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的亭故事

汉魏六朝志怪小说中有一些以亭为背景的故事,形成一种特殊的亭结构叙事模式。亭结构基本上具备三个要素:亭、人(宿客)、鬼(包括精怪)。主要有两种类型:女鬼报冤和人鬼较量。事故事根植于汉代亭制度,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表现出鲜明的正邪观念,并呈现出恐怖神秘以及幽默诙谐的美学特征。

论汉魏六朝“神女——美女”系列辞赋的象征性

属于先楚神系的“高唐神女”,具有神圣、淫欲、美丽三个特性。随着社会的高度理性化 ,在汉魏六朝“神女——美女”系列辞赋中 ,神女原型被一分为二 :或代表邪恶的情欲 ,或代表神圣的“道”。作品中象征情欲的女性 ,只是为了反衬男性战胜诱惑的理性力量 ;象征“道”的女性 ,则不但给世俗浪子提供了一个永不可及的虚拟目标 ,而且由这种追寻所带来的幻灭感和悲剧感 ,充分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坚忍。

《列子》撰写时代考——从词汇史角度所作的几点补证

《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实则是晋人的伪作,然而学界从语言史角度提供的证据不多。杨伯峻较早从汉语史的角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些语词证据,其后刘禾、马振亚、张永言等又多有补益。然而《列子》中仍有不少晚汉魏晋时期的词语有待进一步发掘,如"丁壮"、"家累"、"身意"、"稽度"、"消灭"、"邻居"、"两可"、"巧妙"、"乞儿"、"儿童"等。通过发掘这些词语,可以为从语言学角度证明《列子》的撰写时代提供更多的证据,不乏语言学和文献学价值。

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陶侃出身于南方土著豪族,在两晋时代以北方高门士族为核心的士族社会中,其家族没有获得正统士族身份。陶渊明本人的真正身份为寒素士人,并且因生活贫困,常以庶民自居,与门阀士族社会有相当隔阂。渊明的立身制行也是典型的寒素士人的特点,其文学创作则突破两晋士族社会贵族文学的趣味,直接继承汉魏以来寒素文学的传统。

汉魏六朝咏琴文学的艺术学解读

咏琴文学是指专门咏琴的文学作品,而不包括为琴曲所撰写的歌辞以及琴学著作。据现存文献来看,真正以琴作为歌咏对象的文学作品至迟在西汉就已出现。从内容来看,汉魏六朝时期的咏琴文学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歌咏作为具体的"物"的琴,属于咏物文学;一类是描写弹琴、听琴等表演或欣赏之类的艺术活动。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珍贵遗产,也是中国古代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艺术思想内涵,属于重要的艺术文献。用今天的学科分类标准来看,汉魏六朝咏琴文学中所体现的艺术思想涉及设计艺术学、文学和音乐学等多个学科。从艺术学的角度看,这些作品让我们了解到当时文人是如何认识古琴与古琴艺术的,可以看出时代生活与艺术接受之间的关系,从而对传统琴文化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的新变

从东汉中期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也是游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促使文人的游艺与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文人的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走向了统一;二是出现了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三是在思想上达到了文人的游艺观念与文人的文学观念的融合。这三个方面的充分展开和相互渗透,最终实现了文人游艺的文学化和文学的游艺化,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游艺和文学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大小传统之间:两汉魏晋之际的谶纬之学

本文从大、小传统的角度,以谶纬之学中的《易纬》为个案,探讨其渊源、思想成分、在两汉之际的兴起、传播以及在魏晋之际的衰落过程,进而讨论大、小传统理论在史学研究中的借鉴与利用,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理论作了一些修正与补充。本文认为,谶纬作为大传统的载体,其内容庞杂,包含了众多小传统的成分,并且在流传当中不断吸收当时的小传统,以完善与发展自身。魏晋之时,其核心的“天人感应”思想被摒弃,其理论的合理成分被小传统所吸收而走入民间,流传至今。

“一统化”与“多元性”:观察秦汉魏晋巴蜀史的重要线索

在巴蜀这一族群复杂、文化多元的地区,其地域性差异的消除和共同性因素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和艰难的过程。地方社会"一统化"与"多元性"因素的激荡,构成秦汉魏晋巴蜀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明显特点。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冢讼”考

"冢讼"是汉魏六朝时期十分盛行的一种观念,它体现了世人的丧葬礼俗和宗教禁忌。借助传世文献和出土材料,我们可以考证"冢讼"观念的涵义、类型及与其他相关用语的细微差别,藉此阐释和分析古人眼中引发"冢讼"的原因:有承负先祖罪孽而遭冥界仇家寻仇的,有生人不修家事或祭祀不勤而招致先祖不满施予警示的,或先祖"以小代大"寻求代过替身的,也有因墓地风水犯忌而招致祸患的。鉴于上述"冢讼"之危害,道教典籍和传世文献分别记载了禳除"冢讼"和劾治"家鬼"的几种措施和方法:"上章"、"请官"、服术酒、沐浴、"祝"驱梦魇、行"解除"术、画瓦书符、"打家先"等。这些充分体现了古人面对瘟疫肆虐下的无奈和无助,转而寻求一种心灵上的慰藉和安宁。

惜时思想与文学意象——汉魏六朝时间观对唐宋元文人的影响

汉魏六朝抒情诗中 ,不再是乐观的循环思想 ,而是时光、生命价值在有限中一去不复返的悲凉。由于惜时意念的抽象性、文学表现的直率与意象思维的局限性 ,唐宋元文人的相关创作基本上沿此思路 ,从中可看出同中之异 。

试论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对汉画像的新变——以斗鸡、驻马等非典型图像题材为中心

河西魏晋十六国墓葬壁画在继承汉画像传统的同时,亦产生了相当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其沿用汉画像格套与承袭汉画像题材的过程中,采取了新的处理方法,比如增减、分割格套中的图像元件,更换图像主题,改变画像的整体"语境"等,从而营造出不同的视觉效果,甚至削弱或转换了部分图像的原有象征意义。

汉末魏晋诗人的时空慨叹

汉末魏晋诗歌重思辨，善于从时空的高度探讨人生的意义，追寻生命的本源。从《古诗十九首》到建安、正始诗歌，诗中充满了对人生苦短、时流倏忽的慨叹，诗歌风格苍凉而幽愤。及至东晋，王羲之、陶渊明用对自然人生的彻悟和特有的审美观稀释了人生短暂带来的痛苦，时空意识逐渐趋向和谐、宁静。

论魏晋名士的心态与命运

名士渊源于后汉,汉末的社会环境、风尚对名士有较大的影响。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统治者适应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需要,调整统治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名士的分化。由于魏晋名士的视野不同,心态各异,因而政治派别,处世姿态也不同。有士族当权派、隐逸派、依违骑墙派、恃才旷荡派。有的官居要职,实是得意;有的依违避就,随波逐流;有的与俗俯仰,同流合污;有的政治失意,恃才旷荡。一些名士把对现实的不满与自身的苦闷,表现在与时代、命运的抗争中,并通过"放达"的形式展示了思想解放、人性解放、理性自觉的人文精神和文化意义。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上古“窥视”语义场研究

"窥视"是指人偷偷地看,在上古汉语中,人们用10个词项来表达此义位,彼此之间的区别很明显。"窥视"语义场经过上古前期、上古中期、上古后期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呈现出了各成员在发展过程中内部要素之间的消长和更替的情况。

武威汉代医简字词考释简述

武威医简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了解目前学界对武威医简字词考释状况,可以将研究引向深入。文章在概述武威医简研究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选择了一些有争议的字词考释成果进行论述,并提出个人意见。

释燕蓟“勃、碣之间一都会”——读《史记·货殖列传》之后

秦汉时期的幽燕,地处古代中国农牧业两大自然经济区域交汇地带,平原、丘陵、山地、河流、湖泊兼备,自然资源丰富,形成该地区独具特色的农牧业生产。燕都蓟城交通便利,"富冠海内",商业繁荣,既是北方手工业中心,又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大都会,各民族经济交流的中心。

地域文化视野中汉魏之际士人的身份裂变——以王粲、仲长统的地域流动为例

士人的地域流动及流动区域的地域文化对士人的性格塑造、思想变迁与文章写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时常引发其身份的变化。这种连动在乱世中表现尤为明显。以汉魏之际士人王粲、仲长统为例:两者皆起自山阳高平;其后南北殊途,王粲由洛阳至长安、再至荆州,仲长统游历青、徐、并、冀四州之间;最终二人分别归于邺城曹氏与许都汉室。两者身份也随各自流动而发生裂变:由最初的鲁文化中的少年儒生,分别经过荆楚、幽并文化的熏染而呈现出鲜明的"流寓客"与"狂异生"形象,最后通过与邺下文人、许都诸儒的交流,王粲文学家、仲长统思想家的新身份得以形成。扩大而言之,以王粲、仲长统为代表的汉魏之际士人群体的地域流动与流动所带来的身份变化也是加速此期士人独立与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的重要动因。

主流学术向何方?——晚清汉学演进述论

作为清代主流学术的汉学,其在晚清的演进过程可分为三个较为明显的时段,各时段均展示出不同特色。道光时期,乾嘉汉学的余绪代不乏人,汉学仍是学术界的主流,但汉宋会通的趋势已日渐明显;咸同年间,作为汉学中心的江南地区,其学术事业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汉学的地域分布却在全国范围内有所扩展;光宣时期,汉学学风的地域稍有萎缩,但研究群体依然较大,同时随着甲骨文等新材料的发现和西学传播的加速,汉学研究出现了新的内容和研究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