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modemity of HAN Dong＇s Poetry

With the influence ofpostmodernism, ＂Third Generation＂ poetry rushes out of elite literature and makes Chinese new poetry focus on everyday life of common persons.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s of ＂Third Generation＂ poets, HAN Dong has created many distinct postmodernist poems. Rejecting metaphor and symbolization, he takes an oral language of original ecology as his poetical discourse mode to affirm the everyday life of here and now, and then both deconstruct metaphoric and symbolic writing of＂Misty Poetry＂ and construct a writing mode of ＂aestheticization of life＂. HAN Dong＇s poetry can be taken as a kind of construction in deconstruction.

汉代乐府诗与民间教化

在“观风俗,知薄厚”的教化理念统摄下,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汉乐府诗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社会鲜明的教化内容,大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家庭伦理,具体包括爱情婚姻伦理、兄弟相处之道;二是为汉代妇女树立时代女性的典范,其中描写了坚贞专一的罗敷、胡姬及持家有方、待客有道的陇西健妇等;三是对世人立身行事进行告诫与劝勉,具体包括告诫世人审慎远行、游子自重自爱,劝诫世人立德修身、谨慎自保,劝勉世人惜时奋进等各个方面。必须清楚一点,乐府诗发挥教化百姓作用,并不单纯是诗歌文本在起作用,而是诗歌、音乐乃至舞台表演综合作用的结果。

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聂景孺《樱花馆日本诗话》考论

聂景孺的《樱花馆日本诗话》是中国诗话史上唯一一部关于日本汉诗的专论。作者1914年留学日本时,收集了117名日本汉诗人的作品247首,74联,分别录入110则诗话,并加以品评。本文对该书的作者身世、全书构成、资料来源以及编撰特色做了全面考察,指出作者为中国读者展示了一幅明治汉诗坛丰富多彩的画卷,但作品采纳较为随意,审美倾向较为保守,特别是对所收诗作擅自做了大量改动,却从未明言,这一点须加注意。

从主体间性看彝族汉语诗歌艺术语言的视域融合

彝族汉语诗歌艺术语言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实践,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彝族汉语诗歌反映彝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独特文化内涵和审美心理。彝族汉语诗歌艺术语言在创作主体到发话主体视域融合中生成,在文学阐释和审美活动的主体间性中实现,在发话主体召唤结构和接受主体期待视野中,求真和想象成为推动彝族汉语诗歌艺术语言视域融合的心理机制,在场与缺席、互文与创造是触发视域融合的根本动因。

论小说艺术对韩东诗歌创作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翻译小说的译介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第三代”诗歌创作。“第三代”代表性诗人韩东在诗歌的人物塑造、话语方式和时空叙事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与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小说并长期进行小说创作有关。首先,他早期诗艺转型期的诗歌灵活运用了心理描写、语言描写、肖像描写、动作描写等手法来塑造人物、生成诗意;其次,他诗风成熟期的诗歌多使用本体式叙述和寓体式叙述两种话语方式来革新诗语和创造诗意;最后,小说多种多样的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艺术手法的使用使韩东的诗歌取得了内在情思和语言形式高度合一的效果。分析小说艺术向韩东诗歌广泛渗透的现象,可进一步认识“第三代”诗歌超越并取代朦胧诗的某些重要表现和成因,看到文体跨界在诗艺革新中的特殊作用。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唐亡之痛与老病之悲的书写及调适——韩偓寓闽创作新论

韩偓生命的最后18年在闽中度过,闽中诗是其一生的创作高峰。一方面,唐王朝的灭亡形成的创伤体验与自身的衰残病痛,乃至对死亡的恐惧,持续折磨着他的心灵;另一方面,福建当地兴盛的宗教,尤其是佛教、道教与独具特色的山水风物,与文学创作及其承载的回忆一道,又成为其获得终极关怀、寄寓复杂情感的对象。韩偓寓闽期间的创作几乎均围绕上述心理与现实活动展开,亦成为其最后18年心路历程的最佳展示。

“汉家”认同:唐诗创作的集体记忆建构

唐诗中的“汉家”一词,多用来指代、譬喻唐朝,或用来表达诗人对汉朝的追慕与感怀。作为一种流行的写作模式,“汉家”及相关意象在唐诗创作中的广泛运用,是一种集体记忆的表现。唐朝统治者的系列崇汉、拟汉举措,从制度层面建构了“汉家”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诗人运用“汉家”相关意象营造了“汉家”集体记忆的诗歌情境,完成了“汉家”集体记忆的诗歌建构。这种“汉家”集体记忆体现的是唐代诗人群体对以汉朝为代表的“汉家”文化的认同。

论韩愈对传统赋体诗的超越

韩愈作赋体诗的诗坛定论是片面的。韩愈的以赋为诗并非照搬赋法,而是师古创新,从赋中汲取适于诗歌的营养后熔铸改造以自树诗风。他以赋语入诗,却翻新用法,追求“奇”的风格与诗境。他借鉴赋体宏观性的描写角度和铺陈逻辑,具体内容刻画时又简去其繁冗的物象陈列,炼笔于有生动形象和丰富细节的画面呈现。他藉赋体的自信气度以重振中唐诗风,又舍弃其浮华幻想的内核,使社会现实成为诗歌关注的重心。

黄培《含章馆唐诗选》考述

《含章馆唐诗选》是清康熙二年(1662)山东即墨诗人黄培所编的唐诗选本。康熙八年黄培因诗案被处以极刑,其生前著作多遭毁禁,存世罕见,这部存世的诗选具有相当高的文献和史料价值。《含章馆唐诗选》共选诗四百余首,以盛唐诗为主,尤其以杜甫的诗歌为多。其选诗情况反映了黄培深受明代高棅、李攀龙等人影响,继承复古思潮,坚持“诗必盛唐”的诗学主张。黄培尤其重视对安史之乱后杜甫诗歌的选录,寄托了政权变革之际知识分子的亡国之思。另外,诗选也为研究清初山左诗学发展提供了极好的研究资料。

汉晋诗飞鸟与音乐关系的变迁

在中国早期古典诗歌中飞鸟和音乐这两个意象往往同时出现。自汉至晋,二者间的关系呈现从紧密至松散的变迁过程。汉代诗歌中有相似的音乐引发化鸟双飞结尾的结构;建安诗歌中音乐、人、飞鸟之间仍有情感联系;晋代除个别拟古诗外,诗中飞鸟和音乐这两个意象间的联系已不再紧密。

避世与救世:韩宝忠与悟善社同人的诗词创作

结社是韩宝忠晚年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研究韩宝忠不可或缺的一环。在他参加的众多社团中,兼具宗教、慈善与文学三重内核的悟善社最为特别,深刻影响了民国的社会与文化。韩宝忠与悟善社同人积极地进行诗词唱和,这些诗作反映出他们在避世与救世两种选择之间的挣扎:一方面,官场的失意让他们萌生避世的想法,将宗教信仰当作人生依靠,过起“出家”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甘心“与世隔绝”,利用宗教的教化作用以及自身影响力,在动乱的时局中传道布教、普济广施,积极进行救世。从悟善社诗词出发,既可以考察乱世文人的复杂心态,也可以探究宗教与文学、社会等错综复杂的联系,是回溯民国文学与历史的绝佳窗口。

河西屯戍汉简诗歌文献探析

出土于疏勒河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河西屯戍汉简,部分简文与文学关系密切,部分简文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经梳理目前公布的河西屯戍汉简资料,发现其中有12首诗歌。这些诗歌虽然多为残篇,但保留了汉代西北边塞诗歌的原初形态,真实反映了汉代的边塞风光、边境的社会生活和边关军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丰富了汉代底层文人的诗歌文献,拓宽了汉代诗歌的题材范围,为探索汉代诗体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艺术创新与道统阐扬:论《元和圣德诗》的典范价值

《元和圣德诗》作于韩愈创作《原道》、确立儒家道统观之后,因诗中有行刑场面的血腥描写及“颂圣”的内容,历来的唐诗选本多不选录,当代研究者也很少关注。诗歌称颂唐宪宗平定藩镇叛乱、重振帝国雄风之“盛德”,具有“诗史”性质。在艺术上突破了“颂圣”诗的传统写法,创新特征鲜明。其中“以丑为美”的血腥描写意在“震慑藩镇”、表现“尊王攘夷”、维护皇权的道统观;“以文为诗”的破体探索是为更好地阐扬道统所采取的表现策略;尊经用典则从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了回归儒家正统的价值取向。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皆服务于道统观的表达,而道统观则为前者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二者相得益彰,在思想与诗艺、复古与创新、尊体与破体、美与丑之间,匠心独运,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该诗不仅是韩愈将道统观与诗歌怪奇审美探索自觉结合、开拓新诗境的典范之作,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均应有一席之地。

汉乐府诗《梁甫吟》本事、作者及创作时间考

过去多认为《梁甫吟》是诸葛亮之作,并多将该诗视为葬歌。通过《梁甫吟》之本事、作者及创作时间的考证可以发现,《梁甫吟》非诸葛亮所作。而且,该诗蕴含着对东汉末年董卓迫害皇甫嵩、朱儁以及卢植3位名将的恶行的强烈批判,由此可判定其创作时间在公元191年到192年4月之间。

论孙颖汉唐古典舞的乐舞意识

中国古代乐、舞不分,乐、舞、诗一体,这种历史文化影响至深。孙颖作为舞蹈界汉唐古典舞一派的创始人,力图从历史遗存中去继承和发展古代鲜活的舞蹈形象和文化精神。在孙颖的舞蹈作品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他对古代乐舞意识的传承与发展:舞蹈音乐体现出乐舞交融的叙事性与韵律性,舞蹈的诗化语言与古典意境又生动地体现出其形神兼备的诗性追求。孙颖的乐舞意识是他科学的继承观、发展观与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为中国古典舞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值得探讨的空间。

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孤芳与微澜——以备受争议的《石鼎联句》为中心

联句创作是韩孟诗派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奇诡诗风的重要表征。综观《石鼎联句》千年阐释史,朱熹-魏源一派“去序考诗”的研究路径颇具价值。沿此详加统计分析,不难窥见韩愈联句区别于其他唐人联句的形式特征,以及富含政治讽谕和人性反思的意义空间,而《石鼎联句》适与韩愈联句的各项特征高度吻合,联句作者、本事及作年遂得一一落实。由此可见,《石鼎联句》不仅忠实继承了韩孟诗派鼎盛时期的联句形制,而且在最具难度的借物托讽一脉上着意用工,踵事增华,突破了双人联句平分秋色的基本格局,孕育着韩孟诗派结构性变革及其与古文运动融合发展的美妙契机,可谓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重大关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