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循吏治政生态考察——以《汉书·循吏传》为中心

汉代循吏多出自宣帝朝,循吏建树地方善政,与其所处“自然—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治政生态息息相关。汉宣帝时期天灾较少,偃武修文的政策促使环境优化,为地方善政奠定基础。循吏富民治平,化民以礼,移风易俗,使民众回归理性,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以为善政核心。汉宣帝选贤任能,给予地方官久任制、自治权,并严格监察,奖励务实,惩罚伪诈,成为实现地方善政的关键与保障。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借鉴,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正确选人用人,理顺央地关系,循吏善政启示良多。

论唐宋之际的贡奉

唐代中期出现具有赋税性质的进奉,贡奉之弊由此而生,这一现象反映了唐宋之际君臣关系及中央与地方关系。五代承唐末藩镇割据之余绪,尽管朝廷致力于藩镇州县化,但实际上地方与中央财政关系仍然遗留藩镇特征。以后梁时期“四镇”、魏博、镇、定来看五代财政中央集权路径:朱温据有“四镇”,易代后直接州县化,属易代型;魏博依附朱温,通过集权和武力手段州县化,为依附型;镇、定是以武力征服州县化的,属贡献型。以上州县化路径不同,大体反映出五代财政中央集权的基本情形。而五代藩镇州县化形成了上供和贡奉互济的中央财政模式,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同时也遗留下不同程度的藩镇性,这表明五代并没有解决唐末遗留的历史问题。宋初成功地革除贡奉之弊,走出唐末五代历史的“逆向”,重建中央集权,开辟了一个新的王朝时代。

明清徽州县官与乡村治理

明清时期,徽州县官在乡村治理中处于重要位置,是沟通上级官府和乡村民众的枢纽,其选拔和任用深受官府的重视。徽州县官的日常事务主要涉及教化乡里、化民讼牒、催征赋役、缉拿盗匪、劝民农桑等,在乡村治理中多有远见卓识,为徽州乡村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不可否认,徽州县官群体中亦有德行失范和徇私枉法者,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金代益都府官员的选任及其治理

作为金代山东东路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益都府官员的活动对于当地的发展至关重要。从金代益都府官员的任职情况来看,以世宗、章宗和宣宗三朝所选任的官员人数为多。金代益都府官员的籍贯所属区域,主要分布于齐鲁地区和燕云地区,尤以山东东路居多。金代益都府官员的入仕途径大致可分为六种:恩荫、科举进士、军功、世袭、出职、归降。对金代益都府职官的选任及其活动进行整体考察,可以窥探金代益都府地区的政治治理情况。

两汉上郡龟兹县治城位置新探

两汉时期,上郡龟兹县具有重要的军政地位。但由于史书记载简略,其治城位于今天何处,学界观点不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说法:榆林市榆阳区古城滩古城、榆阳区镇川镇上盐湾附近、乌审旗嘎鲁图镇(原名达布察克镇)附近。依据《水经注》关于"帝原水"、"黑水"、"交兰水"、"诸次水"及《后汉书》"龟兹盐池"的相关记载,参照文物考古、野外考察的资料,判定乌审旗嘎鲁图镇北部敖柏淖尔古城即汉代龟兹县故城所在。

悬泉汉简新见的两例汉代职官制度

悬泉汉简作为汉代邮驿机构悬泉置的日常运作档案文书,与地方机构紧密联系或有亲近关系,对地方的社会与政治制度有较多的涉及。其中所记录的敦煌郡属县长官"令""长"的变化及郡县吏员的守官制度,是史书不曾记录的史实。对此等变化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的职官制度,对西北地方政治史研究来说无疑也是一大帮助。

汉代酷吏的法律文化解读

法家思想与文吏制度为汉代酷吏的出现提供了文化基础;特殊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武帝时期的政治诉求为汉代酷吏的兴起提供了历史条件。汉代酷吏的治世风格迥异于后世儒家,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整体特质也不相协调,但杀伐立威却并不总是意味着大肆破坏国家律令,酷吏的表现恰与汉代律令的性质和特征存在紧密联系。汉代酷吏群体的消长、演变,动态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呈现了中国正统法律思想形成的进程。

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

唐代考课条文强调州县官员的税收、垦田、户口增减政绩以及官员清白、清勤的生活、工作作风。与之相较,德政碑所书州县官员政绩,却是强调其所应该具备的儒家品德修养、境内社会秩序、对民众的礼义教化、鼓励农桑和赋役税收问题;考课条文所没有提及的发展工商业、灾异现象及祈神灵验等,却被德政碑书写为善政;有的碑文所述官员政绩,还与考课条文的精神旨意相悖,如税收力役、垦田等问题,反映了民间和官方对于一位州县官员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此外,德政碑的政绩书写内容,细化并深化了我们对"四善二十七最"纲领性考课条文的认识。

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的紊乱——透视中国传统政治的深层矛盾

清代对州县官的任职资格与程序等定有完备的制度。清咸同以后,督抚多方破坏各种有关州县官任用的定制;州县官委署与补用漫无章程;滥开捐例与滥行保举导致候补人员壅塞,吏治腐败,州县官任职制度因此陷于紊乱。透过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紊乱的表象,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体制中所存在的各种深层矛盾,主要包括"人治"与"法治"无法协调,官僚队伍恶性膨胀不可避免,以及良性政治不能见容于恶劣社会环境等。

汉代地方长吏任期考辩——以郡国守相为中心

汉代以郡国守相为代表的二千石长吏号称“吏民之本”,其任职期限不仅体现了当时官僚制度的建设状况,同时也映射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从西汉前期的久任至宣帝年间大致以3年为基准;东汉前期复归久任,然后再次废乱。貌似反复的背后,反映出地方长吏任期制在形成初期经历的波动和曲折。尽管两汉时期的官僚制度尚难以完全具备近代行政所要求的理性要素,但与“三互法”、考课制度、致仕制度等一起,以“三载考绩”为基础的任期制也逐渐作为“汉法”而为人们认可和接受,成为专制帝国在行政上控制地方的重要手段之一。

秦汉江南地区城市发展的阶段与特征

秦汉时期的江南城市是具有行政治所属性的郡县城市。秦汉时期,该地区郡县设置发生多次变化,城市数量增长,城市的行政级别也随之发生变动。同时,伴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部分郡县城市也逐渐强化了其作为商贸流通中心、生产管理基地、港口等方面的功能,城市类型呈现分化的趋势。总体而言,该地区城市发展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其中早期和晚期发展较快,显示出秦汉江南城市的发展与地方政治势力崛起有密切联系。

西汉初年陇西、北地、上郡治所考——以张家山汉简《秩律》所见各县等第为中心

汉代郡治之县,在同郡属县中秩级最高。由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载录的各郡辖县秩级,可探知西汉初年某些郡的治所:陇西郡治所为上邽县;上郡治所为高奴县;北地郡治所为彭阳县。此外,西汉初年汉中、河东、河内三郡治所也可以凭借《秩律》得到进一步限定。《秩律》在西汉初年郡治研究上的价值需要得到重视。

《尹湾汉墓简牍》中有关郡县侯国吏制的几个问题

《尹湾汉墓简牍》面世后,许多学者就西汉地方吏制问题发表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对侯国吏员的设置论及者甚少。探讨侯国的不同类属,在此基础上可以发现,不同侯国的吏员设置和隶属关系是不同的。东海郡所辖侯国多属宣、成二帝时所封之王子侯国。王子侯国的吏员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行政系统,一为家务系统。侯国的吏员同时接受朝廷和郡府的双重管辖。

汉代的初郡制度

据文献记载,可以重新确定汉初郡的范围,认为其中不应包括南海郡。随着郡、县等职官的设置,初郡形式上就与汉郡相近。而初郡"以其故俗治"的政策,西汉基本未变,前后承继有着长久的政策连贯性。但进入东汉后,该政策不断遭到破坏。在原初郡内"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及地方官对故俗的主动改造,成为东汉华南郡国叛乱不断的重要原因。而随着东汉时对"以其故俗治"和"毋赋税"等政策的破坏,初郡制度逐渐消失。

论儒家法律文化对两汉郡县官吏司法活动的影响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文化复兴及文化整合,至西汉中期,儒家法律文化占据了法律文化的主导及主流地位,儒家法律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汉代法制的各个环节。儒家法律文化对汉代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方面。两汉郡县官吏在儒家伦理法观念、"无讼"观、"身正令行"观、德刑观及"恤刑"观的影响下形成了"春秋决狱"、综合治理、道德感化、调处息讼及"哀矜折狱"的司法之风。两汉郡县官吏司法的儒家化影响中国古代儒家化的司法传统及司法制度的形成。

清代督抚监司监察制度的弊端与异化

清代在各省设置督、抚和藩、臬、道等各级监司,这种制度与现代政治中的地方行政分层制度性质不同,主要职能在于督导、规范州县官行政。督抚监司在督导监察州县行政方面各有其权责。然而,这种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却不理想,不仅未能实现其督导和监察州县行政的本旨,反而造成许多严重的弊端,发生了严重"异化"。它严重干扰了州县政府的行政,给州县带来沉重的经济和精力负担。督抚监司制度实行的结果,一方面限制了州县官的施政权力,消磨了他们的施政积极性、主动性;另一方面,却未能阻止他们剥民、虐民。中国传统政治单纯通过"以官制官"的体制内监察,无法解决政府运作的规范与廉洁问题。

论李翕黾池五瑞画象及“修崤嵚之道”题刻

自宋人金石学论著已可见李翕黾池五瑞画象与"修崤嵚之道"题刻,刻于《西狭颂》摩崖之前。此石刻在《隶释》中列于《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与《李翕析里郙阁颂》之间。另有《隶续》卷一一《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作为共同出现"李翕"姓名的四种石刻,形成重要交通史料中特殊的组合,值得研究者重视。李翕"昔在黾池,修崤嵚之道"的交通建设功绩在武都的宣传,与武都地方特殊的交通形势有关。李翕任军政长官期间,或许是武都地方交通发展较好的历史阶段。实际主持交通建设工程的仇审的事迹,因石刻资料而得以彰显。

汉代诸子论吏治与治吏

官吏是封建国家各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因为政策执行情况的好与坏 ,直接关系着皇朝的长治久安 ,所以治吏便成为治国的很重要的一方面。汉代诸子通过对两汉各个时期吏治状况的论述 ,深刻揭露了官官相护、贪污奢侈、对劳动人民的中间盘剥等吏治腐败现实。在此基础上 ,他们又纷纷提出相应的治吏主张 ,如打击贪污腐败、加强法律监督。

东汉广陵郡领县确数考

东汉广陵郡,据《续汉书·郡国志》载,其治广陵,领县十一: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凌、东阳、射阳、盐渎、舆、堂邑、海西。然据后人考证,当有海陵县的建置,《郡国志》"盖传写有脱"。但也有人认为,"海西属下邳而不属广陵",补上海陵,去掉海西,仍当领县"十一"。据史料考证,海西从未属于下邳国,而是隶属广陵郡管辖,广陵领县"十一"应为领县"十二"之误。

清代州县的“主奴集团”统治——透视“秦制”的根本特征

对于中国秦以后政治制度的本质与特征,国内外理论界迄今还没有一种确切的把握。由于清代政治制度是"秦制"发展的完备形态,因此,通过剖析清代的州县制度可以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清代州县官府是一个宗法性"主奴集团",内部充满各种依附关系、尊卑关系,州县官、幕友、长随、书吏、差役都不是有法律保障的自由人。"官府"作为与社会对立的统治者,又是一个统一的自利集团,上下尊卑相互依存,共同营私,对来自社会的反抗实行控制、镇压。州县官府的行政机制,以服从私人意志而不是以贯彻法律、制度为纽带。清代的州县财政是一种"家产制",表面上具有公共性质,而实际上却为州县官私人所支配;表面上国家定制严密,而实际上却遵循各种潜规则运作,有时甚至全无规则。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秦制"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