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之眼观胡适:潜而未发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

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自身的学术思想见解常在对胡适的评述中展开。然则从治学取向到文化理念,二氏间存在不可逾越的观念鸿沟,这背后是两代学人间容易被人忽视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争。有别于前人与胡适的论争,徐复观既质疑了胡适承自乾嘉考据学的“科学方法”,给出一套考证与疏释结合、提要钩玄思想家的中心结构的思想史方法,又对胡适以西方现代启蒙理念评判传统的“科学态度”作了细致反思,力图从中国本位出发,发掘本国文化的价值。徐复观对胡适“科学方法”与“科学态度”的省察,可为今日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经验。

“四大名著”由来新考

考证“四大名著”的由来,民国应是值得重点关注的时期,“四大名著”的“名”与“实”皆形成于此。基于相关史料,从“实”“名”与内在机理等三个层面剖析“四大名著”在民国时期的演变过程。从“四大奇书”到“四大名著”这一演变进程中,“名”与“实”不断变化,相互影响,而文学称号、文学审美、文学词汇三者的共同作用是其演变的内在机理所在:文学称号框定演变场域,文学审美主导演变过程,文学词汇则牵引演变趋向。

胡煦易学的道德思想概说

胡煦易学以象数运动为基础,提出了《周易》“贵阳”的观点。“贵阳观”模拟了太极的宇宙生成和本体特征,并将传统伦理思想的心性体用范畴囊括进来,使天人合一的境界在象数体例中得到更为圆融的表达。虽然先验德性的道德本体不容易通过认识达至,但可以经由非认识论的方法体验和领悟。道德体验的过程即是一个思想和行为的修习过程,其目的是将人欲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以坚强的志向彰显通达的工夫,以期达到中和、率性的境界。

关于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研究述评

通过广东近年有关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研究,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是:①番禺(广州)虽是岭南有名的大都会,但并非最早始发港;②中国西汉对外海上贸易和交通中心在北部湾,故其沿海地区的合浦、徐闻和日南(今越南境内)成为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至吴晋以后海上贸易中心始转移到番禺;③合浦与徐闻同为始发港,但合浦的自然条件更为优越,其地位比徐闻更为重要,汉时也比徐闻繁荣。

本体与发用:胡煦太极本体论研究——兼论其论域中的理、心、气

胡煦是清初易学大家,其易学的基础是太极本体论。太极本体论主要具有两方面内涵:太极之本体义和太极之发用义。就本体义而言,胡煦强调了太极为万物之所由以生,太极不可以有、无论,太极有发用之能的意义;就发用义而言,胡煦强调了作为流行之太极的阴阳动静和作为在人之太极的性等观念。另外,胡煦视野中的太极与理、心、气三概念都有所区别,显示了与理学、心学、气学相较而言胡煦太极本体论的独特之处。

传统易学论域中太极之义的变迁

太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句话。因此句表述,太极一方面成为八卦产生的首要环节,另一方面又因为八卦不仅是图画符号,而且象征天地万物,所以太极也成为天地发生和存在的一个本源或本体环节。传统易学史中的太极之义约有十三种之多:北辰、元气、无、先天本体、未分之一、一物而两体、理、心、阴阳之浑合者、天地之性、非理非心非气的天道本体、大中之道、不变之一。此诸种阐释的内涵及其义理变迁是诠释者们四种考察角度的产物:宇宙论的视野、本体论的视野、作八卦的视野和蓍卦过程的视野。太极诠释史中存在着从宇宙论概念向本体论概念发展的过程。邵雍从作八卦角度论述太极概念是易学一大发展,清朝考据学派主张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为蓍卦过程的概念并不符合早期易学的观念。太极本体论的阐发史中,邵雍和胡煦贡献最大。

浅析1883年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商人——以徐润和胡雪岩为例

1883年的上海金融危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危机之一,刚刚向近代化起步的中国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在这场危机中,尽管徐润、胡雪岩同样破产,但是他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徐润是"限于时",是时代的大背景使然,是任何个人都避免不了的;而胡雪岩的破产则是"囿于势",具有被时代淘汰的意味。

胡煦易学的河图洛书观

胡煦是清初著名易学家,治易兼采汉宋,融合象数与义理,提出了诸多独到的见解。胡煦认为《周易》为传道之书,阐述天人合一之旨,而欲明周易所传之道,必须从研究河图、洛书开始。他认为河图、洛书同为伏羲画卦之资,反对以洛书为作《范》之具的观点。关于河图、洛书的关系,胡煦提出“河图合而洛书分,河图先天洛书后天”,“图为先天是流行之气,书为后天是对待之形”,批评先天对待后天流行的观点。基于河图先天的看法,胡煦提出“先天河图无拆法”,批评拆补之说,提出羲图文卦的观点。

传统易学史中圣人作八卦的诸种诠释及其哲学意蕴(上)

圣人作八卦是易学论域中的基础问题,它有四方面的内涵:第一,圣人为何作八卦?第二,圣人作八卦的参考资源是什么?第三,圣人为何如此作八卦?第四,八卦如何进一步发展为六十四卦?围绕这些问题,历代著名易学家皆有论述。易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往往标志着易学理论的不断突破和易学体系的不断创新。我们结合易学史对圣人作八卦进行论述,将会深化对易学及其发展的认识。

胡适、许地山与香港大学经学教育的变革

胡适于1935年元月参访香港大学时对香港大学的中文教学有颇为尖刻的批评,认为完全掌握在几个"旧式科第文人"的手里。适逢港大当局有意聘请胡适主持中文教学的改革,胡适便向港大校方推荐了许地山以自代。许地山对港大中文教学体制与人员进行了重要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经学课程被彻底取消。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情况,固然与经学在现代大学课程体制内处于妾身不明的状况有关,但更主要的因素却可能是跟授课者的讲授效果有关。

胡煦之“体卦主爻说”及对“卦变说”与“错综说”之批评

胡煦是清初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易学家,他考镜源流,参以心得,深契易理。胡煦根据《周易》建立的一套很精深的生成论哲学,不仅具有解经的意义,更含有哲学的意味。他提出的“体卦主爻说”比较严密地说明了卦爻的生成与变化,对《周易》中“内外往来,上下终始”的解释更为合理,更为贯通,从根本上纠正了“卦变说”与“错综说”之误,在易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传统易学史中圣人作八卦的诸种诠释及其哲学意蕴(下)

圣人作八卦是易学论域中的基础问题,它有四方面的内涵:第一,圣人为何作八卦?第二,圣人作八卦的参考资源是什么?第三,圣人为何如此作八卦?第四,八卦如何进一步发展为六十四卦?围绕这些问题,历代著名易学家皆有论述。易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理解和阐释,往往标志着易学理论的不断突破和易学体系的不断创新。我们结合易学史对圣人作八卦进行论述,将会深化对易学及其发展的认识。

开天明道 贯通四圣——论胡煦易学创新精神及其核心贡献

胡煦是清初易学大家,在易学领域有众多创见。胡煦易学的众多创见,以其根本创新精神为基础,而其创新精神,主要包括两点,第一,胡煦的大易学视野所体现的统贯精神,第二,胡煦的《循环太极图》所体现的统摄精神。依靠统贯精神,自然天道、河图洛书,与先天四图、《易经》卦爻、《易传》等四圣之《易》得以贯通,大易学视野得以展开;依靠此统摄精神,胡煦创《循环太极图》,以之明天道、配诸图、论《周易》,无不言之成理、论说圆融。据此两大创新精神,富于特色的胡煦易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

胡适与甲戌本《石头记》

1927年,胡适发现了甲戌本,这在“新红学”研究史上是划时代的贡献。次年,胡适发表对甲戌本的研究报告,使“新红学”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此,为数不少的《红楼梦》旧抄本被陆续发现。胡适收藏甲戌本的三十四年间,曾多次将该本提供给学人加以研究。他推动了甲戌本和《红楼梦》版本学的研究。

胡煦对朱熹易学的批评

胡煦生于清初,一生精研《周易》,颇有自得。他兼采汉宋,融贯象数义理,提出了很多深刻独到的思想,其中对朱熹易学的批评是其易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他反对朱熹把《周易》看做是卜筮之书,批评他只在占卜上着眼,与易理多不相通。又批评他将伏羲之易、文王之易与孔子之易分割开来,不能一以贯之。他反对朱熹的卦变说,认为朱熹不知《周易》中往来之义,而以卦变说解易,致使易理益晦。文章主要通过在清初学术思想背景之下,辨析胡煦与朱熹易学的差异,并以此理解胡煦易学的意义与价值。

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1925年和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这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好友先后游历莫斯科。莫斯科之旅使他们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逆转:徐因苏俄之梦的幻灭而回归自由主义,胡则激赏新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而引起"新的兴奋"。由此,徐胡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论争。徐对俄罗斯文化的"吊古"情愫体现了他的诗人本色,而胡对新俄政治新试验的欣赏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胡徐苏俄观的分歧表征着自由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冲突。在这场思想论争中,诗人徐志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守护者,而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则因心仪莫斯科新政而成为苏俄革命的同情者。胡徐围绕苏俄问题的歧争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

胡煦易学思想简论

胡煦是清初一位有独到见解的易学家、理学家。他的易学思想反对先儒支离旁杂、乖谬附会之说,于汉宋易说颇多发明质证。胡煦力求建立一个通贯的解易系统,探赜索隐,以明天人合一之旨。他反对汉易的卦变说,朱熹的占卜说,来知德的错综说,认为皆未能明《周易》浑沦圆转、活泼流通、体用无间之妙。他提出的“体卦主爻说”极为精到,前人所不能解或解之乖谬处,以此说明之,皆为之一通。文章主要从文献的角度,对胡煦的生平著述及影响略作考释,对其主要的易学思想进行初步的论述。

从津芦铁路看甲午战后清朝改革的再启

作为甲午战后清朝大办铁路的序曲,津芦铁路不仅在中国铁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同时也是清政府推行"实政改革"的标志性一环。津通之议的无奈流产与津芦铁路的迅速立案,不仅能够充分反映甲午前后清朝改革的不同特色,同时也能生动展现国人的思想剧变与各派政治势力的浮沉。而在津芦铁路修筑过程中暴露出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诸问题,以及英、法、美等国列强的挟势干扰,既是近代中国铁路修筑过程中一直无法绕开的挡路石,也是困扰甲午战后清朝诸项改革的普遍症结。

难以抵达的人性真相——比较《命案高悬》与《淡绿色的月亮》

胡学文的《命案高悬》和须一瓜《淡绿色的月亮》两部小说乍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但究其内容却都讲述了刑事案件一般的故事;更为关键的是,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面对突发的"案件"却有着共同的追问——追问真相,并在一步步寻找真相的过程中一点点揭示人性的复杂和难以把握,这就让二者有了富有趣味的可比性。两位主人公都不愿相信给出的真相,认为一定另有真相。这怀疑本身即是对人性的质疑,而在质疑中两个故事的主人公自身也陷入了人性的悖论,陷入自己"认定的真相"之中。于是,真相越发难以触及,真相本身就成为了一种充满诱惑的禁忌,主人公一边在"违禁"中找寻真相,一边无休无止的叩问人性。难以勘破的是案件,更难勘破的是人情、人心、人性,怀疑一切的冷静眼光也许可以找寻出案件的真相,却永远难以企及人性的深邃幽暗。

罗龙文事迹考

罗龙文是嘉靖年间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但其事迹多有模糊不清之处,对其评价亦褒贬不一。今以新发现的罗氏家族文献为基础,结合各类传世资料,对罗龙文的主要事迹进行考辨,研究发现:罗龙文出身于徽商家族,很早就成为严嵩父子的心腹,在抗倭战争中立有大功。他的垮台与被杀则是嘉靖晚年激烈党争的结果,加于他的罪名大多数出于政敌的诬陷。至于罗龙文与歌妓王翠翘之间的曲折故事,虽然不无所本,但主要是文学渲染的结果。对罗龙文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以奸臣或功臣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