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省《太史公》四篇”考论

《汉书·艺文志》以刘向《别录》和刘歆《七略》为本,同时又对部次增损调整。班固“省《太史公》四篇”,并将其与“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一起从《六艺略》中删除,表明司马迁《史记》中有四篇因与《六艺略》之外的他书重复而为班固删省。综观《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情况及著录体例,四篇为《礼书》《乐书》《孝武本纪》和《律书》。班固所见的《史记》传本为124篇,经其校定删省后存留120篇,但《汉书·艺文志》著录“《太史公》百三十篇”,并注明“十篇有录无书”,目的在于记录《史记》在司马迁去世后亡失十篇的事实。四篇中与他略篇籍不重复的文字,为魏晋间人补缀增入,至迟在晋宋之时,亡失的十篇已被全部补入《史记》之中。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简中“王入吴房”考

本文重点讨论新见汉简《岁纪》暂编号为1538号简文“王入吴房”中“入”的含义和“吴房”的归属问题,指出秦王政十六年“王入吴房”的意思是“使韩王入吴房”,“吴房”是秦南阳郡属县,其由魏入秦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272年。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基于两京(都)制论证候风地动仪存在的合理性

张衡的候风地动仪是否真实存在,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科学与历史问题。否定其最大的理由在于因历史记载产生的矛盾。依《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建造候风地动仪,而其卒于永和四年(公元139年)。在此期间,《后汉书》只记载过一次地震,即永和三年(公元138年)的甘肃陇西地震。一般认为候风地动仪记到的是此次地震。矛盾之处在于对公元138年甘肃陇西地震的历史记载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当时京师"裂城廓,室屋坏,压杀人",即在陇西地震的同时,京师也发生了破坏性的地震;而《后汉书·张衡传》却说"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记载的是在陇西地震发生时京师并无任何有感地震发生。由此,有人认为,在公元138年候风地动仪记录地震的同时京师就已经发生强烈有感地震了。人都有感,地震动仪记到也就不足为奇了。更进一步,由于历史记载出现矛盾,地动仪无出土实物,发明后很快遗失,因而就认为候风地动仪历史上并非真实存在,其存在性值得怀疑。本文针对这个记载矛盾做出另外一个解释,论证在东汉时有两个京师,一是长安,一是洛阳,京师震指的是长安,而候风地动仪放在河南洛阳。从而对历史记载中的矛盾有所解释,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候风地动仪存在的真实性。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试论汉赋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著成伟大的史学名著《史记》 ,不仅得益于西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强盛的社会条件 ,承袭了先秦以来史学发展积累的成就 ,而且还从西汉大赋的精神气度、文章结构、创作手法获得启示与借鉴。大赋在西汉十分兴盛 ,备受统治者青睐 ,司马迁也极其推重大赋。《史记》的创作学习了大赋“控引天地 ,错综古今”和“包括宇宙 ,总览人物”的恢宏气势 ,借鉴了大赋有系统地归类式描述结构 ,也受到大赋夸饰、渲染写作文风的影响。这些都是史学界尚未探讨而应当引为注意的。

论《汉书·艺文志》的编次

《汉书.艺文志》的编次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等级,有着明鲜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作者的价值判断,也体现了作者“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思想。《汉志》编次的价值取向,不仅体现在对图书总目的分类上,也体现在子目的分类上。

西北所出汉代簿籍册书简的排列与复原——从东汉永元兵物簿说起

借助编绳犹存的简册,本文指出无论是基于定期簿书还是不定期簿书形成的定期文书或不定期文书,具体内容的排列上,均是细目在前,呈文在最后。进而通过归纳呈文的书写特点,推断一般簿籍类册书的排列均是如此。学界对一些册书的复原存在问题。这种排列结构并非西汉首创,而是承袭自秦代。里耶秦简中就已出现如此排列的木牍簿籍。这种文书书写的结构安排,甚至唐代的文书中还保留,并东传影响到日本。同时,不只是行用于世间的官府,从西汉到唐代,针对地下世界的很多"衣物疏"也仿自此种簿籍的书写格式。

《张衡地动仪文献蠡读》补论——兼论文献与科技史模拟试验的关系

研究表明,在复原研究地动仪时,袁宏的《后汉纪》中的相关内容应作为首选文献,而《后汉纪》提供的信息表明,张衡的地动仪很可能原理正确,但反应失灵。通过对历史上“京师地震”和“陇西地震”文献记载的分析,进一步否定了用公元143年陇西地震来测试地动仪的可能性。在科学史模拟试验和复原研究中,文献与模拟试验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奈的张力关系,其可靠性与所研究问题的学科属性密切相关。

司马迁、班固游侠思想比较

司马迁、班固史学思想的差异是多方面的 ,究其根由 ,除了他们的个人经历、识见不尽相同外 ,关键还在于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 ,而由此促成的两人游侠思想的差异即是很好的例证。随着汉政府对游侠打击的力度不断加大 ,两汉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经历着从崇侠到抑侠的心理转变 ,马、班承此影响 ,在《史记》、《汉书》中虽然同为游侠立传 ,但目的迥异 ,他们对游侠的好恶及对游侠范围的界定亦存有差异 ,以至形成了两人不同的游侠观。

《史记》编撰对西汉图书文献事业发展的贡献

西汉是我国古代图书档案与文献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文章以西汉时期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文化政策以及图书文献事业体系化建设为背景,系统阐述了司马迁及其《史记》对西汉图书分类学、目录学、文献学发展以及图书馆学术思想的历史贡献。认为司马迁及其《史记》对两汉及后世图书文献事业发展有重要的起承之功,对于当代图书馆倡导专业思维、维护学科传统价值和话语体系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编册文书为迄今汉代出土简牍所仅见。研究表明 :以《元延二年日记》为代表的一类文书 (即历谱和记事文字结合于一体的文书 )有可能是汉代出现的一种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性质上与历谱完全有别的新的文书形式 ;这类文书的渊源 ,就新近公布发表的《周家台 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简牍资料提供的信息来看 ,至少可以溯源至我国秦代末年 ,表明使用于西汉一代的《元延二年日记》一类文书至迟在秦时即已出现。其次 ,从《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简册文书记事文字内容皆与官府官吏日常公务活动有关看 ,它很可能应是各级官府所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文书 ,与秦汉时期官吏管理制度有关。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史记》的谦敬词研究

《史记》是古汉语研究中的重要著作 ,书中的谦敬词的使用情况较为丰富多样 。

《赵正书》研究

北京大学收藏的汉简《赵正书》记载秦始皇临终接受李斯的建议,立胡亥为后,以及胡亥杀群公子、杀李斯等事,与《史记》等有相合之处,但立胡亥为后与《史记》所述沙丘之谋,则差别甚大。学界目前多倾向于仍然相信《史记》的记述。本文先从《赵正书》所述胡亥“燔其律令及故世之藏”及湖南益阳兔子山二世元年文告中发掘有价值的史料,指明《赵正书》有可信度;进而考察秦始皇晚期的统治术及汉初的统治术,指出胡亥模仿秦始皇,而与扶苏不同,其统治术更合于当时情景,所以其继位是有合理因素的;最后分析《史记》中的有关记事,指明《赵正书》有可信性。当前的材料或许还不能让学界都信《赵正书》而不信《史记》的沙丘之谋,但是至少可以纠正只信《史记》而不信《赵正书》的倾向。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史记》《汉书》韩信史事比较研究

《汉书》记载汉武帝以前纪传,多在引用《史记》原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增删补充,其对于韩信的记述也不例外。通过比较《史》《汉》中与韩信有关的历史撰述可发现,班固在摘录旧文时因材料取舍标准不同及个人治史思想差异而进行改动,其变更表现为增、删、改三方面,并于文字变化中呈现出与司马迁不同的史事认知和人物评价。同时,两位作者的语言文笔各有特点,这在记写韩信相关史实时表现鲜明。从细微处入手,以韩信为切入点剖析班马异同,有针对性地分析所考篇章不同处的史学内涵。

《班马异同评》研究三题

《班马异同》是南宋倪思所撰,宋末元初刘辰翁评语与之合刻,题为《班马异同评》。此书有明嘉靖十六年李元阳刻本和明万历韩敬序刻本两种版本系统。《班马异同评》通过比较《史记》《汉书》两书对应的篇目,考其字句异同,以观二书得失,从而创造出一种新兴的史书研究体例与模式。刘辰翁的点评有三个倾向:一是十分注重文学特征,尤其注重字词的评析;二是关注《史记》《汉书》二书的句法、文法等写作特点;三是能够运用评价小说的方法来点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