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的汉武帝评价问题

汉武帝统治时期的一系列政策,不但对西汉朝局走向影响极大,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着之后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格局。在近代变局下,人们也常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评价。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之际,时人不仅从政治治理的实际效果来评价汉武帝的得失,还十分在意剖析其种种作为是否仅为了巩固个人统治、满足一己私欲。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关于汉武帝的评价,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人们对于现实当中的为政者的评判标准与期望值。此外,伴随着新思潮的迅速普及,社会主义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的重要凭借,在此背景下,人们很容易基于当代立场把汉武帝时期的社会经济政策视为近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古代的某种先声。当然,这种跨越古今的遥想,并不能替代对于汉武帝所作所为的具体分析。对于汉武帝的评价,堪称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西汉时期武功爵制及其“类国债”职能

武功爵制是西汉武帝时期为缓解财政支用不足而专门设立的新爵制度。政府对该种爵制作出有别于传统军功爵的政策安排,允许中下级爵位获得者自行寻求变现。在一定时期内,武功爵在弥补政府支出不足上的确发挥“国债”作用,即将短期内需要大量支付的赏赐支出转化为可以在长期以爵位收益进行偿还的政府债务,为西汉政府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提供缓冲时间。但是,由于在爵位交易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武功爵逐渐成为西汉政府将战争成本转嫁至爵位持有者的手段。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辛德勇先生新近撰文指出,司马光采录王俭的《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资治通鉴》对武帝末年史事的记载并不可信,田余庆等前辈学者因盲从《通鉴》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转向的错误结论。辛先生文中存在不少史料误读现象,其结论不能成立: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汉武帝时期的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

汉武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盛世军事活动频繁的时代。一方面,为了满足征战的需要,体育活动成为军事训练的重要手段,如射箭、蹴鞠、武术、田径、举重、摔跤等;另一方面,此时期的军事训练也带来了体育活动的发展。这一时期,体育活动与军事训练在相互融合中得到了共同发展。

吴晗先生和他的朱元璋传记

吴晗先生是我国卓越的明史专家,《朱元璋传》是其代表作之一。有关朱元璋传记的四个版本是吴晗先生个人学术思想发展轨迹的体现,也是当时社会现实与学术研究现状的反映。他的多版朱元璋传记反映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对朱元璋的认识历程,展示了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评和追求真知的学术精神。

代天子立言:司马相如文本的精神解读

从景武之际到元狩四年这30年决定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司马相如以其一系列文本,一再为汉天子与汉帝国的内在意志立言。从内诫诸侯守职到外攘匈奴侵扰,从北出师以讨强胡到南驰使以化西南,从鼓荡大一统文化中国诞生到促成大一统文化中国实现,从"修山川之祠"到封禅泰山以告汉德大成,从"顺天道以杀伐"到"往而知返",这些具有汉武时代特征的进程,在相如文本中都得到了形象化体现。其中,《上林赋》于汉武即位初,先行代言出汉武"罪己诏"的本质内容,勾画出汉武"晚而改过"的未来形象。

汉武帝与汉代体育的变迁

运用文献资料法,从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外交政策、个人喜好、追求升仙延寿几方面探讨了汉武帝对汉代体育发展的影响。认为汉代体育在汉武帝时期成型,形成娱乐体育、军事体育、养生体育三种形式发展的格局,娱乐体育成为有汉一代主要的体育形式。汉代体育展现了大汉气象,体现了积极为政治服务的功能。

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

汉武帝元封五年设立的刺史制度，传统中的观点大多认为按“州”或“州部”派遣刺史，以致出现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疑难问题。其实，“州”、“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武帝是将全国除京畿以外的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做“部”，武帝应是设立十三刺史部，其中包括有朔方刺史部，但不存在所谓“朔方州”。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质疑

中国思想、哲学与文化史的众多论著皆谓自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汉武帝即将其奉为统治思想。历代沿袭其说,已成定论。通过对汉武帝用人、崇儒的终始加以考察,发现汉武帝时期是儒、法、道并用。儒家定于一尊有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

以夷制夷方略及其在汉代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探析

以夷制夷方略是战国以来中原民族政权统治者在依靠自身力量之外,寻求其他民族的力量以驾驭、牵制、抗衡、打击给自身带来威胁的另一民族力量,实现其民族政策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农业与游牧民族二元对立下新型战争的挑战和武帝外事四夷对以夷制夷方略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浓墨重彩:班固与武帝时期历史的书写

班固重新搜集大量新史料,运用睿思,撰成内容丰富的《武帝纪》,又围绕本纪,以列传、志中的记载与之关联、补充,展开对武帝时期历史的全面记述,此项确是班固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重大贡献。对此做专题的深入考察,能够提供大量生动有力的证据,说明班固不愧为一代良史,他有卓越的史才,高明的史识和高尚的史德。这对于深刻认识和恰当评价武帝鼎盛时期的历史,并从中获得治国施政的启示,也大有裨益。

汉武帝时期的垄断官营经济政策

分析了汉武帝时期推行垄断官营经济政策的时代背景、指导思想,阐述了其推行的主要经济政策及后果,指出了这种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

汉武帝进攻闽越路线考辨

汉武帝进攻闽越路线对后来福建与中原的交通有重大影响,并直接影响到后来北方移民进入福建的基本方向与走势。其入闽路线有三:一路从豫章鄱阳县(今江西波阳县)武林出发,跨过崇安县分水关,进入福建;一路从豫章城边的梅岭出发,越光泽县杉关进入福建;一路从会稽若邪(今浙江绍兴东南)、白沙(今浙江乐清)出发,越浦城柘岭进入福建。

析汉武帝用兵匈奴的动因和后果

对于汉武帝用兵匈奴,史学界评说不一,但多肯定他的功绩。然则仔细考察,他发动的几场大规模战争给整个汉王朝乃至整个民族都带来了灾难。汉匈之间的矛盾并非到了用和平的方式无法调和的地步,而汉朝和匈奴双方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些都与汉武帝及其王朝的强控意识紧密相关。而汉武帝以战争的需要为由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调整和改革,扫除了中央集权的障碍,加固了皇权,强控思想在这场战争的过程中走向强控现实。

汉武帝的武功与文采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具有雄才大略、建立丰功伟绩的一代帝王,其武功与文治,均堪称盛极一时,而且影响深远。在武功层面,其举措紧紧围绕中央集权与专制的加强、国家统一与稳定的巩固而展开,虽然成果丰硕、建树良多,但难免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之讥。在文采层面,武帝朝立乐府、兴汉赋,成就"一代之文学"的辉煌。汉武帝又雅好文学,勤于创作;而且斐然可观,不输文采。中国帝王之有文集,即始于汉武帝。汉武帝之文集,是为《汉武帝集》。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张骞通西域与汉武帝的求仙动机

汉武帝一生好仙,在许多重大政治事件背后都有他求仙的动机。张骞通西域除地缘政治、军事目的外,也有武帝求仙的考虑。武帝好仙既受神仙信仰弥漫的时代风气影响,亦是武帝本人企望长生不老的私欲使然。好仙使武帝在治国战略上轻重失序,到晚年方始悔过。

略论汉武帝“德法并用”的治国方略

目前,史学界多数论者认为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在治国之术上实行的却是法家的法治思想。从德治与法治的关系、武帝即位前后面临的严峻形势及武帝用人行政、"《春秋》决狱"等方面考察,汉武帝在治国方略上实行的并非只是法家的法治思想,而是"德法并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