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古今诗苑英华》考辨

文章在综合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编撰者、编撰时间、书名、所续对象、选录时间范围、卷数、传播及影响等项,对诸家历史文献记载《续古今诗苑英华》的歧异信息进行考辨,考察造成歧异的原因,更正和补充已有研究成果的纰漏。

中国古代注释性书目述论

注释性书目和提要性书目、题录性书目一起构成古典书目的三大类型 ,但是目录学界一直缺乏对于注释性书目的认知和界定 ,造成了诸多误解。注释性书目源远流长 ,有效地揭示了文献信息 ,检索更为便捷 ,使书目更加工具书化 ;作为一种书目编纂传统 ,注释性书目在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蠡测——以《诸子略》为中心

《汉书.艺文志》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有关研究著作甚多,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后出转精。该著强调《汉志》是一部汉代学者校雠东汉以前文献后的学术编目,只有从社会政教的角度去"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才能对《汉志》的著录体例有透彻理解。如《汉志.诸子略》各家的书目著录便反映着各家的学术发展史,而小说家书目之著录突出了小说家与黄老道家和汉代方士的关系,符合汉代小说家特点和作品实际。因此,《通释》对于学习和研读《汉志》,考察东汉以前文献和学术发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历代《汉书艺文志》研究述略

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性史志目录,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历来不乏研究者。本文试对历代《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情况进行评述,对有关代表性研究论著作出评价,在此基础上寻绎历代《汉志》研究的发展趋势,推动学术的发展。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及其文学影响

与汉代经学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对应,《汉书.艺文志》建立了严密的"载道"体系,"六艺"对其他各略具有规范意义,"诗赋"略的划分使"文学"的类别属性首次得到揭示,其又被划归于"载道"体系当中,使"文"与"经"(道)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奠定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基础。

《汉志》与《隋志》的道家文献目录比较

《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的道家文献有很大的差异,二者在数量、种类、形式、收录标准、注解等方面的不同,体现了道家的影响从黄老道家向老庄之学的演化。

论《庄子·天下篇》与《汉书·艺文志》之学术分野

先秦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阶段,诸子百家的原创思想基本奠定了秦汉以后中国思想文化的学术格局。《庄子·天下篇》撰成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问世于东汉前期,是现今所见总结评述先秦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但因二者的历史背景与学术话语的不同,评论诸子的学术视野与思想宗旨不同,故《天下篇》立足于"道术"以品骘诸子,而《艺文志》以"方术"胪列百家,以致形成二者迥然不同的学术分野,对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百川书志》考辨三则

《百川书志》的部类分目参考了《宋史艺文志》等公私目录著述。其分目录书之标准主要是以所录书籍稗益圣教之强弱为主导,辅以"神怪"成分的多寡,本于所录书籍之性质及渊源而"各以类从"等多方面融合而成。高儒之"小说观"并非导向"小说"之本位意识,而是退让于《书志》所遵循之著录标准,与其"史观"紧密相联而淆乱不清。

从诸子学说到小说文体——论《汉志》“小说家”的文体演变

先秦至西汉时期,"说"是一个被广泛使用、内涵复杂的概念,它的愉悦义与言说义两个义项影响了人们对《汉志》"小说家"的理解。《汉志》"诸子略"中的诸子十家作品,唯有小说作品多以"说"命名。《汉志》以"小说家"来概括这部分作品,采用的主要是"说"的"学说义"。对书籍文体特征的认识,使《汉志》中"小说家"的"说"又成为了文体概念,小说也逐渐从诸子小说向小说文体发展。

《毛诗正义》注疏分合考

《毛诗正义》从体例上看是对毛诗经文、传、笺的阐释,其原貌以正义为主,只标经注起止。南宋绍熙年间始合正义于毛诗经注本中,遂有《毛诗注疏》之称。南宋晚期建本又引《毛诗释文》附注疏之中,称之为附释音《毛诗注疏》,是为其后各本注疏之祖。注疏合著渊源有自,引注附经可以追溯到刘歆、马融,而唐人将音注字旁,又开宋人《注疏》、《释文》合刻本之先河。将《毛诗正义》与经、注、释文合著,实现了文字、音读、疏义的三统一,成为一直沿用至今的标准体例,为《诗》学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但割裂疏文,却造成讹误增多、疏文支离、认读阻塞和义注疏混称等诸多问题。

《说文古文考》、《说文古文疏证》与《说文中之古文考》之比较

胡小石《说文古文考》、舒连景《说文古文疏证》和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面研究《说文》古文的代表性著作。三书均利用当时所能见到的古文字资料研究《说文》古文,但在古文的判定、数量、体例、内容、考证方法等方面各有不同。

《汉书·艺文志》研究三札

《汉书·艺文志》之《易》类等并无"蒙省"的著录方式,《易》类是以类别划分的形式进行著录的,每一个类别都以标志性的书籍或书籍体裁为类名,并围绕着这一类名著录相关的书籍;《春秋》类著录的《太史公》4篇与《太史公》130篇中的相应之篇有重复,这4篇的著录不是"别裁",而是刘向误著录于《春秋》类中的,然后再被刘歆著录于《七略》之《春秋》类中;《诗赋略》杂赋类著录的《客主赋》的题名脱一"杂"字,歌诗类著录的《河南周歌声曲折》的题名则脱一"诗"字。

先秦两汉传世文献中“扁鹊”内容考辨

扁鹊是著录于传世文献中的著名医家,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成文之后,对其所作考辨历代频出,然争议至今不绝。不难发现:先秦两汉之时"扁鹊"已广泛进入大众传播视域,成为口谈、笔录的重要对象;传世文献中,扁鹊形象多见于子部书,且相关故事均为寓言;世人多以扁鹊设譬作比,借此阐述个人观点。由《汉书·艺文志·方技略》书名命名方式出发,可证"扁鹊"实为上古神医之名。有关扁鹊之医书则多为伪托之作,鉴于文献的缺乏,其内容、传播不可确考。司马迁《扁鹊列传》当为扁鹊形象集大成之作,然囿于文献本身的复杂面貌、当时文史不分的史学风尚,以及史迁撰史原则、个人趣味、审美取向,《扁鹊列传》呈现出了内在的矛盾与龃龉、书写上的困境与序列上的折衷。

学术流派的盛衰与各科知识的消长——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上)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经由对《汉志》所载典籍的叙录,追溯了六经的经典化历程和权力—知识话语的形成,探寻了各学术流派兴盛与衰微的动因,并进而考索了各科知识产生与消亡的社会语境。典籍在古代是最重要的知识载体,《汉书艺文志通释》对典籍的叙录考辨,自然也就成了别具一格的知识考古,本文阐释了校雠学这种知识考古的形式与特点。

辨体·辨义·辨人·辨伪——论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的知识考古(下)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通过叙录解题,对《汉志》所载典籍进行了辨体、辨义、辨人与辨伪,考辨了《汉志》典籍各种独特的知识形态和存在方式,因而这种叙录解题构成了别具特色的知识考古,本文阐述了校雠学这一知识考古的形式与特点。

论《隋书·经籍志》对《汉书·艺文志》的超越

《隋书·经籍志》既承续了《汉书·艺文志》的优良传统,又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对《汉书·艺文志》的超越。它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体例上更为统一,具备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是一部后出转精的目录学著作。了解《隋书·经籍志》对《汉书·艺文志》的超越,有助于正确认识《隋书·经籍志》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张舜徽先生《汉书·艺文志》研究的成就和不足

张舜徽先生对《汉书.艺文志》极为重视,其《汉书艺文志通释》一书是迄今为止《汉志》传统目录学研究的最后一次成果集结。文章对其成就略作论述,并指出其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