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与诵:汉大赋与联绵词关系初探——以司马相如赋联绵词为中心

司马相如赋现存7篇,其中联绵词约121个。双声联绵词约28个,叠韵联绵词约62个,双声兼叠韵联绵词约4个,非双声叠韵联绵词约3个,四音格联绵词约24个。音义性是联绵词的本质特征,即两个音节对应的字都有意义,且多数义同或义近。字形方面,不少表现为两个汉字具有相同的与词义相关的偏旁(事物+状态)。分布方面,叠韵联绵词远多于双声联绵词,且有一定量的四音格联绵词变体。这应当与汉赋的“歌功颂德,润色鸿业”而讲究较强的韵律性、节奏感和重复性,从而彰显文章的气质有关。联绵词大量涌现与时代的特色以及文体、语音自身均有一定联系。联绵词及其变体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赋的生成,并体现了汉赋铺陈、讽谏功能和口诵特色。

汉大赋中的“元小说”质素论略

作为一种创作实践,元小说叙事手法早已存在。汉大赋中的“元小说”质素主要体现在对自身虚构性的自觉指涉,戏仿手法的运用,双重审美快感的发生三个方面,对后世小说影响深远。然而,当下学界对古代小说演进的研究,更关注其作为稗官者流记载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具有的“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等特征,而忽略其受赋家者流“元小说”质素影响的“凭虚构象”“曲终奏雅”等特征。实质上,在汉代同一时空下,稗体与赋体共存并进,共同构成后世小说的源头活水,二者缺一不可。

汉大赋“劝百讽一”的文化内涵

汉大赋文化内涵的最大特征即“劝百讽一”。这种特征的最终形成与原始创作意图可谓大相径庭。“劝百讽一”面貌的形成,究其原因是汉人对其时代精神风貌的用心展示,而整个创作是在文学理念与儒家思想的较量中进行的,最大的收获则是促成了人作为大自然主宰者的意识的形成与定位。

汉大赋教学的三个环节设计和构想

作为执教者,如何引导学生领会汉大赋的主要精神,这既是课堂组织教学的难点,也是课堂组织教学的重点。"大一"学生面对《中国文学史》,在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高中生的习惯而又刚刚接触过艰深的先秦文学之后,马上又遇到了陌生的汉大赋,教学的难度可想而知。对此,我从以下三个环节进行全过程的设计和构想,旨在启发他们"以大观小,居高临下",克服学习中的畏难情绪:课前准备——把握汉大赋的时代精神;讲解分析——突出汉大赋的宇宙精神;归纳总结——体悟汉大赋的征服精神。

从传统美学看汉大赋之式微

作为汉代文学的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汉大赋以其宏大的构架、靡丽的文辞、豪迈的笔调著称。然而,自西汉中后期起,甚至包括赋作家本身在内,对汉大赋一直是贬之者多,赞誉者少。人们普遍认为汉大赋的“少真而溢美”,是其作为“一代之文学”,既受讥遭贬于当时,又零落衰绝于后世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从中国传统美学崇尚简约之美和不加雕饰的“白贲”美的视角探究汉大赋衰微之因,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纵横家和西汉前期文学

西汉前期 (汉高祖—汉武帝 )由于战国“士”关心政治的遗风的复苏 ,汉初中央政府和地方藩国的斗争 ,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宽容思想和经济发展而导致趋利风尚等原因 ,西汉前期纵横家的活动仍甚为活跃 ,纵横家与西汉前期的社会思想文化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在这一前提下 ,主要记录纵横家的言辞的《战国策》影响到西汉前期的文学 (主要是散文 (政论文)和大赋 )的创作。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散文和大赋的语言描写、修辞的运用和结构安排等方面。

从《三国志》亲属称谓看《汉语大词典》编纂之缺失

《汉语大词典》是一部代表中国二十世纪历史性语文辞书的最高编纂水平的辞典,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忽视了常见书和常用词的考察,存在着一些问题。文章仅从《三国志》亲属称谓角度认为《汉语大词典》存在着:词目未收、义项未收、义项失序、义项误立、书证有误、体例不一等方面的失误,从而为《汉语大词典》的修订提供有力的语料证明。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论汉大赋的景物描写

汉大赋在汉代文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赋家们第一次将自然景物作为描绘的重心,其景物描写不再是作家感情、心志的载体,而是一种独立的自然存在,状物细腻,描摹逼真。内容上“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描写上移步换形、穷形尽相,动静结合、错落有致,词藻华丽、文气充沛,把我国古代文学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

汉代室内小物赋初探

汉代辞赋的内容可分为抒情言志和体物两类。大赋可作为体物赋的最典型性代表,但与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类型的作品———室内小物赋。它使汉赋作者的视角由京都园林延及至自身环境,为作者进而探讨自己的内心世界提供了可能。托物言志赋也在此初露端倪。

简论汉赋与先秦诗文之关系

关于汉赋的源头,历来研究者多失之于偏。细究起来,汉赋,特别是散体大赋,其源头其实有三:其精神实质承继于诗教,其华丽的辞采形式嬗变于屈骚,其多变的内容结构出入战国诸子。具体说,散体大赋继承了《诗经》的雅、颂传统,并把雅、颂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的意境;汉赋抒情赋志、辞采华丽、虚构夸张等技巧来自屈骚,其写作风格则明显受到先秦诸子的神仙思想、滑稽传统、纵横策论之风等的影响。

魏晋抒情小赋与汉大赋的文学价值比较

赋曾是占据两汉文坛主导地位的文学样式,发展到魏晋,赋体文章脱离了以体物、叙事为主的倾向,逐渐向言志抒情靠拢,出现了灵活多变的抒情小赋,它摆脱了汉大赋堆砌奇字的习气,以其短小、抒情性强,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其文学价值已远远超过汉大赋。

论纵横家外交辞令对汉大赋体制的影响

任何一种文体的发展都是一个复杂而缓慢的过程,汉赋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受到《诗经》、《楚辞》、诸子散文、纵横家游说辞、民间隐语等多种文学形式的综合影响,所以它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以散文形式为主的汉大赋出现的时间较晚,它出现在汉代初年,兴盛于汉武帝时期,以其散文化的句式结构,主客问答的构篇形式和宏篇大制的特点,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汉赋的主要形式之一。

张衡对东汉文学艺术形象创造的贡献

张衡在文学变迁的东汉时期 ,与抒情本质相适应 ,力图运用新鲜的语言、自然的意象来创造艺术形象。在大赋领域形象追求时有创新 ,小赋中有写意的形象创造 ,其诗歌更表现出借鉴乐府手法和融合文人情怀的形象之美。这一切尽管尚不完善 。

论扬雄与汉大赋的转向

扬雄效相如作赋,并《太玄》《法言》之作,反映为学问与文章的通合。他少而好学,见召后观书、校书的经历与时代的崇学氛围成就其以学者垂范后世。其前诸王养士,为上宽容爱才,大赋之制,假设问对,凭虚铺陈,恢廓声势。自扬雄以"学者型文人"为赋,则以事实为本,议论为用,征引《诗》《书》,虽具体铺陈仍有凭虚,但总体框架业已征实。这对于后来的大赋创作具有深远影响。

“难以卒读”的汉大赋

汉大赋作品中的众多生僻之字,使得许多读者掩卷而去。而汉大赋作品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个文体特征,与其颂扬性创作本质和语言文字的时代变迁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