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南湖2000—2021年水域面积时空变化分析

基于Landsat卫星数据,采用波段比值法获取2000—2021年武汉市南湖水域面积,分析南湖水域面积时空变化。结果表明:南湖2003年水域面积最大,水域面积在2000—2007年呈现缩小,2008—2012年呈现增大,2013—2021年又呈现缩小,南湖治理时间与水域面积增大时间点重合,说明湖泊治理取得了成效。南湖2000—2021年水域面积整体呈现缩小,面积缩小总量为1.02 km~2,且北面、东面的面积缩小变化最为明显,南湖水域面积在2004—2005年呈现突变性快速缩小。南湖水域面积与蒸发量存在正相关,南湖水域面积与气温存在负相关。指数平滑模型和神经网络模型(LSTM)都能预测南湖水域面积,且水域面积在2022—2024年呈现增大,但指数平滑模型预测结果更准确。

凯里市农区鼠类组成及种群数量变化规律研究

为摸清凯里市农区鼠类种类,组成及种群数量变化规律,本研究在2011—2023年对贵州省凯里市农区鼠情进行连续监测。结果表明:在住宅区、稻田区和旱地区3种生境共置夹50733个,捕获鼠类915只,种类有9种,其中,住宅区优势鼠种为褐家鼠,占比为96.18%,农田区(稻田区和旱地区)优势鼠种为黑线姬鼠,占比为64.27%,黑线姬鼠和褐家鼠是本地区监测及防治的重点。住宅区鼠类在1、3、10月出现3个种群数量高峰,农田区鼠类在1、3、11月出现3个种群数量高峰。住宅区、农田区鼠类种群数量均以秋季最高,夏季最低。因此,在每年的3—5月和8—10月是本区域农区鼠害防治的关键时期。研究结果为农区鼠害监测及防控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

“十三五”期间杭州市农村地区环境空气质量变化趋势及臭氧影响研究

杭州市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个重要城市,近年来其农村地区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空气质量问题。2016—2020年杭州市农村地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呈现总体下降趋势,综合指数从2016年的1.91下降到2020年的1.66,但臭氧O3的浓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首要污染物O3占比从2016年的6.5%上升到2020年的26.7%。O3是一种高度植物毒性的空气污染物,会影响水稻、小麦和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十三五”期间公顷粮食产量随着首要污染物O3占比的上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对比国内外研究结果,O3对粮食产量存在一定影响。

生态脆弱区多年气候变化特征分析--以陕西榆林市为例

基于1974—2004年榆林市气温、降水等气象数据，对近30年来区域气候的年际、季节及各年代的气候变化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榆林市在20世纪70年代属偏冷湿时期，80年代为逐渐转暖的偏暖干时期，90年代为异常暖干时期，21世纪前四年气候较为暖湿。揭示区域气候变化，可以为榆林能源重化工基地产业发展的优化与调控、榆林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能源与矿产资源开发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提供重要的基础理论依据。

基于STIRPAT模型的耕地面积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经济快速发展对耕地面积减少的影响,是当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该文利用STIRPAT模型,以苏州市1978-2005年耕地面积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分析了人口、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及富裕度与耕地占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人口数量的变化是引起改革开放以来苏州市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因素;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城市化率的变化对耕地面积的减少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观测数据范围内,富裕度和耕地面积之间存在类似环境Kuznets曲线,并且苏州市正处于该曲线的前期阶段,属于矛盾的凸显期。据此,研究认为缓解苏州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可从控制人口、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入手。

湛江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利用湛江市1996—2005年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在分析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变化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了驱动力分析。结果表明,近十年来湛江市农村居民点用地总面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农村居民点人均用地面积总体呈减少趋势。湛江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增加主要集中在徐闻、吴川和市区。湛江市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变化主要受农村人口增长、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农村交通发展和乡镇企业发展等因素的影响。

西安汉城遗址保护区内发展都市农业的设想

分析了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根据保护区内的自然及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国内外的市场行情 ,对汉长安城都市农业的发展项目进行了设计 ,最后提出了发展都市农业的配套政策。

重庆主城典型地段空气负离子动态变化研究

对重庆主城解放碑(城市中央商务区)、鸿恩寺森林公园(新建城市森林)、缙云山自然保护区(天然常绿阔叶林)3处典型地段进行为期1年的空气负离子监测,结果表明:监测区的空气负离子浓度日变化规律均呈"单峰"型,其在上午9:00-11:00期间达到峰值;天然常绿阔叶林区的全年空气负离子浓度、空气舒适度和空气清洁度均优于森林公园和城市中央商务区,特别是天然常绿阔叶林区,其雨天、晴天所有CI值均大于1,达到了空气最清洁的A级水平;同时,天气条件对空气负离子浓度和空气舒适度有显著影响,表现为雨天最优,晴天次之,阴天最差.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钦州市耕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

以钦州市为例，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从经济、人口、农业和土地4 个方面选取了13 个因子，分析其在2001~2010 年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揭示耕地面积变化的作用机制，从而为制定合理的耕地保护政策提供依据。研究结果表明：① 钦州市耕地面积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平均减少约460 hm2。② 钦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因子是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增加和农业生产发展，这3 者构成了耕地面积变化主要驱动力。③ 可以从减少建设占用、加强土地开发利用、加强农业结构调整的引导和管理等3 个方面遏制钦州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势头。

绿洲城市不同道路扩展轴的景观梯度变化对比研究

绿洲城市不同道路扩展轴上景观梯度变化是理解城市化对干旱区城乡景观格局及其生态过程影响的重要途径。基于遥感与GIS技术支持，结合景观格局指数与梯度分析，对比分析了干旱区绿洲城市酒泉市肃州区不同道路扩展轴上的城市景观格局梯度动态变化及其特征。结果表明：1996～2010年，肃州区各道路扩展轴沿线景观格局变化显著，建设用地和城市绿地增加迅速，未利用地、灌丛草地和耕地等明显减少；城市化过程表现为沿交通干线轴向上“团块一轴向”的扩张特征。城市化进程造成酒嘉和酒西公路扩展轴方向的景观异质性和多样性增加，景观形状更为复杂，景观类型由原本占主导地位的未利用地逐渐转变为以城市工业建设用地景观为主。酒清和酒金公路扩展轴上，靠近城区中心的景观破碎化程度和景观形状复杂性指数较高，而远离城区中心的各指数值较低，逐渐趋向于多种景观均势并存的景观格局。总体上，不同等级城『订道路扩展轴上城市化及其城市景观梯度变化特征不同，国道酒嘉公路样带〉省道酒西公路〉国道酒清公路〉省道酒金公路；在空间尺度上，各扩展轴上城市郊区景观指数变化明显大于绿洲农业区。

基于STIRPAT模型的长沙市耕地面积变化驱动因素分析

耕地是农业生产的基础,是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对耕地面积减少的影响是当前土地利用变化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作者借鉴环境压力方程STIRPAT模型,以长沙市1978—2005年耕地面积数据及其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数据为例,分析了人口、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及富裕度与耕地占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人口数量的变化是引起改革开放以来长沙市耕地面积减少的最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变化(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和城市化率的变化对耕地面积的变化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利用STIRPAT模型计算发现富裕度与耕地面积变化之间并不存在Kuznets曲线规律。研究认为缓解长沙市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可从控制人口、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入手。

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图谱分析及其生态效应评价——以太原市城区及近郊区为例

【目的】为太原市城区及近郊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决策支持,以促进研究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方法】运用地学信息图谱理论和方法,在RS和GIS的支持下生成了太原市城区及近郊区1990～2001年土地利用变化图谱,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区1990～2001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其生态效应进行了测算。【结果】11年中,研究区耕地、草地、水域在不断减少,其中耕地减少最多;园地、未利用地、林地、建设用地在不断增加,其中林地增加最多;土地利用的变化导致了研究区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价值从1990年的1202.15×10^6元增加到2001年的1251.49×10^6元,年增加率为0.37%。【结论】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最大的是耕地向未利用地的转化,其次为耕地向城镇用地的转化;草地、耕地的退化及未利用地的增加给研究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经过实证分析,利用地学图谱进行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效应定量研究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

石家庄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也是协调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矛盾的关键所在。以不同时相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基础信息源,应用分类后比较法,解译提取1994年和2002年石家庄市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信息,分析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作用机制,协调耕地保护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土地利用关系,以期为石家庄市城市土地利用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基于STIRPAT模型的广州市耕地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分析

根据广州市1978—2005年耕地面积数据及相关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时间序列数据,应用STIRPAT模型,分析人口、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对耕地面积变化的影响及富裕度与耕地占用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在影响耕地面积变化的诸多因素中,并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主导因素,而是人口、产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共同综合作用影响着耕地面积的变化;在观察的数据范围内,富裕度和耕地面积之间并未形成类似环境Kuznets曲线。据此认为,对于缓解广州市的耕地面积减少的压力问题,可以在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化水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统筹决策。

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力研究

根据贵阳市1996—2009年的统计资料,选取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农业机械化水平、城镇化率等12个社会经济因子,运用SPSS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对近14a来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趋势以及变化因子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并揭示了引起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近14a来贵阳市耕地面积总体呈下降趋势,人均耕地面积变化态势与总耕地数量变化保持一致。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出导致贵阳市耕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为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科技水平的进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保护耕地的措施,以确保该市耕地资源得到安全和可持续利用。

基于GIS的海口市滨海旅游区土地利用格局的时空变化

利用1991、2001、2008年3期LandsatTM/ETM+遥感影像数据,采用面向对象技术对3期影像数据进行分类,利用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率公式获取研究区土地利用时间序列变化规律,并且在GIS中通过空间叠加分析取得研究区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进而对其空间转化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991～2008年,海口市滨海旅游区土地利用转化量主要发生在建设用地、耕地、未利用地和林地之间,水域和湿地转化不明显。在时间上表现为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增加,且建设用地增幅最为明显,耕地、未利用地、有林地和湿地面积减少,耕地面积减少最多;在空间上表现为各种用用地类型的转化集中在近海岸地带,转化方向主要是耕地、有林地和未利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

大遗址保护中的居民破坏问题初探——基于遗址区居民保护态度的比较分析

目的针对不同城镇化地区大遗址保护中的居民破坏问题,对中国城乡不同区域的大遗址提出针对性的保护与发展对策。方法以汉长安城遗址和雍城遗址为案例,借助问卷咨询的方式,分别对城郊型与村落型两个不同类型大遗址保护中的居民破坏问题进行现状调查与对比分析。结果两类遗址在管理措施、保护与宣传措施以及保护与利用协调措施等方面所存在的共性与分歧,使遗址区居民在破坏遗址时表现出了不同的类型、动机与心理基础。结论若实现不同城镇化区域大遗址的全面保护,应建立遗址保护与居民发展的联系,使遗址保护惠及居民,居民因遗址利用而受益。

石家庄市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服务功能响应

[目的]探究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为今后研究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稳定、土地可持续利用与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方法。[方法]利用河北省石家庄市2000年和2010年的遥感影像数据,解译该2期土地利用类型图。并对2期土地利用图进行变化速度、内部转移矩阵、空间叠加分析,了解近10a来研究区的土地利用特征。应用谢高地和Costanza的研究经验,结合研究区实际,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进行计算,并作敏感性分析。并从单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各土地利用类型生态服务价值对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影响、生态服务价值流向等方面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服务功能响应进行研究。[结果]土地利用变化是引起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的主要原因,其中林地和低矮灌木及草地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提高有显著影响。[结论]研究区10a间土地利用变化十分明显,土地利用整体趋势呈平衡状态,土地利用方向基本合理;保护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服务功能影响显著,林地为主要土地利用类型,对生态服务功能影响最为显著。

南京市农村居民点现状及动态变化分析

以江苏省南京市农村居民点为研究对象,利用居民点用地的相关统计数据,总结分析了南京市农村居民点现状及动态变化,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盆周山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

以四川省雅安市为例,在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的数量、程度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该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引入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强度值指标.通过运用主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建立了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因素中的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城市化发展、退耕还林政策是影响雅安市耕地利用发生变化的主导驱动因素;退耕还林政策和粮食产量是林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固定资产投资是未利用土地面积变化的驱动因素.最后,总结了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特点及其影响因子,并从调整固定资产投资方向、科学地进行退耕还林工程、合理地调整农业内部土地利用结构以及推进农地流转与集中等方面,就区域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尤其是如何有效协调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经济关系,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