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中后期边疆治理范式的转型与重构

秦汉时期的国家治理与边疆治理均以“大一统”精神为引领。秦汉帝国统治集团关于边疆的理解与认知决定了边疆治理在不同阶段的基本格调,并表现出与之相应的时代风貌。西汉宣、元之际,适值“有为”政治瓦解、儒生政治初兴的过渡转换期,受经学转向的影响,“夷夏之辨”重新成为主流思想,夷夏群体的对立亦被理论化。与此相应,“民本”成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原则,地位逐渐凌驾于边疆经略之上。受前述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西汉中后期的边疆治理逐渐走上了迥异于武、宣之世的另一条道路,而边疆治理的调整与转向,成为西汉王朝盛世终结的标志性事件。

“守在四夷”理念在东汉北部边防的运用

东汉建立之初,在其北部边防的治边理念上由前汉的“多事四夷”转为“守在四夷”,这一转变的动因包括东汉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边疆问题的决策体制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压力。东汉政府通过设置职官来监护内附的诸夷、利用夷兵以夷制夷、内徙边民以期实现守在四夷的治边成效。总体来说,在北部边防上实施“守在四夷”的策略是对当时内外环境变化的应对,其实施取得了巩卫北部边防以及减少国家财政支出的效果。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西汉政府的罪犯徙边敦煌郡——以敦煌出土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政府发配罪犯徙边敦煌郡是一种常态化举措。徙边敦煌郡的罪犯按人员类型大概可分为三种:第一,犯罪之官员;第二,大逆无道罪犯家属;第三,各种刑事犯罪人员。各种类型人员或因犯罪或被牵连而徙边敦煌郡,对敦煌郡的人口增长、经济与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意义。与此同时,各类人员徙边敦煌,促进了中原先进技术在当地的传播,并且这些文化和技术还通过敦煌继续影响西域地区,从而推动了地区间文化、科技的交流。

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以《汉书·地理志》所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虽然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记述,但主要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没有涉及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则为我们记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甚至还第一次记述了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所以《汉书·地理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代表了汉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先河,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汉唐西南边疆经略再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两大高峰,汉唐两朝的建立对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考之两朝对西南地区的经略却有诸多相异之处。汉唐对西南均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经营,而谋划之结果却迥然不同。哀牢内属和永昌郡的设立是两汉在西南统治深度不断加强的明证,而南诏政权的崛起和西洱河战事却成为唐王朝经营西南109年的结果。唐朝于边疆地区的怀柔羁縻之策固然有其必要性,但疏于民治是其治边失策之处。只有军民并治,边疆地区才可能真正巩固起来。

秦汉时西南地区外来移民的迁徙特点及在边疆开发中的作用

秦汉数百年间,西南地区步入自身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通过各种途径进入西南地区的外来移民具有鲜明的迁徙特点,他们在促使当地人口增长、支持郡县设置、引进先进技术、传播封建文化、推动边疆开发和疆域形成以及稳定当地局势等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汉代北边“亡人”:民族立场与文化表现

对于"越塞"的"亡人"予以"逐捕搜索",曾经是汉代长城体系戍守部队的防务内容之一。有汉王朝官员明确指出,当时长城防卫系统的作用"非独为匈奴而已"。论者分析"亡出"、"亡出塞"、"亡走北出"者主要有三种身份:一是往者从军没不还者贫困子孙;二是边人奴婢愁苦者;三是盗贼群辈犯法者。战争中的"亡降"者也是特殊的"亡人"。汉代"亡人"的民族意识并不十分鲜明,在民族关系中不持极端的态度,而取宽和倾向。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对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融,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其突出表现,与活动于中原的"胡巫"、"胡骑"在神学职任和军事技能方面的作用类似,即将汉地较为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生产方式传播到了匈奴地区。漠北匈奴文化遗存中可以更多地看到汉"亡人"的文化创造。

汉代甲渠候官的后勤管理

汉代甲渠候官颇具严密性的后勤管理,是汉帝国军事经济制度、财政制度在边郡地区得以贯彻和执行的高度体现。在戍卒衣装、戍吏俸禄、盐粮等供应方面,甲渠候官的物资消耗数额庞大。每年甲渠候官须定期制作带有预算性质的各种簿籍文书,上呈居延都尉府申请拨付钱粮等各种物资,以满足机构运转的需要。在钱、粮、食盐等物资的领取、输送、储存和分配诸环节,甲渠候官依据严格的规定,管理和使用各种物资,并接受居延都尉府的严密监督,候官自身没有独立的财政权。以财政、经济等有力的手段,汉政府实现了对甲渠候官等军事机构日常运转的有效管控,进而实现了对边郡地区卓有成效的管理和统治。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

秦至南朝的800余年,是云南早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云南地区的主要通道先后开通,并经历了兴衰变化的过程。秦汉蜀晋南朝诸朝的治边方略,对云南通道的开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收集相关的零散资料,阐述秦汉蜀晋南朝时期云南通道开发的情形,并分析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的关系。

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研究

东汉王朝在西北边疆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反复的进入与退出,本质上与王朝国家统治者在“守中治边”和“守中弃边”边疆治理战略思想上的交替变化有关。在此过程中,东汉王朝不时利用西北边疆民族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抵御匈奴的渗透与攻击,这是“华夷一体”“守在四夷”边疆治理思想在西北边疆的实践,发挥了西北民族在守土固边中的作用。当然,东汉王朝对西北边疆治理策略的选择及得失,在很大程度上与任用的“边吏”作用发挥情况密切相关。

昭君出塞与汉匈社会民生之考察

昭君出塞"和亲"是汉匈几百年来在战争与"和亲"过程中唯一的一位良家女以汉王朝名义参与和亲的事件。昭君出塞"和亲"既曲折表达了个体民生的愿望,更促进了当时社会发展和社会民生的改善。昭君出塞"和亲"表达了个人行为背后的社会因素;展现出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满足了当时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客观需求。

清代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渐次扩展

通过对有关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清代、民国方志资料以及其他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得出在客观的自然条件和主观的人为条件的影响下,陕北长城外伙盘地的地域范围在清代的不同时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变化,并且每次变动的幅度,无论是在力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较前次为大,从而引发三次较大规模的伙盘地地域范围的勘定。而汉族移民的不断北迁,伙盘地范围的不断扩展,成为民国时期陕西和绥远行政区划纠纷的潜在原因,甚至很有可能成为建国后陕西省界勘定的主要驱动力因素之一。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汉代“天子三玺”在外交中的应用

"天子三玺"是中国古代外交专用印玺,汉代是这一用玺制度的奠基时期,但汉代有关载籍对其具体的应用,记载不一,颇为紊乱。本文试从与之相对应的"皇帝三玺",以及后代的"皇帝三玺"和"天子三玺"的行用中,推论汉代"天子三玺"的应用,厘清了相关记载的是非得失,得出"天子之玺"用于外交文书,"天子行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信玺"用于调发外国兵的结论。

两汉边防兵制若干问题之比较──以西、北地区为中心

两汉边防兵制，尤以西、北地区最为典型。我们在边防武装力量构成、边防集兵方式、边防养兵费用及其筹措等方面，探讨两汉边防力量的差异、兵役制度的变化以及养兵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诸方面问题。

西汉《商贾律》探析

汉初为了防御匈奴入侵代郡、雁门等地区,西汉政府开始限制汉匈之间的物资流通,损害了从事汉匈贸易的商人集团的利益,他们与边地分封势力结合发动了叛乱,西汉政府在镇压叛乱的同时颁布了商贾律,严厉禁止商人与匈奴及地方势力勾结,结果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叛。高祖在镇压叛乱的同时极力满足商人利益,争取地方势力的合作,随着朝廷对代郡、雁门地区的牢固控制,《商贾律》随即失去作用,《商贾律》与重农抑商政策无关。

匈奴西域“和亲”史事

在汉王朝政治文化影响进入西域之前,匈奴曾经施行对"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的控制。汉文化扩张至西域后,匈奴势力依然反复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外交的顽强争夺。"和亲",是匈奴控制西域国家的外交方式之一。匈奴在施用军事高压的同时,也曾经对西域数国推行"和亲"策略。对于汉王朝与西域国家的"和亲",匈奴亦竭力予以破坏。

从汉“番”隔离到开山抚“番”——清代台湾少数民族政策述论

清政府治理台湾少数民族的政策,首先是实行设立“番界”,把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隔离开来,既严禁汉族移民进入“番地”,又防止少数民族侵扰汉族移民。随着汉族移民开垦土地进程的推进,清廷不断调整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并逐步进行“番地”开发。晚清时期,西方列强与日本侵略引发严重的边疆危机,为加强台湾海防,清政府实行开山抚“番”政策,进一步加快台湾开发的进程,使台湾山地少数民族地区也被完全纳入大一统中国治理体系之内,成为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