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市流动人口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是对流动人口居住方式的实证研究 ,利用的是 2 0 0 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调查的数据资料。文章主要描述了厦门市流动家庭中夫妻的居住方式、与孩子的居住方式以及与双方父母的居住方式。尤其对影响流动人口夫妻居住方式的因素进行了深入探析 ,并建立了相应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最后笔者给出了自己的研究结论和些许建议。

重购轻租还是租售并重:居住方式对农民工举家迁移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2002、2007、2008和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2014的农民工数据,采用统计描述和Probit回归分析考察了农民工的居住方式对举家迁移决策的影响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实证结果表明:自购房和独立租赁住房的农民工最有可能实现举家迁移,居住在工厂宿舍和建筑工地的农民工难以实现举家迁移;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最有可能实现举家迁移;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农民工难以实现举家迁移;家中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农民工难以实现举家迁移。考虑到城市房价的飙涨,农民工实现举家迁移成为城市市民的主要路径在于吸纳农民工安居的城市公租房制度。

厦门市流动人口家庭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200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调查的数据资料,①描述了流动家庭中夫妻与孩子以及与双方父母同住或分居的不同居住方式,并建立相应的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对影响流动人口夫妻居住方式的因素进行了探析,结果表明:主干家庭中老人承担对孙辈的照料、家庭收入、性别和流动中形成婚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农民工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代际差异研究——采用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数据的组群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消费行为一方面受过去农村生活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影响。采用2002—2015年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的混合数据,利用组群方法构建“伪面板”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消费存在对即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由于消费习惯处于从农村居民消费模式向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型中,农民工家庭消费没有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效应,但存在显著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示范效应的影响更大,表现出更强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收入、提供住房保障和职业培训、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加快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等促进农民工消费习惯的城镇化转型。

白头鹞迁徙和越冬习性的初步观察

于1993－1995年每年的9月至翌年的4月，在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场坝一带进行猛禽迁徙和越冬习性的定位观察时，获得4号白头鹞Circusaeruginosus标本，为贵州省冬候鸟新纪录。同时，还对白头鹞的迁徙作了初步观察。

家庭喂养方式对青少年儿童肥胖的影响

目的分析家庭喂养方式对青少年儿童肥胖的影响。方法采用多级整群抽样方法抽取深圳市龙华新区青少年儿童进行研究,自行设计访谈内容对青少年儿童家长进行访谈调查,并采用标准喂养方式调查问卷调查儿童饮食行为习惯及父母的认知和养育行为情况。结果 5086名青少年儿童中肥胖人数365人(肥胖率为7.18%),其中男童肥胖人数为215人(肥胖率为8.29%),女童肥胖人数为150人(肥胖率为6.01%),不同性别的肥胖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9.921,P=0.002)。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进食速度快(OR=1.089,95%CI:1.043~1.138)、喜欢吃甜的食物(OR=2.461,95%CI:1.419~4.267)、喜欢吃西式快餐(OR=2.327,95%CI:1.284~4.216)与青少年儿童肥胖的发生呈显著正相关(P<0.05);而喜欢吃蔬菜类食物(OR=0.628,95%CI:0.437~0.912)、父母对于孩子饮食量的干预(OR=0.298,95%CI:0.109~0.814)、父母对孩子饮食结构的控制(OR=0.387,95%CI:0.216~0.721)与青少年儿童肥胖的发生呈显著负相关(P<0.05)。结论不良饮食习惯和不恰当的父母认知和养育行为对可引起青少年儿童肥胖。

行为习惯逆转疗法联合家属参与健康教育对GDM高危孕妇的影响

目的:探讨行为习惯逆转疗法联合家属参与健康教育对妊娠期糖尿病(GDM)高危孕妇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1月1日~2020年1月31日43例GDM高危孕妇纳入对照组,给予健康教育、生活指导、心理疏导等干预;选取2020年2月1日~2021年3月31日43例GDM高危孕妇纳入观察组,给予行为习惯逆转疗法联合家属参与健康教育。比较两组干预效果。结果:干预1、3个月较干预前,两组患者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量表(SDSCA)评分均降低(P<0.01),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同期(P<0.01);两组干预3个月糖尿病管理自我效能量表(C-DMSES)评分高于干预前(P<0.01),观察组干预3个月C-DMSES评分高于对照组(P<0.01);两组干预3个月糖尿病患者生活品质量表(DMQLS)评分低于干预前(P<0.01),观察组干预3个月DMQLS评分低于对照组(P<0.01);观察组不良母婴结局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行为习惯逆转疗法联合家属参与健康教育能够提高GDM高危孕妇认知水平,改善行为能力,提升生活质量,降低不良母婴结局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