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汉儒民族思想的发展进步

元朝的统一为多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民族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理学、史学、政治等领域,元代汉儒的民族思想从故国思绪和"夷夏之辨",逐步转向以务实态度承认元朝统治、认识多民族统一的历史意义、平等看待各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关系。元代进步的民族思想在总结多民族历史、促进民族融合和国家进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坑儒一事真伪辨——与李开元先生商榷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坑儒一事的记载,是可靠的。坑儒一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起于方士讥议,秦始皇因此意识到士人非议时政之风颇盛,遂从非议时政者中选出四百六十余人,集中将其杀害,以警示天下人不可非议时政、诽谤皇帝。由于立场不客观,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有不少误解和夸张,误认为是秦始皇为了彻底灭绝《诗》、《书》,遂活埋儒生,甚至是活埋了所有儒生。东汉儒生对坑儒一事的认识,尽管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但仍然属于历史认识,与故意伪造的谎言有质的区别。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公天下到“王命论”——论两汉之际儒生政治理念的变迁

儒生阶层在西汉元成以后登上政治舞台,发起了复古改制运动,但空有理想主义的激情,不能解决历史症结。复古改制失败后,儒生们依据公天下政治理念,捧出王莽来改造现实,却又造成了更大的历史劫难。面对惨败,儒生们不能够反思自身的理想主义,反而走向了"王命论",认为天下应为刘氏一家所有。儒生再没有勇气讨论"禅让"等公天下的理念了,此为中国思想史上一大变局。"王命论"在后汉变成了国家意识形态,导致后汉学术走向平庸。

东汉的私谥问题

东汉时代私谥盛行,获谥者可分为隐逸者、去官或致仕者及部分在任官吏,他们皆通晓儒术。命谥者除门生、故吏外,还包括地方长吏和外戚在内的现任官吏、国人与乡人等。赠谥原则亦依据儒家经典及古义,谥号因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私谥的流行与谥法制度的封闭、刻板,士人重视声誉,以及士族发展等因素有关,它反映了士大夫集团与皇权之间的离心倾向。

“士不遇”的屈骚解读及其在汉代的现实意义

"士不遇"是汉人屈骚解读的突出主题。汉代的仿骚、悼骚作品往往通过对屈原经历遭际、思想行为的演绎和选择、议论和评价,突显出屈原怀才不遇的命运悲剧;流波所及,文坛上出现了大批以"士不遇"为主题的散文和赋,共同汇成了汉代文坛"士不遇"的洪流强音。"士不遇"悲情既是屈骚所固有的情感内容,也是汉代士人对自己乃至千古士人悲剧命运的思考结果与屈骚悲情共鸣所撞击出的耀眼火花。经汉人的屈骚解读,第一次把"士不遇"主题彰显于汉代文坛而给人以强烈的心灵震撼;自此,在中国文学史上"士不遇"主题的重要地位得以确立。

东汉士人的国家认同及其历史意义

春秋以降,士人阶层逐步发展壮大,至西汉后期已成为社会主导力量。两汉之际动荡政局中,大批士人通过辨识与权衡,选择了投奔依附草创时期的东汉王朝。在此基础上,东汉士人形成了以认同东汉王朝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主要表现为以"大汉"为荣的国家自豪感、归属感,以忧国忧民、为国尽忠为荣的价值观、人生观及系列爱国行为。东汉士人的国家认同,传承和发扬了儒家倡导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奉献精神,展示了处于上升发展阶段的士人阶层积极入世、昂扬奋发的精神风貌,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不过,也应客观、辩证地看待其历史局限性。

略论两汉士大夫的异同

在儒学与皇权政治的结合过程中,两汉士大夫在政治取向、学术风格等方面都分别呈现出明显的共性和个性。追求入仕,师、吏并重是两汉士大夫的共同特征。论其异,西汉士大夫固守“天下为公”的理念,忠君意识淡漠,以师道和言灾异制衡皇权,以“王道”改造政治;学术上兼容,学以致用,侧重于整理经典和阐释义理。东汉士大夫则忠君意识强化,师道式微,缺乏独立的政治人格,缺乏道德的自我约束;学术上思想谨固、保守,重视考释、注疏和训诂。儒学的政治化是造成上述变化的主要因素。

略论东汉士大夫的缺失

东汉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政治的形成阶段。在皇权政治的运转中,东汉士大夫未能固守“士志于道”、“道尊于势”的先儒宗旨,表现出忠于皇权、追求功利、附趋世俗、社会责任意识淡漠和治世实际才能不足等诸多缺失。东汉后期的政治衰败,士大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专制皇权的强化,儒学政治化的禁锢,选官制度的弊端和宗族、经济的羁绊,是造成东汉士大夫缺失的主要因素。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儒家的修身学说与汉代士大夫的轨德立化

修身以安天下、轨德立化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先秦圣哲无不强调修身安人、礼乐教化的重要性。汉代士大夫继承和发展了孔、孟的修身学说,并把轨德立化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士大夫的轨德立化主要包括士人的个人修行、君主的仁德教育、民众的教化等。它在整合社会、提高民众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使儒家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渗透于社会各阶层。

论汉初儒士类型和特点

儒士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儒士们以六经为务。汉初儒士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兢兢业业钻研儒学,弘扬文化。汉初儒士基本由三类人构成:第一类是儒学实践型,以叔孙通及其弟子为代表,他们着重继承和改革先秦儒家礼仪,为汉立法;第二类是理论型,以陆贾、贾谊为代表,他们居官为政,直接从事儒家政治和理论文化建树;第三类是教师型,从事学术义理的研究,并开门授徒,薪火相传,以专门的学术集团为代表。儒士们的努力,为武帝时代经学昌明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

略论秦汉变革之际的叔孙通

秦汉变革之际，叔孙通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审时度势，应变自如；持守儒家学说，又不囿于门户之见。他几经周折，终于取得汉初统治者信任。汉初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儒学至汉武帝时得以成为显学，叔孙通功不可没。

儒生与西汉中后期社会批判思潮

从武帝末年开始,国家出现了政治危机,随着对武帝政策全面检讨的开始,在官的儒及时而大胆地对现实政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有力的批评,形成了一股持续上百年的有力的社会批判思潮。批判的主要内容是武帝政策的失误,元帝时宦官专权,成帝,哀帝时的外戚把持朝政,君主的沉湎女色,以及吏治的严酷残暴。这些批判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学术界对此至今未有充分的认识。

两汉学者的屈骚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两汉时段,出现一个独特的理论内容———屈骚批评,即诸多学者对屈原及其《离骚》创作,各抒己见,发表评论,做出思想和学术意义上的价值评判,客观上呈现出批评与反批评的论辩态势,形成了较早的学术探讨热点。其中的学理与情趣饶有兴味,反映了汉代先贤的政治思想、文艺观念与生命意识,值得当下学人深思和借鉴。

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新变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的潜邸幕府,聚集了一批文人,形成了在元代政治和文化生活中都具有突出地位和影响的潜邸儒士群体。他们的学术主张、文化主张、文学主张,影响了有元一代的文化政策,元代的文化政策又主导或影响了元代文学的发展。不仅造成元代文学的雅俗分流,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文人的一次大分化,而且影响了元代科举政策。元代文人更重视他们自身价值的实现,以纯文人的心态和眼光读书,从事诗文创作。幕府文人推动儒学的传播和发展,并确立了儒学的主导地位,程朱之学成为官学。儒学与文学的全面融合,使得元代文学思想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形成以儒学为精神底蕴的诗风文风。同时,藩府文人集团是一个多种信仰并存的文人群体,多族文人互相学习和交流,构成多族作家共同创造元代文学繁荣的局面,他们通过各种形式对忽必烈等蒙古贵族产生影响,使元代宗教政策具有宽容和含弘性的特征。元代的宗教特征决定了元代文坛特征,元代文人对宗教观念的接受和认同,三教合一,释道文人化,进而影响了元代文学创作。

从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看其心路历程

两汉文人的屈原情结乃是其心路历程的指示器,借助于它不难看出两汉文人的心路历程主要经历了三大转关。第一次转关发生在武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前期的良禽择木、轻于去就转向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第二次转关发生在元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中期的别无他择、倾心事主转向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第三次转关发生在安帝之后,主要是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达则兼济、穷则独善转向东汉后期的积极干预、舍身匡救。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

论两汉儒士对楚辞的接受

屈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在文学史上,他也是一个传奇。屈原开创了一种新诗体,这种文学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称为"楚辞"。到了汉代,有很多文人争相模仿。上到汉高祖,下到普通文人学士,都能灵活运用并且熟读于口。在汉代,儒士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文人团体,他们在创作中也受到了楚辞的影响。主要分析汉代儒士对楚辞的接受情况。

论经学背景下的东汉归隐现象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学而优则仕"成为士人一种主要人生追求,但在经学兴盛的东汉,不少儒生却隐居不仕或暂时不仕。经学发达与隐居不仕这一表面上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有着内在必然性,它与部分儒生清静无欲、专心经学有关,也是士人生存环境发生改变、汉代选官制度滞后的产物。这类士人或专心习经,或隐居教授,推动了东汉经学的发展;他们习经目的单纯,与当时社会上一些钻营者形成鲜明对比,无形中起了"激贪厉俗"的作用。东汉经学士子的隐逸,大多只是暂时的,并不表明学仕分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