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文体论对《翰林论》的因革

《文心雕龙》文体论极大地受惠于李充《翰林论》所建构的关于各类文体的经典秩序、论文体例和简略评说;又充实、丰富、发展了《翰林论》“成文”“德音”“体要”等文体学思想,并探讨“深极骨髓”的文学根本问题,建构了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精深、方法之自觉、理论之完善远超出了李充论文水平。刘勰评《翰林论》“浅而寡要”大体合乎事实,“浅而寡要”之“浅”指精省浅近的措辞风格,未必贬辞;“寡要”为少要,亦并非完全否定判断。相较钟嵘贬之“疏而不切”,刘勰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且更公允。

杨慎批点《文心雕龙》考

杨慎是明中期重要文人,在明代文坛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文心雕龙》明代的首个批点本,杨慎批点本反映出杨慎本人乃至明代文学风向之转变,并开启了明代《文心雕龙》评点的潮流,这对明朝中后期的诸多文学流派借鉴、继踵六朝之风均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前人对批点本成书时间并无深入研究,忽略了杨慎其他著作中对批点本的征引及杨慎生平经历中存在的确定撰作时间的线索。考证可知,杨慎批点《文心雕龙》在嘉靖四年,这展现了杨慎与张含文学交往的一个侧面,印证了杨慎文学研究重心自先秦两汉至六朝的转变,以及其强调“情”的价值、将风雅传统与六朝绮靡风格进行弥合的尝试。

汉调二黄唱念结构形态论析——以杨家才的安康汉调二黄手抄本为例

汉调二黄是陕西省地方戏曲剧种之一,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程式和典型场景是汉调二黄唱念的建筑部件,构成了汉调二黄唱念文本的基本形态。它们遵循着固定框架,又在限度之内变异,体现了汉调二黄唱念的基本结构法则,保证了汉调二黄作为口头艺术的传承具有相对稳定性,使汉调二黄的唱念始终处于流动易变的状态,保持着旺盛的艺术活力。要完成一次实际的演出,汉调二黄的艺人仅掌握充足的程式、典型场景是不够的,还需要根据演出的现场情况相应地丰富剧情的内容,在程式和典型场景建构框架的基础上添加血肉。但不管如何,大脑中存有足够的程式和典型场景是汉调二黄演出的关键,汉调二黄的艺人掌握它们可以在演出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论韩愈对《文心雕龙》创作思想的认同与借鉴

以创作思想为例,论述韩愈对《文心雕龙》之认同与借鉴。韩愈创作思想主张以情为主,强调"不平"之思、感激怨怼、"勃然不释"之情对文学的感召、激发,与《文心雕龙》"立文本源"之"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一脉相承。创作修养上,二者皆主"虚静"说,主张多积累、多体验;文学风格上,韩愈认同刘勰之风格多样化的主张,坚守执正驭奇的基本指导思想。韩愈从创作思想上,认同与借鉴刘勰之理论主张,从而建立了正确而通达的基本文学理论,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

《文心雕龙》与汉代易学

南朝刘勰的不朽之作《文心雕龙》是深受汉代象数易学影响的。刘勰对汉易象数之学中一些重要解易体例的吸取主要是通过承袭马融、郑玄两家《易》注中本于京氏易的解易体例而实现的;但又以古文经学的治学理念为尺标,对今文经学的象数易学加以取舍,从而扬弃了象数易学中繁琐的解易套路,也抛弃了今天经学中论阴阳灾异的神秘主义内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就易学史而言,《文心雕龙》的易学基础是汉代象数之学,而不依取魏晋王弼派易学;就经学史而言,属古文经学系统。总之,《文心雕龙》归属于儒家经学体系。

李调元《函海》编修与版刻考论

《函海》是与《汉魏丛书》《津逮秘书》《知不足斋丛书》齐名的著名私刻丛书,它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函海》初刻于乾隆壬寅年、次刻于乾隆甲辰年、三刻于嘉庆辛酉年,均由李调元亲手校订刊刻。嘉庆己巳李鼎元校刻本、道光乙酉李朝夔补刻本、光绪辛巳钟登甲重刻本在体例、编排、书目、函数等方面已非李本原貌,反映了《函海》版刻的复杂状态。《函海》内容与卷次的变更是李调元思想转变的产物,其重心由专刻明前珍本古籍向巴蜀典籍转化,传承巴蜀文脉意识逐渐加强,客观上为保存、流传巴蜀文献起到积极作用。李调元编修《函海》使用的各种方法,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

《文心雕龙》论赋与《文选》赋分类定篇

《文心雕龙》不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和选赋定篇的唯一作品,但它是影响《文选》赋分类及选赋的较直接的重要作品之一,对其影响不能估计太高,但也不能估计太低。《文选》赋分类定篇与《文心雕龙》论赋在“原始表末”、“释名章义”、“别体分类”与“选文定篇”四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相同或相异之处。其相同处表明刘勰与萧统赋学观上有一致的地方及刘勰对萧统可能产生的影响,其不同则表明二人赋学观的差异。

浅析《文心雕龙》对《汉书》的引叙与借鉴

《文心雕龙》大量征引、借鉴甚至运用了《汉书》中的文人事典、文学文体实践、文论观念和学术成就等,这是《文心雕龙》中《汉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直观地显现了刘勰的文学观念和批判原则。《文心雕龙》对《汉书》的引叙和容摄,随文述典,不拘一格,但其主要表现形态为:《汉书》所列之书志、目录,是刘勰"原始以表末"的文献基础;《汉书》中所载录之文学作品,是刘勰"选文以定篇"的重要依据;《汉书》的文学观念和学术成就,是刘勰推阐文理的可靠参镜。

汉音、魏响与别调:沈德潜对魏诗的分期与定位

沈德潜将魏诗定位为"汉音""魏响""别调"三种审美典型,迥异于前人。曹操乐府诗对"俗乐"的赓续,"以诗写史"的实录精神,是构成"汉音"的重要因素。曹丕、曹植轻合乐而尚音韵,淡化叙事而侧重情感抒发,尚作用而远自然,由慷慨激昂转向温婉轻靡的审美取向,构成了"魏响"的核心要义。阮籍融随兴寓言、玄思意趣于一体,比、赋连用的表现手法,形成了"别调"的独特风貌。沈德潜以"汉音""魏响""别调"定位魏诗,体现了其所代表的清代格调派取法更广的诗学倾向,纠正了前代诗学以"建安风骨"代指魏诗的偏颇,更加准确地揭示出魏诗的总体特征、流变轨迹和艺术价值。

刘勰论两汉文风差异及其原因略探

刘勰认为西汉文风趋向于奇艳,东汉文学则追求典雅,而造成这种风格迥异的原因是西汉文学创作受楚辞的影响较大,而东汉文学则深受儒家五经的熏陶。刘勰对两汉文学的评价,也是《文心雕龙》整体文学思想的体现。

也谈韩愈思维方式的渊源——与雷恩海先生商榷

雷恩海先生认为韩愈的思维方式与《文心雕龙》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认同并借鉴了《文心雕龙》笼圈条贯、原始要终、唯务折衷、执正驭奇的思维方式。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韩愈精熟并深受《文心雕龙》的影响。实际上,《文心雕龙》的思维方式显然是学习继承了《易经》的思维传统,韩愈也十分喜爱《易经》并深受其影响。与《文心雕龙》一样,韩愈的思维方式显然是渊源于《易经》。

汉魏六朝时期吊文与祭文的互渗

吊文和祭文都是哀祭类文体的重要类别。汉魏六朝时期,它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相互渗透、影响。先是凭吊吊文向祭文渗透,促生祭古人文,后者又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代替前者的趋势;吊丧吊文自两晋至南北朝逐渐成为吊文创作的主流,它与祭亲友文形式上存在稍许差别,但主体内容是一致的。祭文较为晚出,却生命力强大,乃因其施用范围广,善于兼容并蓄,又在实用与抒情中间求得了平衡;吊文在最初的发展阶段就脱离了临丧而吊的本义,回归本义之时却又被其他哀祭类文体挤占了生存空间,最终被祭文代替。

写物图貌,蔚似雕画——刘勰论汉赋的文学成就

刘勰不仅充分肯定了汉赋在文学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创新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还丰富了汉赋作家论、创作论、文体论的内容。刘勰的汉赋观集汉魏六朝汉赋研究之大成,堪称是唐前汉赋研究的高峰。

居延汉简所见邯郸铫

西汉时期邯郸位列"五都"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居延汉简编号26.29记载的"邯郸铫",经考证应为在汉代赵国都城邯郸生产的一种铜制炊具,这枚汉简是研究汉代邯郸铸铜业的珍贵史料,反映了西汉邯郸铸铜业的发达。结合其他出土青铜器分析,自战国至汉代邯郸铸铜业经历了一个从以兵器为主到以生活用具为主的发展过程。

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

考察《文心雕龙·乐府》中几组术语的涵意，可见出贯穿《文心雕 龙·乐府》的中心思想，是慨叹周代雅乐一去不复返，俗乐却一代一代甚嚣尘 上。该篇对两汉乐府和三祖乐歌的论述，都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从一个特殊 的视角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