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雨木冰”异象书写的汉、宋学诠释进程

《春秋》为灾异言说之肇始,而异常气象是灾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雨木冰”为例,《春秋》三传起初目的是正人事仪则,而汉儒通过“天人感通”之说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加强了灾异的神秘感验性,更以京氏易等术数思想使得神异的主观随意性解说变得固定化和学理化,从而形成了后代“木冰兆凶,应验在大臣”的固定认知,透露着汉代的类感思维与灾异说“以果觅因”的特质。宋人之学重义理,对于雨木冰现象有了较为合理的认识,更掀起对“正朔”问题的讨论,体现出理学的正面影响。但宋学穿凿义理之弊,又造成了异象诠释变得支离。在汉、宋之学的共同影响下,雨木冰的诠释既有符合万物之理的一面,又长期未脱离占验的神秘化理解。

解读《史记·晋世家》和司马迁的“春秋”

在《史记·晋世家》的编撰中,司马迁自由支配和运用着《春秋》三传。司马迁主要依靠《左传》,但在试图重述某些事件时,常常会综合参考《春秋》三传,其中一些文本重述融合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春秋》经传。这种文本重述通常涉及缩写原文,但有时似乎不够细致,以致于《史记》相关记载的语意表达会模糊不清。由此推测,在《史记》的编撰过程中,有助理或抄写员参与其中。另外,司马迁的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所谓“文本”,而只有口述传统和各种不便携带的书写载录(在丝绸或竹简上),司马迁所理解的“春秋”就是他所研习、记诵并阅读的与经典文本《春秋》相关的所有书面和口述文献。

从“谨严”到“浮夸”——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历代学者对韩愈所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严重误读,他们要求的"谨严"是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叙事的真实性,把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当做事件本身来记载,这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片面和缺失。《左传》在许多地方采纳多种史料,叙述事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当时对应该如何记载的不同看法,这是历史叙述者对史实及关于史实的不同阐释的正确处理方式。《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

《春秋》重义不重事:论庄存与和孔广森对《春秋》的看法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滥觞。

廖平以礼制治《春秋》略说

廖平经学的最大贡献是经学一变时期以礼制“平分今古”文经学,认为经学的今古之争的根本在于所说礼制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以《春秋》为首,是对四代礼制的“改制”,是为后世立法的新的典章制度,而这些“新制”又主要存于孔子手定的《王制》一书。廖平治《春秋》的主旨,就在于参以《王制》,发掘《春秋》所包含的孔子“新制”。

关羽读《春秋》背景刍议

汉末三国时期,阅读《春秋》蔚然成风。许多政治家、军事家把《春秋》应用于社会政治、军事及其他领域,体现了古文经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关羽作为刘备政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肩负着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历史使命,他是独当荆州一面的军事统帅,面临着北伐曹魏、处理与东吴关系等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受社会风气的熏染,他熟读《春秋》是时代、社会使然,但其动机重在用《春秋》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生活提供借鉴,指导军事活动和培养道德情操,而不在《春秋》学问本身。

拓展历史编纂学研究之方法论思考

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一门学科。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所在是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亟须加强对其哲理层面的思考,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尤应深入探索以下四项有效的研究途径:第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征与以后的纵向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第二,确立整体观念,深入总结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与高度审美价值;第三,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偏颇之见;第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

习凿齿史学思想简论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肯定国家民族的统一,主张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把史学看作是政治学,其任务就是臧否历史,其功用就是提供鉴戒;史学研究的方法一是用儒家的仁义批评历史,二是“原始要终”见微察著。习凿齿的不足在于以主观的利益裁割客观的事实,难免失实。

《春秋繁露》与汉代文化的人间性

两汉儒学的发展,沿着荀子的儒学路径,杂糅了法家与道家思想。与先秦儒家相比,更着眼于社会与国家的治理,强化了其现实意义,也更具备了人间性。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解读两汉儒学变化发展的重要文本。"仁义"虽然是《春秋繁露》以及董仲舒思想的出发点,但董仲舒又将君王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强化了专制集权体制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的政治运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管锥编·杜预序》“尽而不汙”及“五情”说辨析

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考释杜预"《春秋左氏传》序"所述"五情"(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之说。其再释"尽而不汙"意在修正杜预注,然于"汙"字之训诂,却移甲就乙,误采"夸大"之义,有乖"汙"之本意。其于"五情"逻辑关联之理解亦似过单一;而其将"尽而不汙"与英文表达the whole truth,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相等同,并称"‘五例’者实为‘史家之悬鹄’,非《春秋》所树范",则忽略中国经史交叉的传统与西方以客观事实为基础的不同史观间之差异,颇有架空东西方思想史脉络之嫌。从钱先生此则考证或可得出以下三点启示:其一,为文小题大做以炫博,而所提问题未必是真;其二,广列群书而失精审,所引之文似未详核原书;其三,中西对比宽泛而欠确切,驰想象而缺反思。

汉代《春秋》学中的朝聘礼之争

礼的分歧是汉代今、古文之争的重要方面。《公羊》与《左传》对《春秋》的诸多不同解释 ,其实即因于不同的礼制观 ,以朝聘礼而论 ,《公羊》与《左传》在时朝年限以及汤沐之邑与朝宿之邑等问题上都有明显的分歧 ,这势必影响到二者对《春秋》经文的不同理解。因此 ,理解汉代的礼学 ,对理解汉代的《春秋》学无疑有很大帮助 ,同样 ,汉代《春秋》学也提供了理解古代礼制的有效素材。礼学与《春秋》学的互动关系 。

论习凿齿的理想人格与习家家风

襄阳城南的习家池因习凿齿杰出的政治活动而得以保护。习凿齿的理想政治人格是"竭节赴义""尊主宁时,惠施百姓,远崇明教";其特征体现在正统的政治理念、儒家的政治观念和恰当的政治策略;其本质充斥着一种正直的奋进精神,一种对于事业的向往和追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只看实效,不尚空谈。而其实际意义是指斥篡弑与忤逆,强调社会和平、百姓安定,重视权柄转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其历史意义在于弘扬恪尽职守、忠君爱国的精神。习凿齿理想人格的形成,不仅仅源自于习凿齿自身的人生价值诉求,更得以其家族的传承。

明代周藩宗正朱睦㮮《春秋》学略论

朱睦㮮是明代开封著名的宗室学者,其学术以《春秋》学为重点,在明代中后期的学术环境中显现出鲜明个性。在其宗室身份的影响下,朱睦㮮的治学路径也具有取向丰富、多路并进的特点,而数量众多的学术著作更反映出其《春秋》学以事解经、严明尊卑、汉宋兼采的特色,其治学成果对《春秋》学史的研究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国”研究数百年 学术原创谱新篇——读吴直雄先生大著《习凿齿与他的〈汉晋春秋〉》

吴直雄先生大著《习凿齿与他的〈汉晋春秋〉——兼论〈三国演义〉对习凿齿的承继关系》,赓续前贤"接着讲",在五个方面做出了突破。主要体现在:"思想论"方面,将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关联对读,揭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精髓为"百年逐鹿为一统",是出于《汉晋春秋》等习凿齿论著中的"越魏继汉"、"中华民族大一统"论。"立意论"方面,他秉持"实事求是"的史观,对英雄人物曹操等进行了历史还原,将习凿齿、罗贯中等标举的"中华民族大一统"论大旗传承与阐扬。"法度论"方面,他较好地吸收了刘勰《文心雕龙》"纲举目张,举一统万"的思想精华,立足于"渊源研究",交待、阐说写作缘起、问题由来、核心主旨、篇章概要、创新之处等。"史料论"方面,取材详备,旁征博引,重视研究学术争议性问题,对旧史料作出新阐释,对新材料阐发新价值,传承和弘扬了"以史注小说,以史证小说"的史学注疏方法和学术研究理路。"价值论"方面,他批判地检视了习凿齿《汉晋春秋》及《三国演义》的文化思想精华,阐扬了"仁爱"、"忠义"、"崇智"、"贵德"、"和谐"、"诚信"、"友善"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发掘了三国英雄人物的价值操守,为当代中国价值观建设积累历史养分。

汉唐广东经学

广东没有经历先秦诸子学而直接进入两汉之际古文经学渐兴的时代。两汉之际,广信"三陈"以《左传春秋》与中原今文经学家展开大论战,以此登场的广东儒学显得有点偶然也让人振奋。东汉末至六朝,士燮治《春秋三传》,晋代黄颖著《周易黄氏注》,广东经学出现第一个高峰。及唐代,张九龄既著《千秋金鉴录》,也以《春秋》经传阐发社会政治思想,刘轲著《三传指要》。《春秋》为两汉显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汉唐广东显学。

徐复观的经学史研究

经学史研究是徐复观晚年学术特为用力之处。从对经学史研究的对象、内涵、价值的界定开始,徐复观对先秦经学的形成、《春秋》三传等问题的看法上都显现出古文经学的倾向,对西汉经学的传承及其价值提出表彰。虽然徐复观经学史研究中的某些论断未免有所不周,其中必有未竟之处,但他学术上闪光之论析、学术问题意识之敏锐和推动思考路径之转向,为经学史的书写提供了经验借鉴。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董仲舒从“春秋公羊学”到“天人感应”的理论可能及其原因探析——以“春秋公羊学”诠释方法为视域

在董仲舒思想中,由春秋公羊学发展至"天人感应"学说得益于"微言大义"诠释方法对《春秋公羊传》的诠释解读。从《春秋》灾异之变微初显天人感应,到辞指之明推出"天人感应"学说理论之可能,董仲舒实现了对春秋公羊学的重新诠释解读,从法古的春秋公羊学到奉天的哲学思想体系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