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案审查制度在香港地区的运行空间

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反复强调要在香港地区加强备案审查工作,但如何能让一项基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的监督制度有效嵌入香港法体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宪制难题。在香港基本法制定过程中,为了弥合两地法律监督理念差异,立法者引入“分工负责审查模式”、通过对“审查依据”“审查对象”“纠错方式”的三重设置,将备案审查在香港地区的功能框定在一个重要但有限的范围。作为香港地区法律监督制度的一环,备案审查在实践中需要同时处理与“行政长官立法监督权”“香港法院司法审查权”“香港原有法律监督权”的三重关系,复杂的制度间博弈影响了备案审查预设功能的展开。备案审查制度功能在香港地区的强化可从前后两端着眼:一是加强与行政长官的沟通,实现对立法草案的控制;二是构建纠纷解决程序,处理备案审查与司法审查权限交叉的疑难情形。

作为宪法性义务的政治效忠——以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事件为视角

香港立法会议员宣誓争议的本质是议员的政治效忠问题。政治效忠表达的是个人或组织对国家的忠诚义务,其经历由道德义务向法律义务(首先是宪法义务)的转变。现代法治框架下,政治效忠集中表现为个人或组织等主体对国家宪法体制的尊重和维护,其主体包括个人、国家公职人员、政党、社会组织和地方政府,但不同主体效忠义务的具体内容及其违反的后果均存在差异性。《宪法》上的政治效忠义务应通过普通法律予以具体化并应由相应的法律机制予以保障。香港议员对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承担政治效忠义务,宣誓是政治效忠的表现,不能以言论自由为由否认法定的宣誓要求。

论法律翻译中的文化性表现——以《香港基本法》的英语译本为例

文章通过对《香港基本法》英语译本的批判性分析,从定性分析的角度探索了可能影响该法律翻译决策的理论和背景因素,得出的结论是法律翻译与文化休戚相关,在翻译过程中优先考虑的应该是源文的立法本意以及译文的法律效果,而非语义。因此,当译者在做语言方面的决定时虽然显得要比做法律方面的决定时自由得多,但是其文化因素,包括法律文化体系以及权力关系,终将对译者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影响最终的法律译本。

主权、国家安全与政制改革:“港独”的《基本法》防控机制

"港独"是一种谋求"香港独立"的社会思潮、分离理论和政治运动,不论分离主义者如何构建和渲染,其归根结底是一个法律问题。《基本法》是我国的宪制性法律,它对香港的地位作了清晰的界定,应当成为反驳和遏制"港独"的法律依据。首先,"港独"挑战了国家主权,但是《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国。在《基本法》的框架下,"港独"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其次,"港独"组织酿造的暴力事件,危害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也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基本法》第二十三条有关国家安全的规定,应当被用于遏止"港独"。最后,"港独"因民主化而起,只有最终实现民主普选,才能彻底消解"港独"的生存空间。《基本法》有关普选的规定为重启政制改革、消解"港独"奠定了基础。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实施宪法的实践——以33份规范性文件为样本

在香港问题上实施宪法,因充斥着法理争议与政治争拗,始终是基本法研究领域的难点。经过梳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针对香港问题通过的规范性文件,发现在涉及"解决《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创设香港新宪制秩序""处理香港政改争议""行使法律解释权"和"决定特区租管地"五方面问题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至少在33份规范性文件中实施了宪法。由此可见,宪法在涉及香港问题上加以实施绝非纯粹的学理想象,而是真实存在的现实问题。当然,现有的宪法实施模式在宪法条文的选择及实施方式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这其中既有法律理念的原因,也有政治考量的因素。应看到,在基本法逐渐被香港法院"宪法化"的趋势下,提炼宪法在香港实施的原理,不仅有利于澄清宪法在香港宪制结构中的地位,而且对提升港人的国家政治认同也会产生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