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以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为例

与大埔县源发地的广东汉乐相比,珠三角广东汉乐在乐器组合、人员构成、活动特征、社会功能、乐曲选择、音乐风格等方面既有传承也有创新。珠三角广东汉乐的在地化与客家族群性格、国家在场等因素紧密关联,这对广东汉乐的传承与发展既是机遇也有挑战,典型地体现了客家族群“新迁移”背景下非遗文化的“传统—现代”转型,同时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启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只有对立或趋同的生存形态,也有并存或联结的中间形态;传统文化的再生产、再创造,需要赋予新意涵和新形式,从而为传统文化的承续提供适宜的现代性语境。

汉代音乐职官演变及其音乐制度史意义

汉承秦制是秦汉乐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由于秦代资料的缺失,致使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问世,为此现象的梳理提供了可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汉代不仅沿袭了秦朝主要乐官的架构,还增设了新乐官。特别是武帝之后,乐官的音乐职能更为纯粹,同时,整合左乐、外乐等机构职能归入乐府,使之与太乐成为汉代的主要音乐机构。这种改造使汉代乐官成为后世乐官的渊薮,凸显了音乐娱乐生活的作用,对后世音乐职官设置及古代音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汉乐与“口传心授”的传承价值

广东汉乐是广东三大地方乐种之一,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此,以广东汉乐的发展历程作为切入点,阐述了“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和特点,分析了“口传心授”不仅是音乐直接性的知识传承,还是传统民间音乐文化观念的现实体现。研究“口传心授”的传承价值,对继承和发扬广东汉乐悠久的音乐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文献视野下的秦音乐流变、制度与精神考论

秦音乐是秦人自身音乐、西周礼乐文明、西戎民族音乐以及东方各国音乐混合的产物,是秦人长期以来与东西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其文化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商和西周朝;经秦仲、秦襄公、秦文公、秦武公时期不断发展,至秦穆公时期在继承西周礼乐制度的同时,更注重自身音乐制度建设;战国时期,秦不断接受、融合各国各地的音乐;统一六国后,创立了宫廷用乐。在“秦声”发展过程中,秦音乐一方面不断学习西周礼乐制度,实现了礼乐文明的高度与雅致;另一方面还有自身的一些特性,如慷慨、真诚、古朴、原生态等长期得以保存。同时,音乐制度建设也取得了成就,并有相对明确的分工。这一制度深刻影响了汉及其后王朝的音乐制度,鲜明地反映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

基于3D打印建模技术的汉代乐器复原可行性研究

3D打印技术不断成熟发展,已经能够成熟制作多种材料的各种产品,优点在于建模便捷,节省制作时间,还原度高。文章为古代乐器复原和研究汉代音乐提出了新的方法,为保护文化遗产及音乐教育领域起到了促进作用。

“美”的对流:汉代边疆文化风景

汉代边疆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空间,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除了物质交易、技术传播之外,精神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或许也可以称为“对流”,影响了“胡”“汉”双方的生活和艺术。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可以产生美感的文化存在的共同追求,促成了汉代不同民族文化“对流”的实现。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采缯”向西传布,西域的“采罽”东输,也满足了内地的消费需求。除“胡乐”影响中土艺术生活之外,中原“音乐”也传入胡地。一方面汉地女子以其包括美容方式的妆饰,通过“和亲”及其他跨民族情爱和婚姻关系沟通了不同民族的情感;另一方面,“胡粉”和西域“异香”也传入中原,美化了汉地社会生活。趋于共同的美学追求,使得民族关系亲近融合,成就了多彩的汉文化。

四川地区汉代乐舞俑形态阐释与审美意识

乐舞俑是汉代俑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以雕塑这一艺术语言表现两汉时期乐舞内容,展示出背后蕴藏的两汉乐舞文化与社会活动风貌。四川是汉代俑像出土的重要地区,其乐舞俑更是别具炉锤,彰显了蜀地丰厚灿烂的文化,为研究两汉乐舞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证。本文以四川地区的汉代乐舞俑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在汉代历史大背景下,四川地区乐舞俑像之艺术形态特征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蜀地人民审美意识。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论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及其艺术表现特点

汉代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场景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在一座画像石墓葬中刻画两三处乐舞百戏场景的情况较多,而东汉中晚期在一座墓葬中刻画多处乐舞百戏场景的现象大量出现。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占据大部分,在东汉中晚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继续发展的同时,不少大型画像石墓葬中出现了演员众多的综合性大型乐舞百戏场面。在汉代画像石上刻画乐舞百戏场景,有着表现墓主人生前宴乐生活、希望死后能像生前一样继续享受歌舞娱乐等生活和祈求升仙的目的,同时也是画像石墓葬系列图像完整叙事的需要。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在墓葬中所处位置、画面构成、艺术形象刻绘、艺术表现思想与方法等方面,体现了诸多共性特征和鲜明地域性特点。

藏传佛教中汉乐遗存研究述要

通过对藏传佛教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搜集、分类与研读,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概述重要学者和文献以及不同视角、观点及方法等,可有助于较全面地了解该领域国内外的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现状。对藏传佛教音乐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问题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镇墓文、买地券与汉鼓吹曲《上邪》古辞的誓词结构

汉鼓吹曲《上邪》古辞独特的艺术特质主要源于其采用了中国早期盟誓文化中比较少见的条件型誓词结构。这种誓词结构主要流行于东汉以来的镇墓文、买地券之中。《上邪》古辞很可能是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这一结论对《汉鼓吹铙歌十八曲》创作于西汉时期的主流说法提出了质疑。

汉剧曲牌音乐对南北曲的继承与发展

汉剧是中国板腔体戏曲皮黄声腔的代表性剧种之一,同时也深受古代南北戏曲曲牌体音乐的滋养。依循传统曲学方法对汉剧曲牌进行分析,可知其与宋元明以来的南北曲词式、乐式有不可忽视的紧密联系,末句腔式的一脉相沿亦是对南北曲“定板”传统的坚守。汉剧曲牌音乐投射出戏曲由曲牌体结构体制转向板腔体结构的过程,受南北曲音乐传统的影响,皮黄腔实现了南、北戏曲音乐风格的深度融合。

黄河流域二人台艺术形式中的汉族、蒙古族文化交融现象

二人台是一种流传于黄河中上游区域,融合了汉族、蒙古族民族音乐文化的民间戏曲类型。二人台的主要表演方式为一丑、一旦两位演员,在舞台上用唱念做打的形式演绎民间故事,展示当地风土人情。作为多民族融合的戏曲曲种,二人台的流传区域、历史源流、艺术表现形式都体现了汉族、蒙古族民族文化合流的特点。在新形势下,二人台的创作应保持其文化融合的精神内核,同时兼收并蓄不同的艺术体裁和风格,以使这一中国民间艺术瑰宝得到更好的传扬与发展。

论孙颖汉唐古典舞的乐舞意识

中国古代乐、舞不分,乐、舞、诗一体,这种历史文化影响至深。孙颖作为舞蹈界汉唐古典舞一派的创始人,力图从历史遗存中去继承和发展古代鲜活的舞蹈形象和文化精神。在孙颖的舞蹈作品中,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他对古代乐舞意识的传承与发展:舞蹈音乐体现出乐舞交融的叙事性与韵律性,舞蹈的诗化语言与古典意境又生动地体现出其形神兼备的诗性追求。孙颖的乐舞意识是他科学的继承观、发展观与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为中国古典舞创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与值得探讨的空间。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汉魏乐论与“和”的转型

汉魏是中国美学史、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单元,乐论是展示这一时期美学风貌的重要窗口。从发生学的角度,“和”的重要源头是音乐,在先秦乐论中初步形成了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的基本维度,并具有内在联系性。汉魏乐论一方面将具有巫性色彩的神秘之“和”向相对客观的“气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更具人间性和现实性的“美和”观念的产生。“气和”向“美和”演进的过程是中国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缩影。其后,伦理性、政治性乐论虽一直存在,且时有凸显,但“美和”所蕴含的“音和”与“器和”维度,则锻造了新的审美准则。历史地看,唐宋时代对“淡和”、明清时期对“感官之和”的推崇,以及整个社会对琴器的重视,都是汉魏审美品味的余续。

西汉画像石乐舞图像审美研究

西汉画像石乐舞图像美学内涵丰富,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音乐器乐配合舞蹈表演的各种场景,不仅记载和复现了西汉时期乐舞艺术,同时映射了汉代历史背景、生活情境、社会思潮,对汉代绘画、图像以及汉唐古典舞的研究至关重要。从画像石外部的静态物理构形,渗入到内部的动态形象、乐舞形式和表演技术等,藉由“以图证史”和“以图佐史”的研究方法双向辨识。舞种、舞蹈动作在金石之声与丝竹之乐的统摄下,展现出和谐、古拙、气势美,皆运用相应的线质呈现。不同的乐舞形象特征从凝固的画像石中得以解读,由此管窥汉代社会精神风貌即舞蹈身体的延伸。

汉代百戏之角抵戏、乐舞杂戏服饰研究

汉代百戏包罗了众多的艺术表演形式,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为角抵戏和乐舞杂戏,但其服饰却是学界触及较少且常常被人遗忘的领域。以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为例,采用二重证据法,通过文献史料结合文物史料比对分析,深入探讨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发展的社会背景、形制及其与汉人日常生活服饰的关系。研究表明:汉代角抵戏服饰与艺人的假形装扮密切相关,其形制特征为头戴假面,身着羽毛或兽皮材质,且与扮演的角色相得益彰,并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乐舞杂戏由日常生活中表演舞蹈、奏乐的艺人和滑稽的俳优组成,其服饰形制特征为交领右衽袍服、宽松裤子等汉人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虽然不能对汉代百戏服饰包罗万象,但是从某种角度也突出了汉代百戏服饰的时代特色,并彰显了汉代百戏服饰与汉代社会的密切关系。

广东汉乐活态传承及发展的现代视野

广东汉乐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标志着这个乐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建立完善的活态传承机制,是保护广东汉乐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措施,而保护传承人又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另一方面,还要放眼未来发展,才能获得广东汉乐传承与发展的名副其实的现代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