安时期“心境”的多重变奏,通过“听觉叙事”的角度和方式,讲述了他如何通过延安生活中所体会到的“快乐”和“温情”,克服长久以来的“寂寞”情绪,以及因繁杂的事务性工作而产生的“疲倦”之感,获得身心的全面安顿。前者来源于“相信人类有着美好未来”的乐观情绪,在延安高昂热烈的“歌唱”氛围中得以表达;后者则产生自“同志爱”,作为一种新型的“情感结构”,流淌于革命知识分子彼此间平等坦诚的“谈说”之中。何其芳带着这些宝贵经验成为一名“快乐的说教者”,给更多的延安青年以精神的鼓励和调适。

晚年心事与诗情勃发——论何其芳的写诗、译诗与编诗实践(1959—1977)

在何其芳疾病缠身、政治受挫的晚年,他毅然爆发无限的诗情,倡导建立中国现代的格律诗。他努力创作了一批新诗,同时还写就诸多的旧体诗,并更为积极地译诗与编选诗集。这些或公开或未公开的诗艺实践,集中展现了何其芳的晚年心事。在写诗与评诗、新诗与旧诗、新诗与民歌以及外文与译文之间的悖论,导致其内在缠绕着深刻的苦闷与焦虑。不过,在始终如一的革命政治追求下,何其芳力求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虽然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在思想解放下整合独具特色的诗艺主张,彰显了诗人革命家坚定的生命理想与高度自觉的文化精神。

“我歌唱延安”:关于“青年何其芳”

何其芳的“延安道路”具有独异性,也具有知识青年成长进程中显现的共通性和相近性。在“文学何其芳”和“政治何其芳”作为区隔和分野的现有逻辑判断下,应该说何其芳深处延安语境中青年主体的身份认知和文化心理被遮蔽掉了,“青年何其芳”对延安的歌唱呈映出青年个体的成长趋向。文艺整风前,作为青年的何其芳,其创作活动体现“自述性”的个人色彩,创设文本隐含着其小资产阶级思想被加以改造的痕迹,青年主体的抒情和“青年何其芳”的成长诉求形成了一种同构关系。在《我歌唱延安》和《夜歌》的写作中,可以看到“青年何其芳”的前行进程,即政治的、艺术的、思想的和心理的相关因素都应被纳入到革命伦理的考察范畴内。“青年何其芳”的终点是走向“革命何其芳”。

何其芳“新月时期”的唯美诗艺

何其芳1929年至1931年间的诗歌创作明显模仿新月派,从诗的外在艺术形式到内在精神实质都与新月派诗歌高度相似,可称其创作的“新月时期”。在艺术形式上,其诗歌创作严格遵循闻一多提出的“三美”原则,同时也借鉴了“新月派”独有的“用对称的章节组织、按时间的进展写事物的变化”的行文章法,以及“戏剧性独白”的艺术手法。但这一时期的创作模仿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而这一时期严格的格律训练孕育了他后期成熟的诗歌创作。

“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论何其芳的《星火集》《星火集续编》

从《星火集》中的文章看,何其芳已经不仅仅是评论这个世界,而是按照《讲话》的精神用实际行动进行文化宣传和统战,是个人与现实的融合过程写照。《星火集续编》更是将自己完全融入现实世界斗争中,批判现实,揭露国统区的黑暗。从《星火集》到《星火集续编》可以清晰地看到何其芳思想的嬗变,这是一个自我融入现实、最终与现实完全融合的过程。

“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述评

自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何其芳现象”的研究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学界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学术探讨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风貌。如果说最初的讨论主要聚焦于政治因素对何其芳文学创作形成的消极影响,站在“审美主体性”的立场上批判“文艺为政治服务”等文艺理念的话,那么,21世纪以来,研究者们更加关注何其芳“转向”前后文艺思想的延续性问题,并由此出发,对“何其芳现象”这一概念本身提出了质疑。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对“何其芳现象”研究史进行回顾与总结,既可以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及其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也可以为推进何其芳研究提供相应的借鉴。在此基础上,对何其芳“转向”前后心态的分析,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何其芳现象”这一文学史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意义生成机制及其理论限度。

“过客”与“独语者”——鲁迅《野草》和何其芳《画梦录》比较研究

《野草》和《画梦录》分别是鲁迅和何其芳具有重要意义的散文诗作品。他们在思想上具有相同的精神特质 ,就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低潮期找不到出路的孤独和彷徨。但是二者又有着本质的不同。同时 。

何其芳·民间文学·延安文学传统

何其芳在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是位重要人物,他在民间文学领域的贡献,更多的是在思想层面。他对于民间文学的"艺术性"和"社会性"、民间文学领域"整理和改编"、"民间文学和新文学"的关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与他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开始的特殊时段——延安时期以及他本人的文学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对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红楼梦》研究的范式转换

以何其芳、吴组缃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美学与历史的"批评原则为指导,对《红楼梦》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产生了一批极有分量的红学著述。他们的相关红学研究成果堪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典范之作,更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卓越的理论阐释能力与实践品格。从学术史的视角来看,他们的研究工作开辟了《红楼梦》研究的新格局,有力地促进了红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痛苦的求索——20世纪30年代末何其芳的创作转型现象研究

20世纪30年代末,何其芳的创作危机阶段性来临,《画梦录》模式濒于枯竭,何必须寻找新路;不久,他变得像鲁迅一样激越,开始"叽叽喳喳"发议论,新的话语模式来得如此强烈,震惊了国统区的话语环境,他成了一个不受欢迎者,他感到孤独,他需要换个环境———一个全新的适合他创作的环境,他选择奔向北方。何其芳的延安之行,并不全是政治原因,文学因素同样值得关注。

从精致表现自我到抒发客观实感——解放区散文家何其芳的艺术命运

本文借用社会心理学的角色概念与理论 ,分析、阐释解放区散文家何其芳散文创作的艺术命运 ,发现他的角色意识是从美文的创造者、抒写自我者 ,经过展示苦难者与评判现实者 ,最后转变成讴歌光明、赞颂将领、嘲讽敌人、自我贬损的文艺工作者 ,角色意识的转变造成他以创作杂文、报告文学为主 ,自我抒情散文逐渐萎缩 ,注重抒发对客观事物的实感 。

延安整风前后的鲁迅艺术学院

延安整风成为延安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要分水岭,此前此后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教育方针、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迥然不同,清晰地勾勒出战时状态下文学教育的缩影。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社会是典型的现代兵法社会兼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模态,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性质是政治规约高于文化传承,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追求科学与真理的学术人才,而是培养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的工具。鲁艺也曾探索学院化、正规化的教育之路,但在一个高度政治化和军事化的生存空间里,延安鲁艺及其每个人都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经受着种种考验与变异。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文学系主任何其芳以及教员周立波等人的转变正是典型体现。

一部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心灵文献——重读初版《夜歌》(1945)

何其芳的《夜歌》可以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战士转化的心理记录,是特定政治语境下人性蜕变的心灵文献。它精微地揭示了革命价值理念怎样把战争语境、民族自由的渴望、新中国的梦想整合起来,纳入历史进化论的轨道,从而对何其芳人性基因的意象化符号诸如"爱情"、"自然"、"夜"与"梦"进行删除、修改、压制的。何其芳在被改造过程中的矛盾困惑与其坚持的"快乐哲学"之间的缝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分裂人格。

典型论在“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的演化与论争

本文阐述了从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及小说理论史的曲折展开,并首次以“更典型论”对这一时期主流的小说创作理论作出了概括。文章阐述了“更典型论”的兴起原因,以及因之而导致了散文化、诗化体式的小说创作主张的败北,并形成了对路翎小说的批判,以及对《青春之歌》及茹志鹃小说的批评等种种情状。进而,文章又阐述了“更典型论”在战胜了邵荃麟的“中间人物”论与“现实主义深化”论,以及何其芳的典型理论后继续向前冲,而在七十年代达到了它统治势力的顶点,同时在内涵上也就跌落到了它的最低点的过程。

从“原始的单纯”达到“圆满的单纯”——革命话语作用下的何其芳诗歌创作

何其芳的诗艺探索和诗风变化,显示出革命话语的传播接受如何强有力地作用于现代汉语诗歌的价值定位、阅读期待和批评标准。《预言》时期,何其芳的创作被指为"忽视和逃避"现实,主要是因为他对现实的态度不符合当时革命话语的规范。《夜歌》时期的何其芳热忱追寻和接受革命话语,诗歌表达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以适应向民众传播革命话语的需要。颂诗时期,革命话语已内化为诗人的思想意识,其创作的整体风貌日益纯粹,表现出很强的时事性。他的旧体诗创作同样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感,革命话语被自如地嵌入其中。从青春期的自我"独语",到对时代潮流的追寻,再到对新时代的赞颂,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历程体现出"由原始的单纯"到"新的圆满的单纯"的精神追求。

诗人个案研究中的文献—发生学方法

为了避免"诗人个案"这个复杂的立体的研究对象被简单化为诗人的文本研究,有必要借鉴文艺学研究领域中的"文献—发生学"方法。面对独具个性的诗歌文本,我们还有必要追问:诗人精神个性的生成、诗人自身的精神境遇乃至于隐秘的精神风暴又是如何外化到诗歌文本之中的?这种研究有利于打破机械的唯物反映论研究方法,从而使"诗人个案研究"更加立体化。

何其芳《预言》后期创作与艾略特的影响

何其芳在《预言》后期创作了一些具"荒原"色彩的诗篇。这些诗篇既渗透着艾略特的影响,又具有何其芳自身的特色。就前者而言,何其芳此类诗作中对都市荒凉、衰败的表现与批判、对"荒原"的环境描写及其意象艺术、怪诞的艺术表现,都与艾略特有着关系;就后者而言,何其芳对"荒原"的表现与批判主要是针对当时他眼中的古老民族的荒凉与衰败的,环境表现及其意象艺术也具有北方和北平古城的地方特色,而怪诞的艺术则主要是他的梦幻艺术个性在"荒原"诗作中的体现。

何其芳的佚简《致范用》及其解读

《存牍辑览》收录了1946年8月30日何其芳致范用的信件。此信是"首度编次",系何其芳的佚简。其篇幅虽短,但内涵丰富,故在迻录之后,兼做辨析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