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

本文基于2001—2020年西部12个省份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营商环境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之间的影响关系开展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并且数字经济能通过“提高政府财政分权程度”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异质性结果显示其政府财政分权越高,此中介效应越明显。同时,数字经济还能通过“刺激非国有经济发展”提高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但市场化进程的中介效应未能充分体现;异质性检验表明,与西北地区相比,数字经济对西南地区制造业服务化的促进作用更明显。上述发现为深入理解数字经济与西部地区制造业服务化之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完善西部地区相关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协调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海外旅滇旅华市场之比较与地方旅游业发展

本文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云南海外客源市场进行了动态的量化分析,探寻云南海外旅游客源市场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就其解决对策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借鉴于地方旅游业发展。

中华经济圈跨地区上市问题研究

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地区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中华经济圈内跨地区上市存在着极大的可能性 ,全球经济一体化、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等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基础。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 ,加强两岸三地证券市场上市制度区域性协调、强化从业人员素质、充分利用高科技通讯是中华经济圈跨地区上市的最佳途径。中华经济圈实现跨地区上市对于加强两岸三地的经济发展 。

两汉的区域市场

两汉社会由于农业、手工业和交通的发展,商品贸易市场有了长足发展,在广大农村市场和郡、县城市市场的基础上,形成了更高一级层次的区域市场,即关陇、巴蜀、关东和楚越四大区域市场。各区域市场里的商业都市是各市场贸易的枢纽,它们对促进两汉市场贸易和商品经济的繁荣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各区域市场内有各自完善的农业和手工业体系,它们通过在各区域市场内的交换得以良性循环发展,从而使社会商品日益丰富,两汉社会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

文章从Douglass North的体制经济学这一视角重新考察了中国近期的增长过程.通过将Solow的增长理论模型扩展为一个包含制度变量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并用1985—2005年间各省区社会经济数据进行估计,发现三个解释变量(资本、劳力和制度)中估计系数最显著、最大的是资本存量的增长,而劳力和制度的贡献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投资规模是经济增长率的最大制约因素.此外,空间位滞变量估计系数为正且统计学意义上显著,这意味着相邻省市的经济增长表现出一种空间区位上的趋同性,或许是模仿、或许是激励导致的空间溢出.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制度关联分析

从制度关联的共时性上看,在一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区域性资本市场必然成为一种外生变量加以关注。一个有区域性资本市场安排与一个没有相应安排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相比,前者更能提高决策效率并且更能保证整体制度的稳定性。从历时性上看,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视为对原先制度关联方式的重新组合或者捆绑。过去在经济地理意义上相互分隔的各项制度在试验区范畴内得以进一步融合,使得局内人可以有机会更有效地进行策略的组合选择,这会使得原先各领域中的旧制度加速消失、改进或替代。

世界百年变局与中国经济外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适逢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内外局势发生深广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空前严峻。世界百年变局主要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全面变革、区域合作格局正在加速调整等四大层面,促使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必须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定位,发挥发展中大国引领作用,拓展发展中世界合作空间;必须处理好大国特色与中国特色之间的关系,均衡发展大国经济外交,全力应对中美经贸冲突;必须实现从被动顺应到主动引领的身份转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体系全面变革作出贡献;必须顺应区域合作格局加速调整趋势,引领东亚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基础之上,再创区域合作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