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曹操霸府述论

汉末建安年间 ,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 ,建立起霸府统治 ,并由这种统治逐步孕育催生出新的皇权。曹操霸府的组织系统通常由两三个部分构成 ,其分支机构亦不局限于一个处所 ;霸府的机构设置和职能发挥 ,则采取了一套军政合一、灵活处理的办法。曹操对霸府统治所进行的一系列目的明确的运作 ,同他对待皇权的态度是表里一致的 ;他未能废汉自立的根本原因 ,是受制于现实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实力 ,而不是司马光所说“畏名义而自抑”。曹操开创的霸府政治模式 ,有着自身的政治内涵和行政特点 ,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

《献帝起居注》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

《献帝起居注》一书记事始于汉灵帝驾崩的中平六年(189),很可能是从与汉献帝即位关系密切的八月洛阳之变开始写起的,其终结并非是延康元年(220)的汉魏禅代,而是在之前的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壬申,以"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为标志,汉献帝不再颁下诏书。此书以编年体为基本体例,围绕汉献帝皇帝权力的确立、展开与结束进行叙述,尤其重视记录汉献帝朝廷在和合宇宙秩序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凸显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时代意义。此书的撰述可能始自献帝即位,为"近侍之臣所录",也开创了中古起居注撰述的新传统。

简论汉哀帝

从其施政策略、用人之道和对其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等方面看,汉哀帝在位前期还是颇具洞察力和图治雄心的。他频繁改易大臣,调整外戚势力,尽量使之处在自己的有效控制下,表现出了一定的政治才能。哀帝部分为人所诟病的事件实则是由傅太后干预所致,而董贤的出现则逐渐使其偏离了当初的政治理想。

论王维“盛唐正宗”地位及其与汉魏六朝诗歌传统之关系

王维在诗歌史中实居于"盛唐正宗"的地位,其创作个性不如李、杜诸家之突出,但却兼有盛唐诸家之特点。王维的诗歌创作处于汉魏至初盛唐诗歌史发展的主脉上。其基本的渊源,一为"弥工建安体",即承陈子昂以来复古诗学之实绩,并因此而上溯汉魏诗风,主要表现在对古诗散句体制、汉魏慷慨抒情、长于叙事等方面的学习;一为"盛得江左风",即欣赏江左人物风流的士族文化趣味,并在此趣味上取舍六朝诗风。总之,从诗学渊源及其相关的文化传统来看,王维诗风是汉魏与六朝的文化传统与诗学传统的结合,这种结合也造成王维诗歌风格上华绮与朴质相兼的奇妙的结合。

“宪府文章”与东汉前期政治生态

窦宪幕府是东汉重要的文学场域,汇聚班固、崔骃、傅毅等著名文人,涵纳政治与文学的激烈碰撞。关中地缘政治、幕府征辟制度、文士与儒生战争观的差异、皇权与外戚的斗争,都在'宪府文章'中有所映射。宪府文学兴于外戚政治,真实反映军事征伐原貌,是当时多种政治形态合力作用的结果,最终在皇权打压之下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