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川汉代石刻中“S”形曲栱看文明的交流与传播

斗栱是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体系中独有的构件,其构造、发展、起源是中国传统建筑研究中至关重要的问题之一。汉代是木构架体系探索的重要时期,汉代斗栱是今人了解斗栱源头和发展流变的重要线索。然而,汉代木构建筑不存,祠堂和墓葬中的汉画像石上的斗栱图像便成为了研究汉代建筑最重要的实物资料。四川地区是汉画像石以及汉代建筑石刻出土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与山东江苏等中原地区斗栱形式完全不同的"S"形曲栱石刻。该文以四川汉代石刻和画像石图像为主要资料,以"S"形斗栱石刻和图像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并试图挖掘"S"形曲栱为四川地区所独有的原因。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汉阳陵陶俑彩绘的光谱分析

本文采用 X-射线衍射、发射光谱、红外光谱、 X-射线荧光、光导纤维反射光谱分析等对汉阳陵陶俑彩绘进行分析鉴定。结果得出 ,彩绘的显色成分分别为朱砂、土红和无定形炭黑 ,且朱砂为人造颜料。

出土《算数书》初探

通过分析《算数书》的体例和结构，对照《算数书》 与《九章算术》，并结合其他文献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算数书》是至少 有两个来源的撮编之书，它与《九章算术》没有直接的文本影响关系，它们在先秦可以追溯 到共同的来源，《九章算术》的主要方法产生于先秦，《算数书》是利用某种后来演变为《 九 章算术》主要来源的先秦数学著作或其衍生本的数学方法并结合下层官吏管理的实际而编成 的作品。《算数书》有助于确立先秦至秦汉实用算法式数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论秦汉相权之变迁

秦汉相权之变迁,从形式上看,是一个由丞相独相制到内朝尚书和外朝三公分权再到丞相独相制的循环,但实质上,却有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外朝到内朝,向皇权靠拢的过程。这种变化,除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专制制度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皇权和相权冲突的原因以外,还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统治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悬泉置壁书看新莽羲和、纳言的职掌及相关问题

始建国元年(9),新莽变革官制,置有九卿,其中六卿,据《汉书》所载,是以《尚书·尧典》为底本,更换前汉官称而来,即所谓"更名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大理曰作士;太常曰秩宗;大鸿胪曰典乐;少府曰共工;水衡都尉曰予虞"。从出土汉简来看,《汉书》就此事的记载是不全面的。新莽羲和其实是由西汉大司农和汉末所置羲和合并而来,它既掌钱谷,也负责颁下诏令。而新莽秩宗本由西汉太常与宗正组成,新莽典乐与西汉大鸿胪的职掌亦颇有不同。整体来看,这次调整实际上不仅涉及到名号,而且涉及到职掌与僚属,其变动是整体性的。相比西汉大司农、秩宗等六官,新莽六卿基本属于新事物。

居延汉简所见西北边塞的财物“拘校”

从新、旧“居延汉简”得知,西北边塞地区对财物拘校、审核的范围甚广,其中尤以钱、粮、兵械、守御器备为重点。在贯彻落实中要求做到“必得事实”,严格认真。拘校的时间有定期和不定期两种。拘校方法主要是将实物与账簿核对,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核对以及通过调查、询问的方式等。由于官府对拘校的执行力度较大,故当时拘校审查出了不少“计簿不实”、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和吏员渎职违纪行为,并就情节轻重,分别给予了惩处。

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

汉代相人术对先秦既有继承,又育发展,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展则是相面术中流年部位与带普遍性的相手纹方法的出现。汉以前尚无相工。汉代相人者上至皇帝、下至囚徒,遍布各阶层,而被相者多为位尊者,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汉代相人术比较流行,对汉代社会发生了种种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比一般民俗更为深远的影响。

两汉王朝治理西域的经验与教训

文章对两汉三朝在经营西域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了探讨。认为决定经营成败的首要因素是统治者对西域地位重要性的认识;在具体政策中则因俗而治、屯田、对动乱镇压是否果断、是否拥有一批素质很高的官员队伍等都是值得关注的主要因素;国力强盛是这些政策是否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中原地区稳定是国力增强的必要条件,同时由于西域依靠河西走廊和内地联系,今甘青地区的稳定由此也成为影响西域治理大局的基础性因素。

汉画像石的文化渊源

作为汉代厚葬习俗的产物,汉画像石的出现和发展,既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更有思想文化的深层背景。分别从楚文化、道教文化、儒家文化、汉代精神四方面阐述了其对汉画像石的影响。

从《韩熙载夜宴图》看五代家具的风格样式

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从最初的席地而坐发展到今天的垂足而坐,家具形式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并愈加符合人的行为习惯。五代是中式家具发展的过渡期,为家具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基础。以《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家具为研究对象,系统归纳图中家具的种类和数量,并分析了该时期家具的功能、造型、风格特点,指出了五代时期家具发展的总体特征及其对后世家具发展的影响。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侯国官制——以东汉郡属侯国为中心

传世文献资料关于汉代侯国职官的记载不全面,幸好在出土资料中发现大量汉代候国职官的内容,这使得我们能更进一步认清汉代候国官制本来清晰的面目。从出土资料内容可知,西汉末年东海郡属侯国的职官体系为:相、丞、尉、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游徼、游击、牢监、尉史、官佐、乡佐、邮佐、亭长、侯家丞、仆、行人、门大夫、先马、中庶子共21种。其中,丞、尉、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游徼、游击、牢监、尉史、官佐、乡佐、邮佐、亭长、侯家丞、仆、中庶子皆不见于文献所载之侯国职官系统。这些职官可补阙汉代官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魏六朝诗歌中的宫廷女性之怨

中国古代宫廷女性比普通女性面临更多的窘迫和危机,汉魏六朝诗歌对此有多方面的表现。缘于长门幽怨和班婕妤故事的"宫怨"类诗歌,叙写了宫闱竞争的残酷与失宠妃嫔的悲怨;缘于刘细君和王昭君故事的"和亲"类诗歌,抒发了政治设局中公主远嫁异域、青春被毁的忧伤;《中山王孺子妾歌》、《铜雀台》、《碧玉歌》等乐府诗题以及大量风格香艳的宫体诗,则揭示了地位低下的宫女在生活中是君王玩狎的对象,在诗歌中只能是审美性物化符号的悲惨命运。

汉唐时期的“军吏”

先秦时期“军吏”指士卒之上的各级军官。秦汉时期“军吏”的层级有所下移,逐渐指“军将”以下士卒之上的中下级军官了。隋唐五代,“军吏”仍为介于“军将”和“士卒”之间的一个群体,但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范畴、作用、地位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汉魏之际政治与禁卫武官制度的变革

汉魏之际的政治剧变对禁卫武官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君权式微、京师被毁 ,使原来以侍卫君主、保卫皇宫和京城为职能的东汉禁卫武官制度无法正常运作 ,原有禁卫武官的职能难以实现。汉末的政治剧变为曹操势力的壮大提供了契机 ,曹操的州牧府→大将军府→丞相府→魏公府→魏王府幕僚制度是曹魏政制的基础和雏形 ,在州牧领兵体制下曹操幕府在军事征战中不断发展壮大 ,并形成了以统领中军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并保护其安危的霸府禁卫体制 ,曹魏王朝禁卫武官制度便直接脱胎于此。最初在曹操幕府中出现了统领中军的中领军及中护军 ,后又发展成为领军将军及护军将军。新生的领、护军制度与汉代制度也有一定渊源关系 ,护军之制可追溯到秦汉时期大将军出征幕府负责监察军法的护军或都护军中尉 ,领军之制则起始于曹操幕府设立之初的行中军校尉 ,校尉之制乃是对汉代八校尉、五校尉乃至汉末西园八校尉 (有中军校尉 )

经典的力量:中国传统的现代去路——从汉代经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影响谈起

文献在整个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构成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其最高表现是特定文献的组合即儒家经典,不仅是人们行为目标和规范的最高说明,而且是表明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汉代经学的发展对这一传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包括通过立五经博士而使六艺被置于特殊地位,以及通过对儒学形上学的建设和强化对儒学的经世的运用使儒家经典组合最终具备指导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的至高品质。古代文献传统本身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已不存在。学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典的永久价值在于脱离原本纠缠的形态而显示古代中国认知本身所达到的成就。

汉长安“斗城”之说试论

汉长安“斗城”之说由来已久,体现了中国古代象天法地的规划思想.挖掘中国古代“斗为帝车”观念之内涵,分析未央宫与长乐宫的空间关联,推测汉长安斗城说可能与萧何营建未央宫时附会“斗为帝车”的社会文化有关,揭示出汉长安象天法地的一种可能空间模式.

汉代王侯受赐特点论析——以《史记》《汉书》景帝遗诏的差异为视角

对《史记》《汉书》所载景帝遗诏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史记》景帝遗诏所载赐爵事恐有张冠李戴之嫌,将本不属遗诏的赐爵事也书于其中。实际上,汉廷对诸侯王概不赐爵,虽存在皇帝(或皇后)对个别列侯与关内侯特赐授爵的情形,但从不泛赐爵级,不愿轻易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与权力,对王侯赏赐多为金、驷马、封户等,这种赏赐原则也对后世统治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厚葬的殇者,驱祟的仪式——南阳许阿瞿画像石墓个案研究

汉魏时期,夭折儿童瓮棺葬的习俗依然广泛存在。其原因包括人伦亲情、礼仪规范以及人们对凶祟殇魂的排斥与恐惧。许阿瞿画像石墓是汉代殇葬的特例,其建造目的在于用画像石墓厚葬的规格与隔离生死两界的功能完成对"儿鬼"的驱祟仪式。为使仪式符合汉代丧葬的礼仪,建造者又赋予墓室画像新的内涵,即以一种象征的形式为成为"儿鬼"的许阿瞿举行"成年礼"。

从《汉志》小说观看史志小说家混杂面貌的历史成因

中国古代小说数量众多,历代史志小说家面貌庞杂而混乱。从目录学角度来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小说家,只能说明小说家是诸子之一,具有与诸子一样的性质,是一种学说派别。《汉志》小说观强调的是作品之“用”,而并不关注作品的题材类型、写作手法等文体因素。《汉志》小说观给后世小说目录以深远影响,历代史志小说家的芜杂面貌和作品收录上的混乱可以在《汉志》小说观中找到历史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