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规则差异与考量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旨在通过加强司法合作增进国际贸易和投资。公约采用混合模式,从三个方面:即被选择法院的义务和程序、未被选择法院的义务和程序、被选择法院所作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在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承认和执行领域建立统一的规则。中国深度参与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谈判。作为全球的贸易大国和正在建设的法治大国,中国需要构建开放型的涉外审判机制,提升国际法律服务市场,推动判决的全球性流动,从而为当事人的国际民商事活动提供确定性的法律环境。当然,加入公约需要我国进行利益上的综合权衡,并作出一定的制度上的安排。

中国批准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法律问题及对策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已经生效,我国批准该公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选择法院协议的排他性首先取决于该协议的准据法。我国法院通常根据受理案件的法院地法律来判断该协议的效力,而海牙公约则采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所在地国法律。有学者主张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对于排他性的判断标准,我国和欧盟的做法与公约保持了一致,而美国的做法则相反。我国法律规定了选择法院协议必须符合实际联系原则,虽然西方大多数国家不再采用该原则,但该原则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批准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对于促进我国司法改革、提高我国司法竞争力具有深远意义。

建立国际统一的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述评

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于2005年6月所通过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系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法院管辖权和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方面意义最为深远的一个公约。本文首先介绍了本文公约产生的背景以及公约的结构。之后,作者就公约中关于统一管辖权的规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述:被选择法院行使管辖权的权利和应该行使管辖权的义务、未被选择法院不行使管辖权的义务以及临时保护措施不受公约约束的例外规定。关于公约中所规定的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作者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探讨: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一般义务、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例外情形、不审查与事实认定、先决问题、损害赔偿问题以及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法律适用问题。

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对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启示

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作为国际范围内统一民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重要成果,建立了“排他性法院选择协议”的管辖权模式,采用了新的“国际性案件”划分标准,鼓励选择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方式,针对被请求国承认和执行惩罚性赔偿判决问题达成了妥协,为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特别是《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具有重大启示。

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

外国判决具有"确定性"是其得到域外承认与执行的基本前提之一。然而,对于判决"确定"的标准,各国、各法系之间尚存在诸多差异,这影响着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鉴于"确定性要件"日益突出的重要性,海牙判决公约计划就"确定性要件"达成了折中方案,意在引入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判决确定性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等国内法要求外国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引入了"确定性要件",而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充分关注"确定性要件"的适用。"确定性要件"的合理架构及适用应成为我国未来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立法及司法完善的重要方面。关于"确定性要件"的完善进路,应充分考虑海牙判决公约方案的开放性、国际性立场。

论协议管辖制度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在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时,英美法系国家法院有时会运用“法律选择模式”和“法规优先模式”公共政策否定管辖权条款效力;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运用诉讼法中的强行性规则限制管辖权条款在某些领域的运用,实际上也起到了与运用公共政策类似的作用;《法院选择协议公约》①明确规定适用公共政策规则。我国现行的协议管辖制度不足以维护本国法律适用及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建议在协议管辖制度中采用公共政策例外。

互惠原则在判决承认与执行上的缺陷

由于各国在判决的相互承认与执行上缺乏条约关系,因而基本上都坚持了互惠原则,以此来希望别国能够对本国法院判决进行承认与执行。但是,由于互惠原则自身的缺陷、互惠机制运用上的复杂多样性以及在国内法中规定互惠所存在的相互不信任,因而,互惠原则很难在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论国际民事诉讼中协议管辖的方式——兼评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关条款

明示选择的方式是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的有效方式;默示管辖协议实为法院据于最密切联系原则而实施的一种推定权,默认规则不宜适用于国际民事诉讼协议管辖中,以此不能推定协议管辖成立。

我国批准2005年海牙公约可行性问题的思考

随着欧盟的加入,2005年海牙公约生效在即,我国对公约的批准问题由此凸显。表面上看,公约规定与我国法律规定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因而不会对我国批准公约的可行性带来消极影响。不过,由于我国当事人在国际民商事关系中的整体弱势地位、我国法院由于法官素养与审判经验不足所导致的在法院选择中的竞争力不足,加上因公约所规定的被选择法院地法规则和选择法院条款独立性原则这个"致命组合"加剧对我国的不利后果,可能都会影响我国对公约的批准立场。尽管如此,远离公约体系之外也并非一定合理,尤其是在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加入公约之后,因此,把握合适的时间点加入公约体系,应该是避免对我国法院竞争力以及我国利益带来不利后果的现实举措。

2005年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适用范围之评析

2005年6月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确立了承认与执行当事人双方约定诉讼法院的争议解决方式,并就法院的选择、承认及执行法院判决制订了明确的规则,为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国际民商事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审理结果提供了更大的可预测性和确定性。新海牙公约以列举的方式对公约适用范围进行了界定和限制,直接关系到各国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立法与实践。本文在研究公约新旧文本和报告的基础上,对公约的适用范围进行分析,并就我国加入该公约提出了建议。

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理由

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中的拒绝承认与执行规则是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关于间接管辖权的国际统一规则,其中的拒绝承认与执行的理由是间接管辖权规则的核心问题。起草者希望公约能与1958年纽约公约处理国际仲裁一样成功,新公约有可能成为国际民商事诉讼领域第一部全球性的多边条约。公约的间接管辖权规则虽然仅适用于协议管辖权依据,但是对于因其他管辖权依据引起的判决承认与执行,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论中国加入《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作为全球性的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公约,已于2015年10月因两个缔约方批准而生效,中国是否应当加入该《公约》的问题亦提上日程。从选择法院协议对于实际联系的要求、协议的适用范围以及我国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司法现状进行分析,比较公约规定与我国法律现状之间的差异。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公约》规定与我国国内法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冲突,并且《公约》本身存在适当的机制,这足以弥补《公约》与我国国内法之间因存在差异而带来的矛盾,故我国具备加入《公约》的现实可行性。并且近十年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国,加入该公约,对于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亦有重大意义,故我国也有必要尽快加入《公约》。

建立法院判决全球流通的国际法律制度——《海牙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草案》立法资料、观点和述评

2016年6月1-9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特委会第一次会议,就"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公约草案"开始政府间谈判。该公约草案分为"范围和定义"、"承认与执行"两章,共15条,与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有内容和体系上的密切联系。其适用范围、承认与执行的一般原则、判决可以被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根据以及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特别问题等部分内容皆以《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中的相关规定为蓝本而制定。此项公约草案的起草和谈判将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国内法院判决全球流通的国际统一法律制度,增强国内法院判决效力的发挥,发挥国内司法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等国际民商事活动的促进作用。

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利弊分析及我国的对策

考虑到我国当事人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关系中经济地位的改变,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同时《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为克服其固有弊端规定了一系列制度与规则,建议中国及时批准《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以促进我国法院判决的跨国执行,完善中国涉外司法与国际仲裁制度,提升中国在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加有效的法治保障。同时,在知识产权、专属管辖和实际联系要求3个方面作出限制性声明,并利用批准《海牙公约》的契机,明确和丰富中国法院对"国际性案件"的认定标准,改变我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认定互惠的标准,明确选择法院协议有效性的准据法为被选择法院地法。

《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对法治全球治理的影响研究——以诉讼和国际仲裁的管辖冲突为视角

从201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生效后诉讼与仲裁在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可能发生的管辖冲突角度,研究了《公约》对法治全球治理的影响。《公约》易使管辖协议的“双重选择”问题引发复杂的平行程序和冲突性裁决,并加剧裁判竞争,助长诉讼策略的滥用,从而降低执行效率;《公约》并没有充分解决诉讼、仲裁的管辖冲突问题,限制了其在国际司法合作上的影响力。由于《公约》在国际司法领域的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国际诉讼难以冲击国际商事仲裁的优势地位,法治全球治理效果也得不到有效的提升。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司法运作中的协议管辖:挑战与应对措施

中国国际商事法庭逐渐步入正轨,作为国际商事法庭管辖权之一的协议管辖,依旧沿袭了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受制于现行的协议管辖制度,我国国际商事法庭难以发挥吸引当事人、扩大中国国际商事法庭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作用。为了调整协议管辖制度与国际商事法庭目标的偏差,我国应制定位阶更高的法律规制国际商事法庭,并在协议管辖制度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包括明确协议管辖的效力认定标准、认可排他性协议管辖的推定、扩大解释实际联系原则等。同时,积极扩大国际商事法庭间的国际司法合作,充分利用《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促进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良性互动,推动我国成为"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的重要解决之地。

中国加入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路径探究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已经生效,中国加入批准该公约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然而目前,该公约与中国现行国内法存在规则差异和冲突,中国加入公约仍面临种种障碍,加入前需要进行利益权衡和制度考量,为了更好地与公约相衔接,条约保留的安排不失为理性的选择。批准公约对提升与促进中国的司法改革,提高司法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以大国的姿态积极应对。

论《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适用范围

《海牙选择法院协议公约》是2005年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第一个关于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国际公约。公约仅适用于当事人签订有排他性选择法院协议的国际性民事或商事案件,同时也附加有多种例外情况。研究公约的适用规则可以为我国加入和适用公约提供参考。

涉外商标侵权案件的协议管辖

文章认为在涉外商标侵权的协议管辖问题上,纯正的商标权有效性问题不应适用协议管辖,以商标权有效性作为先决问题的商标侵权案件可以适用协议管辖;不涉及合同的商标侵权案件可以有限度地适用协议管辖;涉及合同的商标侵权案件,在符合足够的关联度和意思表示真实的条件下,应当允许协议管辖。我国在有关涉外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应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同时要注意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并厘清"一带一路"顶层设计、知识产权基本政策、现行法律规定之间的关系。

论两大海牙公约对国际商事仲裁的影响

由于《纽约公约》对仲裁“国际可执行性”的赋予,仲裁成为当事人在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中的首选方式。作为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重要公约,《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海牙判决公约》能否提升跨国判决的可执行性,从而像《纽约公约》一样吸引当事人在争议解决中选择跨国诉讼方式值得讨论,因为这关系到当事人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和仲裁制度自身的革新。通过对三个公约进行规则和现状的比较分析,本文发现两大海牙公约在提升跨国判决的可执行性上仍有各自的局限性,而主要贸易大国对于海牙公约的签署和批准仍持谨慎态度。诉讼管辖权公的特征和仲裁私的属性决定了短期内海牙公约难以改变当事人青睐国际商事仲裁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