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文体的认知诠释——以杨宪益和霍克斯《红楼梦》译本为考查中心

结合《红楼梦》语料库,从类符形符比、词汇密度、词长分布等方面对比分析杨宪益和霍克斯两种《红楼梦》译本,结果显示二者的译文均呈现明显的显化特征。在此基础上,文章主要结合激活扩散理论和阐释学原理探讨翻译文体产生的认知原因,进而指出译者由于具有双重认知身份,在翻译过程中常常需要以文本方式补充原文隐含的逻辑关系以及缺失的文化因素,从而降低译文的阅读难度,并提升译文的阅读体验。然而,译者的这种处理方式颇为特殊,其宛如在原文和译文的夹缝中求生存。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译文和写作属于不同的认知过程:译文的创作必然会带有译语环境以及译者个人的鲜明特征,这就注定了翻译文体出现的必然性和独特性。

文化自信视角下《红楼梦》淮河流域方言日译策略研究——以伊藤漱平译本为例

从文化自信的视角出发,以《红楼梦》伊藤漱平译本中的淮河流域方言翻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汉日双语平行语料对比,结合汉斯·弗米尔提出的目的翻译理论对伊藤的方言翻译策略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通过研究国学经典普及对方言的认知与使用,更好地促进淮河流域方言的保护与传承、增强文化自信、提升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的实际效果。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俄译研究

以生态翻译学强调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译者中心”和“三维转化”为视角,分析《红楼梦》中文化负载词的俄译策略。译者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运用意译、直译加注、语境增译、省译、归化和异化等翻译技巧,在“语言维”和“文化维”上进行不断“适应”和“转换”,从而克服中俄两国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实现“交际维”的转变和补偿。

《红楼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本文以《红楼梦》的影响最大的两部译本中文化词语的翻译为例,讨论了在翻译过程中保留文化信息的重要性。相比之下,杨译本多采用异化的译法,霍译本更倾向于归化的译法。虽然译者在翻译中遵循了不同的指导原则,但他们传递原文中所承载着的文化的使命却是相同的。译者只有深刻理解并有效表达深层文化信息,才能完成文化传递的任务。这也是衡量文学名著译文质量的重要标准。

郭实腊对《红楼梦》的误读——论《红楼梦》在英语世界的首次译介

本文探讨了郭实腊对《红楼梦》的误读。郭实腊首次真正意义上将《红楼梦》译介到英语世界。但由于自己中国语言文学水平有限,以及受"西方中心主义"思想影响,他在译介《红楼梦》过程中误读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和艺术成就、《红楼梦》中的人物以及《红楼梦》的故事情节。

二十年来的《红楼梦》英译研究

本文收集了13种外语类期刊在1980年-2003年20多年当中所刊登的所有有关《红楼梦》英译的文章,并对这些文章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作了系统分析,旨在对《红楼梦》英译研究的成果和状况做一个较为客观的评价。

言语行为理论与名词式人物换称---以《红楼梦》前八十回对话句语料为例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的第一理论。它认为,人们说话时,同时在进行三种行为:说话行为、行事行为以及取效行为。其中,行事行为能体现说话者的意图,是最关键的行为。名词式人物换称是发话方在众多指称方式中进行选择、动态使用人物指称的过程,是一种由单个名词所体现的言语行为。从言语行为理论的角度对《红楼梦》名词式人物换称进行研讨,并利用标记性、距离性等概念对第一、第二、第三人称的名词式人物换称进行深层次的剖析。

中西翻译观对比研究

文章首先描写和分析杨译本与霍译本语言特征及差异;然后在质疑译学界同仁将这种差异归于诸如翻译目的、文本类型、译文读者对象等见解基础上论证了翻译主体翻译观的差别才是造成两译本语言差异的深层根源;接着对中西译者翻译观的差异、形成及根源从分析中西文化入手予以阐释;最后,以中西思维方式为视角,论述了中西译学的不同发展轨迹.

《红楼梦》翻译研究的热点、问题及思考

文章以2002~2017年国内发表的《红楼梦》翻译研究文献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索《红楼梦》翻译研究的推进过程和研究热点,并为未来研究提供建议。文章采用文献计量方法,结合文献可视化软件CiteSpace,对《红楼梦》翻译研究的发表、被引、作者、机构、关键词等信息进行了统计,并结合知识网络对相关研究进行了细致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红楼梦》翻译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主要关注的是英译版《红楼梦》,及其文化及文学翻译方面的翻译策略。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已出现,但是尚未形成核心作者群,且跨学科合作较少。

《红楼梦》英译研究回顾与展望

从研究主题、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1979～2011年有关《红楼梦》霍译本和杨译本的主要期刊论文进行梳理,结果表明:《红楼梦》英译研究以文化、诗词为焦点主题,以文化、美学为热点视角,主要采取较为主观的定性研究。要将《红楼梦》英译研究发展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还需从几个方面努力:拓宽研究主题、吸收"红学"成果、端正研究态度、加大发表力度。

霍克思译《红楼梦》诗词的诗学观照——从两首译诗说起

《红楼梦》号称体大虑周,文备众体。其中的诗词(及其变体)可谓形态各异,多姿多彩。鉴于诗歌翻译的复杂性,这些诗歌作品构成《红楼梦》英译的诸多难点。霍克思在英译过程中,本着"力求翻译每一样东西——甚至是双关"的总体原则,在诗歌节奏、韵律、诗节、诗行的处理方面最大限度地再现了原诗的诗学特征与美学风格,赢得了英语世界读者及中西译界评论家的认可与好评,可以看做是"以诗译诗、译诗为诗"的典范。

《红楼梦》的典故与跨文化翻译问题

讨论译者翻译《红楼梦》时所采用的方法 ;衡量这些方法的得失 ,以及个别译者从事跨文化翻译的成绩。

近代印刷术革新与《红楼梦》刊行研究的新突破

揭示经典文学的现代意义,是凸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需要超越文学的自身格局,把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来思考。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回顾这百年《红楼梦》学术史,可以发现,现代意义的"红学"建立之初,本来就没有局限于文学内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运用西方哲学理念,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强调民族革命,胡适《红楼梦考证》结合个人家族史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引入,都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随着对文学审美性的强调和对语言艺术本身的重视,关于经典作品的文化学研究被边缘化了,或者说分层化了。一方面是有关《红楼梦》各种纯艺术技巧的理论讨论,是版本学意义上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是借《红楼梦》名义却又无关《红楼梦》本体的各种红楼文化研究的随意发挥。由此,我们强调立足《红楼梦》本体,以开阔的文化学视野展开研究的再出发。这种再出发,路径固然不少,但突破渊深流长的文学趣味主义局限尤为重要。因为文学趣味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过于强调文学的内部纯粹性,常常只从审美鉴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以满足自身的审美娱乐,而忽视在一个整体文化视野中的意义和价值。简单举例说,当有学者提出《红楼梦》缺少晴雯的肖像描写是因为作者运用了留白艺术而留给读者想象余地时,却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留白,常常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忽视特定阶层人物的一种表征,因为当小说的视角基本采用了主人立场,丫鬟奴仆的容貌是很难进入主人视野的。于是,看似是艺术审美的一个策略问题,其实隐含着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意识。当然,文化学研究既需要挖掘文学的深层次问题,以显示文化学的立体性,也需要把文学的生产和接受置于社会过程来考虑,以体现文化的动态发展性。这里,我们邀请四位红学家从文化的不同视角研究《红楼梦》这部伟大经典,它既有从语体多样性入手,讨论其折射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有分析小说人物形象和现实生活特定人物的契合度;既有从印刷技术角度梳理《红楼梦》的传播,也有对早期《红楼梦》电影改编作文化生态学意义的发展研究。总之,它是对文学经典在文化大视野中的再阐释,也一定程度上依托了《红楼梦》本身的丰富复杂,拓宽了文化学的格局。

从《红楼梦》语体问题切入“文备众体”研究

揭示经典文学的现代意义,是凸显文化自信的重要路径。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需要超越文学的自身格局,把研究对象置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来思考。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对《红楼梦》的研究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回顾这百年《红楼梦》学术史,可以发现,现代意义的"红学"建立之初,本来就没有局限于文学内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运用西方哲学理念,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强调民族革命,胡适《红楼梦考证》结合个人家族史以及后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引入,都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随着对文学审美性的强调和对语言艺术本身的重视,关于经典作品的文化学研究被边缘化了,或者说分层化了。一方面是有关《红楼梦》各种纯艺术技巧的理论讨论,是版本学意义上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是借《红楼梦》名义却又无关《红楼梦》本体的各种红楼文化研究的随意发挥。由此,我们强调立足《红楼梦》本体,以开阔的文化学视野展开研究的再出发。这种再出发,路径固然不少,但突破渊深流长的文学趣味主义局限尤为重要。因为文学趣味主义的最大问题是过于强调文学的内部纯粹性,常常只从审美鉴赏的角度来分析文学现象,以满足自身的审美娱乐,而忽视在一个整体文化视野中的意义和价值。简单举例说,当有学者提出《红楼梦》缺少晴雯的肖像描写是因为作者运用了留白艺术而留给读者想象余地时,却并没有意识到,所谓留白,常常是作者有意或无意忽视特定阶层人物的一种表征,因为当小说的视角基本采用了主人立场,丫鬟奴仆的容貌是很难进入主人视野的。于是,看似是艺术审美的一个策略问题,其实隐含着当时社会文化的整体意识。当然,文化学研究既需要挖掘文学的深层次问题,以显示文化学的立体性,也需要把文学的生产和接受置于社会过程来考虑,以体现文化的动态发展性。这里,我们邀请四位红学家从文化的不同视角研究《红楼梦》这部伟大经典,它既有从语体多样性入手,讨论其折射的历史文化信息,也有分析小说人物形象和现实生活特定人物的契合度;既有从印刷技术角度梳理《红楼梦》的传播,也有对早期《红楼梦》电影改编作文化生态学意义的发展研究。总之,它是对文学经典在文化大视野中的再阐释,也一定程度上依托了《红楼梦》本身的丰富复杂,拓宽了文化学的格局。

《警幻仙姑赋》英译的社会符号学阐释

《警幻仙姑赋》是《红楼梦》中唯一的神话赋体语篇,文化语汇众多,蕴含多种修辞方式,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及语用意义丰富。社会符号学侧重于分析译文中这三种意义的表达。本文选取了《红楼梦》中《警幻仙姑赋》的三个译文,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分析译者对译文的处理。这对其他译者把握典籍英译具有借鉴意义。

《红楼梦》话语标记语英译之视角等效

文章首先对话语标记语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发现话语标记语翻译研究不但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然后通过将认知语义学识解理论中的视角维度同传统等效理论相结合,提出了视角等效的概念,总结了实现《红楼梦》话语标记语英译视角等效的六种翻译策略。文章认为,视角等效不但适用于话语标记语翻译,也适用于总体翻译实践。

杨宪益汉诗英译理念的变迁——从《楚辞》到《红楼梦》

杨宪益的汉诗英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前期的《楚辞》翻译到后期的《红楼梦》诗词翻译,不同时期的译本体现出译者迥异的诗学理念。结合相关回忆性材料,对杨氏在不同时期关于"诗歌能否翻译"与"诗歌如何翻译"两个问题的诗学理念进行考察,揭示其汉诗英译诗学理念变迁的轨迹,同时客观描述了该过程中伴随发生的译者对翻译本身兴趣的变化,最后指出译者兴趣因素对于翻译行为的重要影响。

从互文性视角解读《红楼梦》两译本宗教文化翻译策略

《红楼梦》是一部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中也充满着佛教和道教文化意识及其有关的语汇。对这些宗教词语文化内涵的理解和处理,不仅体现了译者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而且也关系到其译作的成败。以杨宪益与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英译本为例,从互文性视角就《红楼梦》两译本宗教文化翻译策略及其宗教渊源进行阐释与解读,可看出,《红楼梦》英译本对宗教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反映了译者在其所属元文本影响下所形成的宗教文化取向和翻译观,从而使其译作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试析霍译《红楼梦》的风格翻译的功能观

风格翻译究竟以什么为标准历来有不同的看法,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时以其匠心独运的技巧很好地再现了原作的风格,译者在翻译时,从原作风格的功能或作用出发,即充分考虑风格对于实现原交际者的意图的作用,力求译作的风格与原作的风格在功能上对等。

《红楼梦》锡伯文译本述略

《红楼梦》锡伯文译本由锡伯族学者穆旭东译编,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通过对《红楼梦》锡伯文译本特征的梳理,专名类型迻译的探讨,文字舛误和翻译问题的整理可了解锡伯文翻译方面的特点,为翻译学的跨语种理论建设提供新的材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