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胡宗南与山城堡战役研究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国民党“围剿”红军态势不断演进,红军面临形势极其危险。在此背景下,胡宗南所部第七十八师孤军深入,被中共和红军设伏于山城堡等地。山城堡战役是国民党“围剿”红军进入关键时期的一次重要战役,此战中国民党各路军队未能协同配合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战后国共对抗不断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山城堡战役评价过高是不适当的。山城堡战役后,蒋介石、胡宗南对山城堡战役进行了深刻反思并调整了战略部署。因西安事变爆发,国共才结束了对抗,实现了国内和平。

千伏级锥形束CT影像进行放疗剂量计算的可行性研究

目的:研究千伏级锥形束CT(kilovoltage cone-beam CT,KVCBCT)影像进行放疗剂量计算的可行性及精确性。方法:用Elekta Synergy医用直线加速器及多层螺旋CT(德国Siomonos AG,SOMATOM Definition AS 40层)分别扫描CIRS-062电子密度模体,获取KVCBCT及扇形束CT(fan beam CT,FBCT)特定区域亨氏单位值(hounsfield unit,HU),重新刻度亨氏单位值-相对电子密(HU-RED)表。选取我院行调强放疗的肿瘤患者80例(鼻咽癌、肺癌、胃癌及宫颈癌各20例),将在FBCT影像上进行的三维适形调强放疗(intensity modulated radiation therapy,IMRT)计划在相对应的CBCT影像上以相同的条件再次进行剂量的计算,并将两种影像条件下的计算结果行配对t检验,比较其剂量分布有无明显差异。结果:在KVCBCT及FBCT两种影像条件下的放疗计划的比较中,鼻咽癌、胃癌、宫颈癌的95%PTV无明显差异,而在肺癌的计划中有着明显差异,在脊髓最大剂量(Dmax)、脑干Dmax、腮腺V30、眼球Dmax、肺V20、肺V5、心脏V30、肝脏平均剂量(Dmean )、直肠V40、膀胱V50、小肠Dmax 的比较中无明显差异。结论:经过修订HU-RED表后,CBCT影像用于放疗计划的计算是可行的,但在胸部肿瘤即肺癌患者的放疗中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找到更合适的方法去减少伪影的干扰。CBCT影像能较准确的反应出患者在治疗中的组织结构变化,并能根据变化实时的制定放疗计划,最终为实现自适应放疗(ART)提供准确的影像及剂量保证。

略述元“马端临·许瑗”铭釉里红花瓶及相关问题的探讨

本文旨在披露北京知行堂美术馆收藏一件带“乐平马端临、许瑗”铭文的重要元代釉里红花瓶,文中重点梳理了一批存世的元代(青花)釉里红器,并探讨了部分元代釉里红器与儒、道二家相关的可能性;最后进一步考证古代“玉壶春”式瓶确有作为花器的事实,并得出宋、元时期除了五供、三供以外,还有两供(一炉一瓶)组合存在的结论,此瓶即为其中脉络。

地域红色文化在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中的应用——以湖湘红色文化为例

针对高校公共思政教育中红色基因传承缓慢、吸收被动的现象,探析如何借由公共艺术教育整合新时代兼具时代性、生活性、地域性的红色文化,协同思政课堂引领高校学生建立正确价值观。以具体的湖湘红色文化为例,全面梳理地域红色文化在公共艺术教育中的引入价值,归纳湖湘红色文化的形式载体和意义内核,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湖湘红色文化在当地高校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中的引入思路与策略,包括借由红色文艺作品塑造平民化的红色人物和故事;融入时代化内容打造富有跨时代意义的先进红色基因;融合地域红色资源构建实践课堂3个方面。

胡适对《红楼梦》的文学批评

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不见长于文学批评方面。尽管如此,但胡适没有忘记《红楼梦》是一部文学作品;在胡适的大量研红论著中,有一些观点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评价《红楼梦》的。胡适的不以文艺批评的角度研究《红楼梦》,有其时代和个人的背景。

赛珍珠与斯诺的中国知音——翻译家胡仲持研究

赛珍珠的《大地》与斯诺的《西行漫记》是20世纪30年代西方描写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两部作品,胡仲持是这两部著作最早的中译者,可谓赛珍珠与斯诺的中国知音。但作为翻译家的胡仲持却鲜为人知。本文对胡仲持的翻译实践和成就进行综合梳理与分析,并以其代表译作《大地》与《西行漫记》为例,探讨胡仲持的翻译思想和他为中国进步文化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胡适《红楼梦》研究旨趣的转变与得失

在《藏晖室札记•小说丛话》中的涉红札记及1911—1918年的涉红文字中,胡适关注的是《红楼梦》的作者、版本、本事、人物性格、主题、审美价值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方法也涉及索隐、考证以及审美批评、社会批评等多种形式。在开创“新红学”之后,胡适只注重用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作者与版本,而对用其他方法研究其他问题不再感兴趣,甚至持排斥的态度。在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两个彼此关联的失误:一是错误地将《红楼梦》小说当作历史著作,采取“曹贾互证”的方法,使得他所一再强调的科学方法走向了科学的反面,违背了小说属于艺术创作这一基本规律;二是片面坚持“写实自传说”,从而导致了对《红楼梦》思想和文学价值的严重误断。

湘南红壤丘陵区土地生态安全动态评价——以衡阳市为例

选择衡阳市为研究区,并选取水土流失率、退化土地治理率、坡耕地>25°百分比等19个能反映该区域土地利用特点的指标,构建区域土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和指数加法模型,研究2006—2010年衡阳市土地生态安全。结果表明:2006—2010年衡阳市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即土地生态安全状况逐步好转,但评价等级为临界安全与较不安全水平,区域土地资源生态安全仍不乐观。研究认为,加强全民生态安全意识,增大水土流失治理率,切实协调好城市化进程与生态环境建设的关系,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体系,发展生态农业,综合有效利用现有资源,是生态安全前提下衡阳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从“索隐”到“开宗”:胡适早期的《红楼梦》阅读及范式意义

胡适早期的《红楼梦》阅读选择经历了由“索隐”倾向到注重“方法”的科学“考证”式转变。这种转变的关键在于胡适注重“工具”与“材料”的研究“方法”革新,藉此强化“新红学”的开创性,促使《红楼梦》文本在胡适“新红学”考证体系下的首要存在身份是一种“史料”而非一部文学作品,最终形成以考证带动阅读获取的文本品评思路。此类“考证”式思路既革新了现代读者之于《红楼梦》的阅读期待及实践路径,亦促使现代读者获得参与《红楼梦》学术研究的入场券。它推动了彼时全民参与《红楼梦》考证的热情,促使“新红学”成为一股带有典范与权威特性,乃至隐含一定群众基础的现代学术潮流。

魂牵梦系三十年——胡文彬先生红学学述

评述了当代著名红学家胡文彬先生的红学学术成就及影响:研究视野广阔,著述宏富,又格外重视资料之搜集整理工作和红学普及工作等等。胡文彬先生的红学研究成果,是20世纪红学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

对胡适《红楼梦》研究的反思——兼论当代红学的范式转换

胡适对《红楼梦》的研究,奠定了当代红学研究的基础,确立了新的学术范式。但他的研究也并非白璧无瑕,尤其是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有重新反思、以求发展的必要。本文通过研讨胡适对《红楼梦》性质之定义、研究之方法、材料之运用,以反思其研究之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红学研究新路径的建设。

一种表达增强型红色荧光蛋白的前列腺癌骨转移模型的建立

目的：建立稳定表达增强型红色荧光蛋白（ERFP）的NOD／SCID-hu（非肥胖性糖尿病／重症联合免疫缺陷）小鼠前列腺癌骨转移模型。方法：选用6～8周龄体重为22～25g雄性NOD／SCID-hu小鼠，利用外科植入术将成人骨组织（HAB）植入小鼠皮下，3～4周后将携有ERFP基因的逆转录病毒载体PLXSN—DsRed2转染前列腺癌细胞PC3m与LNCaP，收获稳定表达ERFP的前列腺癌细胞PC-3m／ERFP与LNCaP／ERFP并配置成细胞悬液，通过小鼠尾静脉注入小鼠体内。6～8周后通过整体荧光显像系统观察小鼠体内移植入骨组织处转移前列腺癌细胞ERFP的表达。结果：2只小鼠死于术后第2天；10只存活小鼠中，4只在整体荧光显像系统观察下发出红色荧光，成功建立前列腺癌骨转移模型。结论：本方法建立的表达ERFP的NOD／SCID-hu小鼠前列腺癌骨转移模型稳定、可靠；实验结果可以在体外进行无创性动态观察，具较强的灵敏性及特异性，是进行前列腺癌骨转移基础及临床研究的理想模型。

克莱特与甲戌本缩微胶卷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与国会图书馆两套胶卷,同为最原始的乾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缩微胶卷。在此胶卷订单影像上留下英文姓氏Mr.Claytor的克莱特先生,是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助理,是美国非洲裔汉学家第一人,是迄今所知零距离接触甲戌本原书的外国学者第一人。他还是甲戌本缩微胶卷的玉成者,是出面具名的承办人。他和他的所作所为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红学插曲,一则汉学佳话。甲戌本上某些墨笔批语与附条字迹非常接近,当同出一手。

1937年中国红十字会淞沪抗战救护简论

中国红十字会作为慈善救护团体,于1937年淞沪抗战时积极采取救援行动,组织救护队、急 救队,开办伤兵救护医院,收治伤兵伤民4万余人。该会克尽职守,其救护工作取得了可观成效,在中国红十 字运动史上留下光彩一页。

胡适《〈红楼梦〉考证》的重新审视

胡适《〈红楼梦〉考证》并非经典。他对红学索隐派的批评无法自圆其说,对《红楼梦》的具体考证暴露了致命缺陷,而脂砚斋评本的发现对胡适这篇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带来了巨大冲击。实际上,《红楼梦》由冒辟疆撰写,成书于康熙年间,八十回本是完整著作,其主题是凭吊朱明末世;曹寅有“曹雪芹”名号,他徒劳地将八十回本拓展为一百二十回本。胡适捕风捉影地将曹雪芹当作曹寅之孙,又完全错误地将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的前八十回作者和后四十回作者分别确定为曹雪芹、高鹗,不切实际地以为前八十回撰写于乾隆年间,是反映曹雪芹家世的未完之书。胡适《〈红楼梦〉考证》误导中国红学一百年,需要全面反思。

红学史上的蔡、胡之争新探——兼说两人的友谊

20世纪20年代蔡元培、胡适围绕《红楼梦》进行的争论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新旧学术更迭之际的一场必然交锋。蔡元培虽然失利,但其红学研究自有个人的特色和贡献,对之应当给予全面、客观的评价。这场争论双方参与者的态度和方式也同样值得关注,争论在平等友善、相互沟通的气氛中进行。这是一场具有典范意义的现代学术论争。

20世纪脂砚斋研究综述

脂砚斋、畸笏叟等评点家是曹雪芹的有关亲人,他们非常熟悉曹雪芹的生活和《红楼梦》的原始素材及创作过程。因此,研究脂砚斋已成为《红楼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学术界对脂砚斋、畸笏叟是谁,他们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以及他们的政治思想、现实主义文学观、典型观、技法论及其他相关问题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不少成绩,井成为新世纪研究《红楼梦》的基础之一。总结上个世纪的脂砚斋研究,会对新世纪的《红楼梦》研究提供借鉴。

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对《红楼梦》的评述——兼与盐谷温和胡适的红学论著比较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是鲁迅红学研究的主要代表,笔者在将该篇与盐谷温和胡适的红学论著比较后发现,该部分是鲁迅在吸纳参考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见解编写而成。它表现了鲁迅择善而从的眼光,也展现了鲁迅非凡的见识和客观公正的学术态度,对于我们今人的治学颇有启迪和借鉴作用。

红学研究与现代小说批评的滥觞——从“索隐派”与“考证派”的论争说起

蔡元培与胡适关于红学研究著名的“索隐派”与“考证派”的论争 ,提出并揭示了现代文学批评发生期中国小说批评滥觞的主要倾向与特征。就研究对象和目的而言 ,蔡元培注重小说批评的政治功用与实践品格 ;胡适确立了现代作家研究的批评方向。研究方法上则西学盛行 。

“祗”“祇”,还是“只”?

甲戌本《石头记》是胡适创立新红学的奠基石,胡适购藏它之前,曾收到卖书人胡星垣的一封信,信中介绍此书“惟只存十六回”.此信被后期红学研究者纷纷引用,信中手书繁体“只”字有识作“祇”者,也有识作“祗”者,今“祇”“祗”“只”共存于红学论著中.“祇”“祗”虽仅一“点”之差,含义迥异,胡星垣信中只能是“祇”而不是“祗”,二者不可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