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的四个男性形象

亦舒的都市言情小说影响了无数少男少女的爱情观、人生观和时尚观。根据亦舒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以独特的视角,让观众看到城市中的红男绿女、爱恨情仇,比之原作中的人物更多了亲近感和现实感。该剧讲述了一个家庭主妇罗子君遭遇婚变之后,从底层做起,在事业上取得成就的故事。与之纠葛的四个男人——可怕的老实人老金、又穷又渣的白光、前夫陈俊生、青年才俊贺涵也各有特色,他们是现实社会中男性的真实写照和缩影。

汉儒《诗》说之演变——从《孔子诗论》《周南·汉广》篇的本义说起

据竹简《孔子诗论》对《汉广》篇的论述 ,《周南·汉广》并不是什么爱情诗 ,而是一首告诫周家子弟不要追求江汉游女的篇章 ,由此推测 ,诗篇应作于西周中晚期。以《孔子诗论》对《汉广》的论述为基准 ,进而检讨两汉今古《诗》说 ,认为《毛诗序》应为东汉学者在名教要求下杂抄、改造今文家言的产物 ,前人卫宏作《毛诗序》的说法是应予重视的。

顾炎武与申涵光交往述考——兼论其学术思想异同

文章从三个角度对顾炎武与申涵光的交往情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与探讨,所得主要结论认为,顾、申基于相似的家史背景而有共同的民族情感与遗民志节,其学术则互有同异,其同在强调"下学而上达",异在顾明显偏重于"下学",申则看似"下学"与"上达"并重,实则强调"上达必该下学",使"下学"从属于"上达",终以"主敬"而归宿于"求放心"、"致良知"之心学。

韩偓诗韵研究——五代诗韵研究之一

研究五代音系 ,诗文的研究成为重要的实际语言材料。本文通过分析排比得出 :韩亻屋的古体诗用韵与《广韵》主要的不同之处有以下几点 :出现同一摄内不同等地、开合口韵字的通押 ;出现不同摄韵字的通押。韩亻屋的近体诗出现庚耕清青同用、寒桓删山同用。还出现不同摄的韵字通押现象。此外韩亻屋诗歌用韵还有一些现象值得注意 :入声韵用例较少 ;出现四声换韵的例子 ;存在着四声混押的情况 ;养、漾合用。

血小板同种抗原基因中9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在广西地区壮族和汉族人群中的差异分析

目的检测血小板同种抗原基因中9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在广西地区壮族和汉族人群中的差异。方法利用基于单碱基延伸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分型芯片,对广西壮族地区99例壮族个体和107例汉族个体的染色体基因组上10个SNP位点进行了分型,其中9个位于6个血小板同种抗原基因中,1个位于基因间区。此外,结合Hapmap计划第二期公布的四个人群的SNP分型数据,分析这六个人群的遗传结构。结果广西原住汉族人在等位基因频率上未检测到与当地壮族有显著性的差异位点,但在基因型频率上,rs630014和rs9441951两位点是显著差异的。广西壮族人与广西汉族、北京汉族人及日本东京人的遗传结构相近,但与祖先来自欧洲西部和北部的犹他州居民以及尼日利亚伊巴丹的约鲁巴人有显著差异的遗传成分存在。结论壮汉两族由于历史上的多次基因交流可能导致其遗传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近的。

霍光夫人显姓霍质疑

古礼有"同姓不婚"之规定,纵使买妾,亦须详辨其姓,更遑论娶妻。霍光为汉世重臣,秉持国政,言其娶同姓女子为妻,似不符合情理。事实上,霍光夫人显出身卑贱,史仅载其名而不详其姓,霍不是霍光夫人显的姓。《汉书》所载的"霍显之谋"中的"霍显"是指霍禹与显两个人,并非指霍光夫人显一人。

汉宣帝“武帝正统”的树立与戾太子案之昭雪——从夏侯胜诽谤案谈起

卫太子刘据死于巫蛊之祸,此后,武帝醒悟太子无意谋反。但囿于太子与他兵戎相见的客观事实,以及皇权交代之际的政治忌讳,汉武帝在其有生之年仅仅为太子做了极为有限的平反。昭帝之立以卫太子败亡为前提,这决定了辅政的霍光只能采取只做不说的方式恢复卫太子之孙的宗室身份,客观上迈出了卫太子平反的重要一步。宣帝即位,与霍光合作树立"武帝正统",为达此目的,宣帝在不违背礼制的前提下,首先为卫太子正名。紧接着,"武帝正统"最终确立。

福佬人论略(下)

唐末五代 ,福建漳、泉两州形成小割据局面 ,两州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加强 ,民间社会经过互动、整合 ,在语言、习俗、社会心理诸方面渐趋一致 ,福佬族群因而形成 ;宋代以降 ,福佬族群渐次向潮汕地区移植 ,并先后于宋、元、明三朝形成移民高潮 。

“海昏”名义补议

刘贺被霍光等废黜,丞相张敞等提出"陛下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是重要缘由。结合湖南益阳出土秦二世诏书称"朕奉遗诏,今宗庙吏及著以明"可知,"宗庙"认可是取得执政合法性的必要程序。刘贺封"海昏侯",其名号所具有的贬斥涵义,可以理解为站在正统立场上的否定态度的明确表露。对照南齐败亡君主萧宝卷得"东昏侯"名号,史称"依汉海昏侯故事",可知"海昏"应"非县邑名",当有文化象征意义。宋金外交史中,被金军北掳的赵佶、赵桓称"昏德公""重昏侯","昏"字的涵义也与"海昏侯"的"昏"接近。《降封昏德公诏》称"用遵旧制","事盖稽于往古",体现出历史继承关系。

张之洞与湖广铁路借款

从1905年粤汉路权收回后湘、鄂两省筹款自筑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情况和当时两省经济发展的实力及对张之洞主持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草约等情况来看,当时湘、鄂两省绅商并没有独立筹款自筑粤汉、川汉铁路的经济能力;张之洞主持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草约也没有丧失铁路主权。因此,张之洞主持湖广铁路借款并非压抑商办铁路之举,也没有出卖铁路主权。

“城墙砬子会议”地址详考

城墙砬子会议是1934年2月21日由杨靖宇主持召开的“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成立会议,据历史文件记载会议在临江三岔子城墙砬子召开,因此被称为“城墙砬子会议”。城墙砬子会议是东北抗联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的标志。此次会议是“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联”)作为历史名词,出现最早的一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统战史和东北抗联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陈汉光的治黎措施及其评价与再认识

民国时期,陈汉光曾对黎区展开过全面的治理。其治黎措施可概括为15个方面。不同历史时期对陈汉光治黎措施的评价不同,总体说对陈汉光的治黎措施应予以基本肯定,而非是从前的全盘否定或基本否定。

从《说文》与《广韵》语词训诂看东汉至北宋的语言发展

对《说文解字》与《宋本广韵》语词训诂的对比研究 ,可揭示出东汉至北宋语言发展的若干特点。词汇方面 ,总结出词汇发展中双音词形成的规律 ;语法方面 ,揭示出语言发展中语言表达逐渐趋于缜密、鲜明。

西汉中期“有为”精神下的“霸王政”体系建构及其传承演进

董仲舒为汉武帝的大一统理想提供了理论支撑,成就了汉代儒术独尊的思想格局。不过,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所设定的王道盛世的实践路径与汉武帝的政治构想有违,董仲舒试图借助“天人感应”理论来制约皇权更令汉武帝难以容忍。这个分歧造成了当时儒术虽能独尊,但儒生却不得其用的吊诡局面。汉武帝精心构筑的外儒内法的“霸王政”体系,开创了有汉以来的宏大盛世,但这一体系在其晚年遭到儒生群体前所未有的质疑。霍光执政时期,坚行武帝之政,贯彻“有为”精神,但此举也使得“霸王政”体系与公羊学之间的矛盾愈加深重。故而此后汉宣帝在传承“有为”精神的同时,不得不重新做出学术上的选择,以舒缓这一内在矛盾。

“行针布线”:韩驹、储光羲诗的相似处

苏辙曾在《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中评韩驹诗说:"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重见储光羲。"对苏辙的这句评价,曾有学者不以为然。其实苏辙的评价还是能够成立的。韩驹诗与储光羲诗在"行针布线"——诗意的处理、安排上的确存在一定的相似处:不仅都注重诗意的流畅连贯,且都曾运用对比式描述。

宫观官制度与北宋后期许洛地域诗人群体

宋代宫观官制度对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北宋后期,退居许洛两地的旧党士人大多具有提举嵩山崇福宫的身份印记,有着相似的政治立场和晚年生命体验。司马光与韩维长期领任宫观官期间,分别在洛阳和许昌组织了由名臣诗人构成的耆老会,逐渐将诗歌酬唱作为生活和社会交往的重心。徽宗即位后,苏辙提举太平宫,卜居许昌,其宫观官身份完美地将道士、农夫、居乡官吏三种面相集合在一起,成为“颍滨遗老”形象塑造的重要元素。此后的许昌诗社是北宋具有旧党属性的最后一个许洛地域诗人群体。

《诗·汉广》诗旨文化批评

有关《诗·汉广》的诗旨,历来有不同的解释,有经学的解释,有文学的解释,《战国楚竹书诗论》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认识其诗旨提供了契机。"水"这一原型意象,成为解读其诗旨的关键。

“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

辛德勇先生新近撰文指出,司马光采录王俭的《汉武故事》刻意建构了符合其政治需要的武帝形象,《资治通鉴》对武帝末年史事的记载并不可信,田余庆等前辈学者因盲从《通鉴》得出了汉武帝晚年存在政治转向的错误结论。辛先生文中存在不少史料误读现象,其结论不能成立:一是武帝末年的政治转向体现在悔过、劝农、休兵等一系列见诸《盐铁论》《汉书》的实际行动里,《通鉴》叙事与上述原始史料高度吻合,不存在重构现象;二是遍检《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三是历史阐释不等于历史重构,《通鉴》之叙事、议论仅是对公认史实不同视角的历史观察,司马光没有也不可能重构历史;四是《汉武故事》作者、年代迄无定论,辛文以刘宋比附西汉系悬拟之辞。

蔡邕与胡广交游考述

蔡邕修史著述的志向,直接来源于他的家教和师承影响。他性格中纯真、坦诚的一面,也在这些交往中得到体现。作为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是东汉向晋魏时代过渡的代表性人物。考查他的交游活动,有助于了解汉末士林的整体风貌。

《诗经·汉广》游女形象考述

汉水游女形象最初见于《诗经·汉广》,从诗文本身来看,未见其神性。西汉时期,三家《诗》皆认为她是神女,毛诗则主张其为游女。由汉代谶纬之学的解经模式至魏晋时期的神仙方术思想的兴起,“神女”这一形象亦随之进一步发展。同时,西汉以后古文经学兴起,“汉水游女”形象亦在传播演进。在此后的社会思想与学术发展中,对于“游女”为人或为神这一问题逐渐产生了较大的分歧。文章通过对各家《诗》说进行梳理,认为“汉水游女”本身当为汉水之滨良家女,而后世经传、民间传说赋予了她瑰怪陆离,甚至带有神性的色彩。要之,这一切皆是在“人”这一基础上而展开的,皆旨在申述礼乐文化影响之下的汉水女子有礼有节有智慧的美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