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债券信用评级

企业战略作为企业全局性、长期性资源配置的重要规划,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也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本文从企业战略视角出发,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经营主导型企业,投资主导型企业的债券信用评级更低,并且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企业中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资源配置战略通过作用于企业违约风险而影响债券信用评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发债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和债券市场投资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融资可得性、融资成本与民营企业创新

作为我国科技创新中坚力量,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一直面临“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本文在一个综合框架内探究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融资可得性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而融资成本的上升没有显著抑制民营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可得性的改善更有利于促进股权集中度高、规模小、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民营企业创新。研究结果表明,从促进民营企业创新角度看,解决民营企业融资困境主要在于提高融资可得性;在畅通融资渠道过程中,如果交易成本增加或正常的风险溢价导致较高的融资成本,则应允许这种隐性成本外显以促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此外,还应依据政策效应大小,对不同类型民营企业给予不同力度的政策支持。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基于数字金融的调节作用

我国企业在筹资过程中面临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对企业成长造成了制约,数字金融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文章以2017—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区域数字金融水平调节下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关系。通过系统分析以及基于规模异质和产权异质的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融资约束显著负向影响企业成长,与企业规模无关,对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数字金融在融资约束与企业成长的曲线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大型企业要比中小型企业更加明显,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影响显著。研究不仅强调了企业要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成长,也为政府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增强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关注,营造良好的数字金融环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ESG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绩效: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ESG是一个新型的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指标,发掘企业ESG表现如何激发企业内生动力进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此背景下,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1年的年度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在二者之间的渠道作用以及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越好,企业绩效越高。对作用机制的分析表明,良好的ESG表现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进而提升企业绩效。同时,企业财务风险对企业ESG表现通过企业绿色创新影响企业绩效的这条路径存在调节效应,且企业财务风险越大,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是存在保护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独立机构投资者持股企业和成熟期企业而言,企业ESG表现对企业绩效的正向提升效应更明显。

环境扫描、机会窗口与后发企业颠覆性创新模式选择——基于吉利和比亚迪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和丰富多样的市场需求,为后发企业提供了实施颠覆性赶超的机会,如何辨识和把握外部环境机会窗口并能否契合组织内部动态能力转化为创新决策和行动是企业成败的关键。[研究方法]该文通过对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双案例对比分析,探讨环境扫描对企业识别外部环境多重机会窗口的意义及企业内部环境与机会窗口的适配性对于企业进行颠覆性创新模式选择的重要性。[研究结论]研究发现:面对不确定性激增的商业世界,战略决策前的环境扫描可以帮助后发企业有效识别技术机会窗口、需求机会窗口及制度机会窗口,而企业内部环境的充分考量有利于后发企业将自身优势最大化,从而成功实现颠覆性创新。

企业战略变化、垄断地位与投资效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以200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的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成长期企业采取积极的战略变化有助于提高其投资效率;成熟期企业的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衰退期企业的战略变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进攻型战略变化有助于企业扭亏为盈;企业的垄断地位会弱化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战略变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成长期企业应积极主动地调整战略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成熟期企业应避免过度的战略变化,以免损害已经积累的核心竞争力;衰退期企业要勇于尝试新的战略方向,重新进行品牌定位;企业在制定战略时要充分考虑企业垄断地位和企业性质等因素,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社会信用与企业韧性——基于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不稳定的背景下,如何增强企业韧性是所有企业都要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基于2007—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平衡面板数据,测度了企业韧性水平,并以城市社会信用体系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社会信用对企业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信用提升能够显著增强企业韧性;社会信用主要通过提高城市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劳动生产率三个机制来增强企业韧性。异质性分析发现:社会信用对企业韧性的增强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较低企业、非国有企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中的效果更大。文章为研究企业韧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视角,对如何增强企业韧性、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

分析师关注度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对绩效的影响机理:基于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的研究

研究整合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信号理论,以分析师关注度作为中介变量,利用机器学习与文本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A股957家上市公司5 472条企业社会责任数据的分析,从言(披露)、行(行为)两个方面探究了企业社会责任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包括社会责任报告语调、易读性、覆盖范围等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披露及包括捐赠金额、捐赠增幅、行业内捐赠占比等在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证券分析师关注度具有显著影响;证券分析师关注度无论对企业短期绩效还是长期绩效都产生正向影响,并作为中介变量传递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效应。研究结果优化了对企业社会责任言、行的测量方式,较大程度地避免了依赖第三方数据库可能产生的信息偏误,克服了已有文献大多将企业社会责任言、行割裂开来展开研究的不足,将证券分析师关注度这一关键中介变量纳入理论模型,打开了企业社会责任言行如何影响企业短期和长期绩效的“理论黑箱”。

数字政府建设促进小微企业创业了吗?——来自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的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手段,在促进中小企业创业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数字化企业服务平台是应用最广的数字政府建设载体之一。本文以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成运营为准自然实验,结合浙江省小微企业注册数据,对数字政府建设的创业促进效应进行实证估计。结果发现,通过提供市场信息和匹配服务需求,浙江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降低了市场进入壁垒,促进了小微企业创业,且该创业促进效应在创业环境差的地区更显著。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农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农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超额雇员率、增大研发投入来提高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节效应检验表明,营商环境不确定性、行业竞争强度加剧将削减数字化转型对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小规模农业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农业企业、国有农业企业、两职分离的农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为此,政府等治理主体应完善数字基础设施,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市场竞争秩序,优化农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外部环境;同时农业企业也要根据自身发展实际,科学配置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资源,选择适宜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考虑ESG因素的新能源汽车企业价值评估——以比亚迪为例

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ESG(环境、社会、治理)投资备受关注,ESG因素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日益凸显。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在绿色发展理念和政策支持的引领下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何更准确地评估相关企业的价值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本文以比亚迪为研究对象,构建以EVA模型为基础并考虑ESG因素的价值评估模型,进而得到考虑ESG因素后的企业价值。本研究为ESG投资理念下的估值实践提供了可行思路,可助力投资者优化投资策略,同时也能为新能源汽车企业提供改善自身ESG实践的思路,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吗

“十四五”规划指出,以数字化引领绿色化发展,实现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的高效互动。文章以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替换变量等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两条路径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有利于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助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A股2007-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表现为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的提升,这种促进作用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抑制研发操纵的渠道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在外部融资依赖程度高、内部治理水平差、市场竞争度低的企业表现得更加明显。同时,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推动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加强资本市场中介机构职能化及专业化建设,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经验支持。

国有企业的低碳双元战略发展路径——基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的案例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始终肩负着发展经济和服务社会的双重使命。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特点与所承担的业务特征,国有企业很可能面临高耗能的挑战。选取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典型案例,基于双元理论探究国有企业低碳双元战略的动态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低碳发展首先是将低碳理念融入其“经济—社会”双元目标,形成具有经济属性的成本性和效益性低碳导向,以及具有社会属性的政策性和公益性低碳导向。基于此,国有企业开发低碳双元战略实践,包括具有经济属性的低碳成本管理和低碳业务投资,以及具有社会属性的低碳政策落实和产业低碳引领。此外,知识和资源开发促进了低碳双元战略实践的相互转化,实现了低碳双元战略的协调统一。研究结论既为国有企业低碳发展中的协同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解,又拓展了双元理论在企业低碳管理领域的应用。

企业ESG表现的研究综述及展望

随着我国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推进,来自不同领域的众多学者对企业ESG表现的研究日渐深入。在对相关研究热点进行综述的基础上发现:企业ESG表现内涵尚不够明确、ESG表现评级缺乏对质量的重视、缺乏数字经济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因此,本文旨在全面综述企业ESG表现的相关研究,对企业ESG表现的相关概念和度量方式进行辨析,总结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既有研究的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尚不充分,仍需在ESG评级体系、研究动因与研究后果等方面深入探索,进而推动企业ESG理论的完善与创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

ESG责任履行是“双碳”目标框架的应有之义,更是企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绿色发展提质增效的必由之路。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构建双重固定模型实证检验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U形关系,其中该U形关系在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维度、非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和处在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和代理冲突在ESG责任履行和企业风险的U形关系中发挥传导作用;同时,分析师关注度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可以负向调节ESG责任履行与企业风险二者之间的U形关系;而ESG评级不确定性和“漂绿”策略会抑制ESG责任履行的风险防治作用。据此,应构建并完善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ESG信息披露制度,引导企业适度履行ESG责任,在ESG转型过程中注重内部监管和风险管控,助力经济绿色转型深入推进。

ESG评级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价值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作为衡量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标准,旨在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绿色发展。完善ESG体系对提升企业投融资能力、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以及实现绿色经济目标意义重大。文章以2019—2021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ESG评级表现、绿色创新与企业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注重ESG评级表现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价值,且绿色创新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ESG评级表现与绿色创新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越注重ESG评级,绿色创新水平越高。文章为上市公司重视绿色创新能力和提高ESG评级表现提供了经验依据,对加强ESG体系构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创新对企业MD&A叙述性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

研发和创新具有投入高、周期长和不确定性高的特征,这使得高创新企业面临较低的透明度和较高的专有成本。一方面为了满足投资者决策需要,防止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价值低估,企业有动机提供更多信息;另一方面创新所伴有的专有成本,又使得企业存在专有信息被现有和潜在竞争对手获取的顾虑,从而选择提供模糊信息的披露策略。本文利用200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企业创新对MD&A叙述性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创新的增加,企业叙述性信息披露的信息含量上升(文本相似度显著下降),但是披露的信息质量下降(文本可读性显著降低)。该结果说明管理层既希望向投资者传递更多信息,又担心来自竞争对手的威胁,即管理层会选择释放更多的叙述性信息并模糊表达。上述结果存在于行业竞争更激烈、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和高管持股比例较高的情况下。本文结论对知识产权信息披露与管理层披露策略选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激励差异、行权约束与企业创新——来自医药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证据

医药企业创新活动具有研发经费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率高、周期长的特点,医药企业如何开展创新激励成为提高其创新绩效的关键问题。使用2009—2022年医药类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进行检验,并从激励契约条款的微观视角,就股权激励差异、行权有效期、行权业绩考核条件等激励契约条款的设计差异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股权激励可以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适当扩大股权激励差异有利于调动企业成员的竞争积极性,增强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激励契约条款中,行权有效期设置越长,越能够对管理层和核心员工形成持续性激励和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行权业绩考核设置越严格,管理层盈余管理和规避风险的动机越强,进而抑制企业创新。

政府助推与企业ESG行动

文章借助助推理论,按照企业自主权受到干涉的程度,将对企业进行ESG行为决策干预的助推工具分为三级,并据此构建行动框架,从企业践行ESG的隐性内部条件到显性的ESG体系和披露内容等方面探讨助推在政府推动ESG中的有效性。根据企业内在本质与外在表现进行划分,识别出不同类型企业面对政府不同ESG助推策略的不同反应。结果表明,助推在促使企业践行ESG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三级助推在不同企业中发挥了差异性的作用;无主动意识且自身能力弱的企业更需要政府通过二级和三级等强助推工具进行决策干涉;尚未构建ESG体系的企业或者ESG信息披露仍以定性指标为主的企业,更需要政府通过强助推工具对企业的ESG行为进行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