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小史”与历史“大事”——“新史学”与胡适《谈新诗》的批评理路

胡适兼具新史学家与新文学家的身份,他的新诗批评彰显了“以史入文”和“以文入史”的辩证法。一方面,他取径“新史学”的核心观念与方法,将“进化”史观、科学实证等融进《谈新诗》一文,使其呈现历史和科学的双重维度,依循着一条“以史入文”的批评理路。另一方面,他以《谈新诗》一文参与新诗史的建构又折射出其以新诗批评进入历史的文学诉求,体现了“以文入史”的批评意图。在文史互动视域下钩沉“新史学”与《谈新诗》的互动渊源与路径,为窥见“新史学”在胡适文学观念中的位置与功能、辨析“新史学”与“新文学”之间的隐秘联系,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佐证。

“阅读”梁启超:少年胡适文学观的初步养成

循着胡适日记、书信、少时创作及回忆录等文献资料,可以发现梁启超著述及文章在少年胡适文学观生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胡适秉承“实用文学观”,把文学创作视为“新民”工具,从社会教化角度进行价值评判,渴望效仿梁启超借言论影响世道人心;为使文章达到开启民智的效果,胡适则学梁启超让读者跟其思想走,在创作中积极贯彻“读者本位意识”,使文章最大限度发挥社会效应;依托当时形成的特定集体阅读机制,梁启超的文章及思想也促成了胡适“少年气质”的养成,帮助少年胡适开启新的学术眼界。

韦政通学思历程中胡适形象的变迁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开一代风气的著名学者,影响的学人不计其数,当代思想史家韦政通即是其中之一。时代的客观际遇和自身的思想探求使韦政通一生的学思历程几经波折,他对胡适的认识和评价亦相应地发生了多次变化,胡适在其心目中也因此而呈现出不同的形象。1954年拜入牟门后,韦政通开启了深受牟宗三影响的“信仰之旅”,一直持续到1960年。在这一时期,作为儒家信徒的韦政通对胡适多有偏见,视其为“学阀”、传统的“罪人”。1962年后,在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韦政通的思想发生剧变,并最终脱离师门,走上了批判儒家思想、致力思想探险之路。他开始重新看待胡适,胡适在其心目中变成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一个批判传统不够深入的保守主义者,一个过渡时代的悲情人物。1970年代,韦政通经过“现代化运动”的洗礼后,走出了思想转型的激越期,开始以平和的心态面对儒家思想。他对胡适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高度评价胡适的学术成就和历史贡献,同时也客观指出其存在的不足,胡适在他心目中变成一个有多重面向的立体而复杂的历史人物。韦政通心目中胡适形象的变迁既体现了其自身思想的演进,也反映了台湾地区时空背景的流转,蕴涵着丰富的时代与社会信息。

英诗汉译中的颠覆与固守:以胡适和吴宓的译诗为例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以一首译得并不成功的译诗成功地掀起了“诗须废律”的“诗体大解放”,颠覆了中国传统诗学,新诗得以攻破旧文学的堡垒,自由体新诗滥觞于此,其影响至今。吴宓力推“昌明国粹,融入新知”,坚持用文言古体译诗,竭力固守传统诗学,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虽没有得到完全的巩固,但于今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外国诗歌翻译中对中国传统诗学的颠覆与固守在其二人的诗歌翻译理念与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胡适与台湾四题

胡适与台湾地区的渊源极深。他幼年时随母亲赴台与为官的父亲团聚,从此与台湾地区结下不解之缘。1949年以后两岸分隔,胡适一度对台湾地区当局心存幻想,希望把美国政制推行到台湾地区,因与蒋介石理念不合而遭到挫败。另一方面,胡适不遗余力推动台湾地区地区的科学研究,成为战后台湾地区科学研究的奠基人。在两岸关系上,胡适坚决反对“台独”,始终认为台湾地区只是中国的一个省,相信国家终归会统一。胡适辞世后,长眠于台湾地区。无论是台湾地区对胡适的意义,还是胡适对台湾地区的意义,均极特殊而显著。

胡适与民国时期的中华文化外译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翻译家,在介绍、引进西学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方面同样有先开风气之功。遗憾的是,他在文化外译方面的努力往往被介绍西学方面的光芒所掩盖。本文借助胡适档案、日记、书信等材料梳理他与民国时期中华文化外译活动之关系,揭示其文化外译活动的意义,以期为当前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启示。

走出“疑古”时代——胡适《读〈楚辞〉》的学术意义及其历史局限

胡适于1922年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在现当代《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读〈楚辞〉》对《楚辞》相关文献的考辨及《楚辞》注家的研究具有启发《楚辞》文献学研究与促进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建立的意义。同时,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屈原否定论”等观点,更暴露出他的《楚辞》研究存在着立场过于主观、结论过于武断两大缺陷,而这两大缺陷的产生主要是受“疑古”思潮和胡适西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折射出传统文史之学的现代转型历程。

1926—1927年胡适的环球之旅探析

胡适在1926—1927年环球游历了苏联、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这六个当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强国。他在观察和思考各国情况时带有很强的求同存异倾向,即以“美国主义”为标准,并在新见闻的刺激下,调整了自己对既存世界格局的认识,重新设计了其关于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蓝图,使美国成为全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蓝本和必然归宿,认为各国都正处于向美国前进道路的不同阶段上,且相互间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进化”顺序,从而初步形成了他“大美国主义”的构想,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了其留学时代形成的世界主义思想。

1934年林损解聘案考

1934年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改革引发了林损怨怼胡适这桩公案。细究这桩公案,可以看出:林损被解聘确实与胡适有关,是胡适在北京大学排斥旧派学系,为新派学系立门户的结果。林损与胡适的这桩公案,虽然只是北京大学“改朝换代”的一个小插曲,是北京大学不同学术派系间的纠纷,但是从这场改革的结果来看,北京大学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包容”和“自由”精神。

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文章从资金筹措、人才选用、藏书捐赠几个方面介绍了胡适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认为他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百余年历史中贡献较大的一位名人学者。

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1946-1948年)

胡适于1946-1948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通过改组图书馆组织机构、提高图书馆地位,重视使用图书馆人才、酝酿创办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注重藏书建设、强调图书开放利用,为发展近代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出重要贡献。

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的新闻伦理思想

作为中国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政论家,胡适有着比较丰富的新闻思想,新闻伦理思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新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报刊或报人应该容忍,应具有社会责任意识和独立精神。容忍主要指容纳异议,胡适对社会责任意识的呼唤体现在他强调报刊或报人应调查和研究社会问题,他认为独立精神需要"独立的政论家"及其"言论事业"来落实。

从新发现的史料看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缘

根据新发现的胡适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万国公报》、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交换古籍的书信,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揭示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缘。

“中国文艺复兴”再思考

胡适将中国的"五四"文学革命以及整个新思潮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这一名称固然有对于西方文艺复兴理念的借鉴,但是更多的是基于胡适立足本土、立足传统、立足民间的理论预设。"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局限于史学领域的判断,而包含着胡适对于民间话语的挖掘,对于传统文化与西化等问题的诸多理性思考。由于理论与现实的落差,学界对"中国的文艺复兴"多有误读,故而有必要对这一名称的提出及理论、现实背景等进行梳理,以尽可能的还原胡适的原初本意。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严文郁写给胡适的两封信——史料、纪念与感想

介绍了严文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给胡适的两封信的主要内容,指出其对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史和西南联大图书馆史的参考价值,并对信中涉及的中国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略发感想。

胡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兼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两难处境

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从1925年成立到1950年解散前后存在了25年。它是太平洋国际学会在中国的分会,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胡适曾于1931-1938,1946-1950年间两度出任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是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灵魂人物。在他的影响下,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加入了学会,使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从一个松散的、具有基督教色彩的组织转变为一个具有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团体。胡适在太平洋国际学会中的言论、思想和行动典型地反映了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民族危机时所遭遇的两难选择。

科玄之争的学术回响——胡适、梁启超墨学阐释的异同离合

在清代学术理路和西潮冲击之下,墨子及墨学在清末民初引起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作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性人物,胡适和梁启超对于墨学的偏爱和阐释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其学术主张存在共同性,同时也存在着差异性。二人都比较重视墨子的《墨辩》部分,以此来发明中国传统学术的"科学精神",但二人对于墨学的理解和阐释也存在根本性差异:一主"智",一重"爱"。以话语分析的视角看,现代性的科学话语和反省现代性的玄学话语构成了胡适和梁启超墨学知识生产的核心要素。可以说,"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对于文化现代化的思索呈现出多岐性,正是对于文化现代性的不同方案导致了胡适和梁启超以及不同学术群体对于传统阐释产生差异。因此,胡适和梁启超关于墨学研究的异同离合可视为近代中国一典型的学术史事件。

“胡适与图书馆”研究综述

全面收集研究"胡适与图书馆"的相关文献,总结关于胡适的图书馆学思想、目录学和版本学理论与实践、对推动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藏书与读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今后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一些问题。

解析胡适的翻译思想

近年来,胡适研究成为海内外许多学者关注的课题。胡适的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化思想史、哲学史、文学改良等方面,他还用白话翻译过诗歌和小说,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胡适的翻译思想内容丰富,影响深远,不仅为翻译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贡献,而且促进了国语文学的发展。

为胡适增改《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辩护——从接受美学与阐释学出发

对于胡适早年增改《西游记》第八十一难,学界一直未有肯定性评价。而从现代文艺学科特别是接受美学与阐释学的立场来看,胡适的改作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作为文学阅读的"读者反应",主体能动介入理应得到尊重;改作本身的优劣得失是客观存在,但对其"个性化加工"的评价见仁见智,不宜一概;即使对《西游记》原著有所肢解,但阐释的"误读"中隐含创见,"误解或具创见而引人入胜",故亦不应完全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