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西南傣族罕氏土司政权流变及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探析

滇西南傣族罕氏土司封建领主制政权对中缅边境地区的社会发展有着深远影响。罕氏土司家族起源于勐卯地区,元末明初之际,大批罕氏族人从勐卯地区迁徙至今临沧地区,在与周边各民族的交往中,罕氏土司获得并不断扩大领地,建立了罕氏土司政权,其在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守护着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全。系统梳理傣族罕氏土司的家族源流及土司政权流变,有助于勾勒边疆土司政权国家融入的历史路径。

清代丽江木氏改土归流及行政管理变革

清初, 随着中央封建统治的进一步加强, 滇西北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丽江木氏已经走到了内不为土民所忍、外不为清政府所容的境地, 最终于清雍正元年 (1723 年) 以和平的方式被改土归流。改流后, 木氏苦心经营的统治秩序被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所取代,纳西社会经济全面发展, 多元化社会趋势进一步加强。

雍正“改土归流”辩

大规模"改土归流"是发生于清雍正朝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如何认识和评价"改土归流",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雍正改流,并非个人随心所欲,而是以"大一统"理论为依据,顺应历史发展趋势而采取的一项重大决策。不能因为在改流中引发武装对抗,造成血流伤亡,就将其全盘否定,而应该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既要看到清廷以武力强制改流,甚至在某些地方有扩大化的倾向,这是由封建王朝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更应强调"改土归流"的实质是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场社会变革。

岷州攒都沟藏族土司世系及相关史事研究——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中心

岷州攒都沟后土司向来被认为是甘青地区的重要土司家族,与明封大智法王班丹扎释同出一族,历来受到学界的关注。已有史料中关于其家族世系大致有五种记载,各史料相互之间亦多有抵牾。本文以新发现的"攒都沟后土司宗图"为核心,对该土司的世系及相关史事进行了分析研究,初步厘清了后氏土司的世系、品级等相关问题。

汉藏间的抉择:明代丽江木氏土官的文化认同研究

明代丽江府位处川滇藏三省交界地带,是汉、藏与麽些文化的交汇之所,此地麽些木氏土官家族成功地奉行一种双轨制的身份表述策略,一方面攀附强势的汉文化以求洗脱其“边鄙蛮夷”的族群身份,另一方面又面向康藏高原拓展军事和宗教上的辐射力。基于此探讨明代丽江府木氏土官家族如何借助文学、礼仪和宗教艺术来建构族群身份,抵抗“汉化”所喻指的整齐划一的历史叙述,如何在面对外来社会力量时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调节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滇西地区独有的文化表述。

明代芒部(镇雄)土知府承袭纷争与改流问题

明嘉靖初年,芒部土府因嫡庶争袭仇杀而被改土归流,但不久便革流返土。万历年间,镇雄土府因水西安尧臣冒袭土知府引发黔蜀纷争,在安尧臣归水西后,明廷亦有针对镇雄府的改流之议,但终未施行。通过明廷对芒部(镇雄)两次土知府承袭纷争的处置措施,我们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明廷一厢情愿之事,而是受到周边土司态度、土司重视血脉传承、土司地区险恶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风俗民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也正因此,明廷在土司改流问题上的态度愈加慎重和务实。

清代湘西地区改土归流考略

清代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促进了湘西地区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土司统治时代的结束。通过改土归流,国家得到统一,政权趋于稳定,国力日益增强。文章对湘西地区改土归流的原因、冲突与影响进行了考证。

《大唐狄公案》与《儒林外史》少数民族书写的差异性论析

高罗佩的《大唐狄公案》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都有涉及少数民族的情节书写,但却存在着诸多差异。《儒林外史》的“平苗”情节有着明确的历史指向性,而《大唐狄公案》的此类情节则更多地源于作者虚构;《儒林外史》对“番酋”等少数民族人物的塑造基本忽视,《大唐狄公案》则相对立体地刻画了此类艺术形象;《儒林外史》以汤镇台“平苗”之役为表层情节,在揭露封建官场时也使有关古代苗族真实生存状态的社会观照隐没其间,《大唐狄公案》则在表现“番汉战争”时,亦对“青楼”文化和市井气息中的少数民族形象进行了细腻描摹。这种差异性既与高罗佩对于中国文化的积极呈现和辨证接受息息相关,又与吴敬梓影射历史的创作意识以及“华夷之辨”观念对于古代士人的影响密不可分。

“汉裔土司”的类型探析

元明清王朝土司制度与西南等地土司政治持续数百年,但土司无法排除汉族的可能,土司政权并非为少数民族所独专。部分土司及其族裔子弟坚持和建构汉民族认同,或者在国家认同中“攀汉附夏”,形成“汉裔土司”现象。结合史志文献、家族谱牒及相关研究成果分析,“汉裔土司”既是客观历史状况的反映,也是王朝国家整合、土司建构认同的结果:一是坚持汉民族认同的汉裔土司,二是建构汉民族认同的少数民族土司,三是在国家认同中“攀汉附夏”的少数民族土司,帝王赐姓、权贵演绎和志书载录参与了土司“汉裔”身份建构。“汉裔土司”的类型分析,可以深化百年中国土司问题研究,能够促进中国土司学理论建构,裨益于“各民族共创中华”理论,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明代纳西族土司文学回瞻

木氏作家群的出现是一个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少数民族土司家族创作汉文诗歌并形成鲜明气象代代相传,这在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汉文化与纳西族文化的文化内核相似决定了两种文化间的天然亲和,就像两个志向相同的人很容易成为情投意合的伙伴一样。

毕节地区彝族土司时期教育述评

毕节地区彝族土司时期的教育形式多样,既有传统教育,又有非传统教育即汉文化教育,尤其是汉文化教育在明朝以来发展迅速。奢香夫人及毕节地区其他土司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汉文化教育,彝汉文化的交流加强,促进了毕节彝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试论明王朝经营云南之策及影响

明朝统治云南,上承蒙元,下启清朝,是云南地区加快与内地同步发展的重要时期。明初军事上征服云南,为云南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伴随而来的汉族移民奠定了人口基础和经济基础,使得内地先进的科技和文化迅速传播到西南边疆地区,尤其是儒学教育在云南得到广泛传播,加速了边疆地区教育的发展。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土司地区的统治,明王朝在部分地区不断尝试改土归流,取得了一定成效,也为清朝的改土归流提供了借鉴。

文明互动缓冲间——郑少雄著《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清末民初末代明正土司人生史》述评

作为汉藏交流的桥梁,康定的文化复杂而又多彩;而身为变革时代的康定土司,甲宜斋的一生更是波澜曲折。而此文将以郑少雄先生的《汉藏之间的康定土司》一书为基础,通过对康定文化的复合性、明正土司权威的中间性的分析并结合末代土司甲宜斋的人生史来揭示汉藏之间那个复杂的社会内部机制。并在总结以往有关明正土司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角度对该书展开学术评析,同时结合目前的民族关系现状来浅谈笔者的现实关怀。

朱燮元与晚明水西土司改流问题

晚明,面对贵州水西土司相继出现叛乱及宣慰使绝嗣的情形,明廷并未按惯例对其进行改流,而是在贵州巡抚朱燮元的主持下,分别采取了削地贬秩和分土世官的处置措施。说明晚明水西土司改流的条件尚未成熟。水西土司内部独特的政治制度,及土目汉把维护土司统治的意愿使改流面临巨大阻力;而内忧外患、财政匮乏等困境的制约令明廷无暇亦无力改流。因此,朱燮元在水西土司改流问题上的举措乃审时度势之举,实为一种渐进式改流,意在逐步削弱水西土司实力、瓦解土司内部制度、增强卫所实力的基础上实现彻底改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