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与变脸:激进文艺思潮的前世今生(三人谈)

激进思潮与文艺有不解之缘。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感性的文艺与政治的询唤永远在纠缠打斗。20世纪60年代席卷全球的激进运动,既产生了鲍勃·迪伦、滚石乐队,也推起了福柯、德勒兹以及今天在中国大热的齐泽克、巴迪乌、韩炳哲等。激进思潮不断越界、变脸,挟互联网之便利,与全球盛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推波助澜,各种意识形态话术病毒式传播,去疆域化成了部落化,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添加更多焦虑和撕裂。聚焦“后学”激进文艺思潮的半个多世纪的演变,从激进文艺理论的美国化、中国化的角度,反思情绪骚动(或曰“情动”)与理性实践的失衡,乃是知识人的职责所在。

“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汉书》“三才”农耕思想探析

“三才”思想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天”“地”“人”为影响农业生产的主要因素,因此古代农业生产活动致力于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汉书》记载的西汉及汉以前的农业政策紧紧围绕“三才”思想而制定,这些政策考虑到农时的重要性,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做到因地制宜,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汉书》倡导的是“三才”协调互动的农耕思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由博物到体物:试论汉魏赋作的体式转型及其思想进路

文体体式的转型,承载了思想表达的不同诉求。汉魏时期,赋体写作经历了由大赋向小赋的转变,传递出时代风尚由“博物”到“体物”的迁变信息。后世论者习以“体物”概括赋体创作特点,但“博物”与“体物”有着不同的理论面向,“博物”当为汉大赋的创作特色,“体物”一词则更适宜形容魏晋小赋。以“博物”为导向,汉大赋的创作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强调知识性的输出与外在功业的建立。而以“体物”为归旨,魏晋小赋则表现出更为浓厚的玄理意味,强调个体的生命经验与感受。汉魏之际,赋体由博物大赋向体物小赋的迁变,传递出丰富的思想史信息。两汉赋家身份的升降,影响了汉魏赋体的体式转型。魏晋小赋对赋体写物传统的吸收,及玄学对“立象尽意”关系的探讨,则又最终确立了魏晋小赋“体物”的审美旨趣。

汉地山水画之美学思想在勉唐派唐卡中的体现

唐卡作为优秀文化中华传统之瑰宝,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艺术形式。勉唐派唐卡作为十五世纪之后影响最大的绘画流派,以拉萨为活动中心,风靡卫藏地区。公元十七世纪布达拉宫扩建,勉唐派得到了格鲁教派的大力推崇,成为格鲁教派各大寺院的壁画与唐卡的绘画定式。作为唐卡艺术中规模最大的艺术派别,勉唐派开创了以严格的度量经作为唐卡绘画依据之先河。本文重点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文贯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着重探讨了勉唐派唐卡与汉地山水画之间的关系。元朝以后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勉唐派作为当时藏地的主流画派,勉唐派的画师可以大量接触到汉地绘画作品,因而受汉地山水画之美学思想的影响,勉唐派在色彩搭配及构图方式上进行了突破与创新,造就了勉唐派唐卡清丽典雅的审美意蕴,展现出藏族绘画艺术的全新风貌。

吴贞《伤寒指掌》疫病学术思想探析

吴贞所著《伤寒指掌》蕴含丰富的疫病辨治思想,书中关于疫病防治的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指导意义。吴贞认为疫病类伤寒非一般伤寒,并将疫病分内、外因进行探究,除采用传统病性分类法外,创造性地提出了疫病手、足分型。察舌诊疫是吴贞最具代表性的疫病诊疗学术特色,为后世疫病的临床诊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吴贞据病择法,灵活运用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方法,统方遣药,治疗疫病。本文从疫病成因、疫病分型、察舌诊疫、治法方药等四个方面对《伤寒指掌》中的治疫学术思想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当代疫病的诊疗提供思路,丰富和完善中医防治疫病体系。

从乾隆年间燕行录看朝鲜燕行使对毛奇龄的接受

毛奇龄在明末清初学风嬗变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嘉庆以后被阮元等推崇,作为“汉学开山”的学术形象逐渐建立。但乾隆时,中国学界中毛奇龄经学之批评者占绝对优势,毛氏因“驳朱”多被视为“经学之蠹”,仅有少数人认同其学识渊博及考证学之贡献。乾隆中后期,受到中国学界毛氏“反朱子”学术形象固化的影响,朝鲜燕行使对毛氏“反宋学”“反朱子”多持否定态度。朝鲜燕行使或认为毛氏“反朱子”源于对明朝的思念,或通过对毛氏之批评获得对清朝的优越感,这既体现了朝鲜使者对文化主体性的追求,又暗含了其在明清文化秩序选择中的矛盾心态。毛氏学术形象被中朝学者不断重构的过程正是东亚学术思想演进的过程。

清初古文复兴中孙琮韩文评点探微

明末清初八股文积弊丛生,文坛复兴古文风气浓厚。选评家编选历代古文,为文坛复兴古文助力。而唐宋八大家被认为是通往先秦、两汉文之舟楫,韩愈则为八家中的重要范型,是选家关注的重要对象。古文选家孙琮选评先秦至明代古文,指导士子写作,其中评韩文细致深入,揭示了韩文结构、眼目等章法技巧,溯源了韩文与先秦、两汉文之文法承继关系,挖掘了韩文的道统思想,在韩文接受史上有着重要价值。

商韩政治思想的重新审视——基于军政关系理论的视野

先秦时期战争频仍,战争成为统治者与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与理论课题。先秦诸子无不试图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消弭战争的军政关系理论,他们从道义或功利的角度进行了一系列阐发。商鞅、韩非将政治看成是为军事服务的工具,这一军政关系理论视角,对于重新审视商韩政治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商韩主张通过耕战、赏罚等强制化的政治秩序构建方式,将民众纳入农耕与战争的轨道,其目的是激发民众的全部潜力,为政权在战争中取胜提供力量。商韩的军政关系理论在政治实践层面获得了成功,这种一切旨在推动军事实力提升的政治主张,成为了秦大一统国家形成的直接理论支持。

名中医韩延华诊治外阴白斑经验撷菁

韩延华教授为龙江韩氏妇科第四代正脉传人,是妇科泰斗韩百灵教授的学术经验继承人,从事妇科医教研工作50余年,对外阴白斑的认识与诊治具有独到建树。将儿茶溃疡散化裁后以熏洗坐浴外治法用于治疗外阴白斑,是韩氏妇科又一创举。为了极大的提高药物效能,尽快减轻患者难言之隐的苦楚,韩延华教授根据临证经验摸索总结用于治疗外阴白斑的疗程短见效快的三联疗法,即儿茶溃疡散熏洗坐浴+局部干扰素(重组人干扰素α-2b凝胶)+口服百灵育阴丸,中西合璧,在临床取得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文章就韩延华教授诊治外阴白斑的辨治思路、临床经验进行了梳理总结,旨在为临床诊疗该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德法兼容:两汉“诸子”的治道思想

先秦“诸子”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治道思想,儒家以德治国,法家以法治国,墨家以人治国,道家无为治国,为两汉“诸子”治道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两汉时期,“诸子”根据时势的变化,以儒家为纲糅合先秦诸家治道思想,形成以德法兼容为主要特点的治道思想体系,具有如下内涵特征:突显君主的一元地位;强调治道思想的物质基础;构筑完备的天道观与人性论基础;以“中”来调和德与法。“诸子”治道思想被应用于治国实践中,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古代社会治道思想之源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逸《楚辞章句》的“楚辞”思想

王逸眼中的楚辞,与今天的普遍认知差距较大。他认为楚辞“依托《五经》以立义”,有着与《五经》同样的性质。因此,王逸在注释《楚辞》时,采用经学“章句”的体例,以揭示《楚辞》的“讽谏”“教化”意义为其思想核心。一言以蔽之,王逸持守的是有汉以来“诗言志”的思想传统。王逸“楚辞”思想中展露的一些理论新意——如重情、重兴,也都未能脱出“诗言志”的思想框架,都需要纳入汉代诗学思想史中去看待。

10—14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思想与汉文化认同——以高昌回鹘佛教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10—14世纪高昌回鹘国的佛教思想以中原大乘佛教思想文化为主体,体现在对心性论思想的重视、对净土信仰的推崇、“三教合一”和佛教世俗化、简易化思潮的流行等方面。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在整体上是宋元中国佛教文化及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昌回鹘对中原佛教文化的认同极大推进了其与中原地区的民族和文化认同,以及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高昌回鹘佛教思想及其文化认同也是10—14世纪丝绸之路佛教文化的重要特征。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的新解——汉乐府《有所思》男女主身份解读

目前学界对为汉乐府《有所思》“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的认识趋于一致,普遍认为玳瑁簪是女主赠送给男子的定情信物,但我们根据先秦男女互赠礼俗、玳瑁簪的市场价值、汉代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汉代教育以及商业发展等视角分析,发现“双珠”“玳瑁簪”与“玉”实为男主所赠。除此之外,我们对男女主进行了新的身份认定,诗中的女主是父母双亡、跟随兄嫂居住在江边的农家女;男主是漂洋过海到对岸做生意的商人。

汉文化地区传统建筑营造中的儒家“中和”思想

“中和”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它深刻地影响着汉文化地区传统建筑的营造思维模式,型塑着民居营造文化,体现于居住空间里人、物、建筑三要素的关系之中。从人与建筑之间的关系看,对称的建筑形式总体上表达出人与空间合一所呈现出的“中正和谐”的平稳态势;从物与建筑的关系看,建筑空间因物件的融入而实现具体的生活功能,物件因建筑空间的承载与容纳,构成多样统一的样态,中和关系表现为物与空间“中”的形式表达与“和”的内在表达;从人与物的关系看,中和体现在人居方式与建筑营造材料的和合,以及人居行为与装饰民俗的统一。在中和思想的影响下,汉文化地区传统建筑营造呈现出“中正和谐,平衡统一”的形式特点,以及追求“人—物—建筑—外部环境”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在当代全球智能设计技术不断发展,中式传统营造设计逐渐流于符号化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探寻本土建筑营造文化的精神所在。

楚汉相争中《孙子兵法》计策谋略的实践应用

作者依托《史记》中军事战争实例,基于对《史记》中楚汉相争的文本解读,结合《孙子兵法》的兵理谋略思想,从刘项之争中汉军集团的识人用人、实战应战、后勤保障三个层面出发,就楚汉相争中《孙子兵法》计策谋略使用进行分析,继而窥见出这场争霸战中所蕴含的兵家谋略,以及深入领悟史书的叙事笔法与兵家思想哲理色彩相互浸染的魅力。

周岱翰教授学术思想解析及启发

介绍了周岱翰教授在肿瘤治疗方面提出的两个主要学术思想贡献,即明确提出了"带瘤生存"概念和中医肿瘤疗效评价体系,首倡"放射病"属"火邪’、"热毒"论。通过对其学术思想根源探讨,解析学术思想背后的精神实质。

韩愈经学思想探析——以《论语笔解》为中心

韩愈作为中唐著名的儒学家,其经学思想颇为丰富。韩愈解经的方式主要有:舍传求经,直究经典;疑经求实,发明新义;原经求道,以己解经。韩愈和李翱合著的《论语笔解》及其对《孟子》《大学》的推崇,都凸显了韩愈对传统解经方式的背离。这种全新的解经方式和对尚未为经的子学的力推为宋学的开启播下了一颗星星之火,在整个经学史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韩非思想与秦兵马俑艺术刍议

秦政治受韩非思想影响很大,韩非思想对秦兵马俑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韩非'势'的思想对秦兵马俑艺术宏伟气势的影响;韩非'质'的思想对秦兵马俑艺术写实风格的影响;韩非'严刑重罚'思想对秦兵马俑宁静、冷漠气质的影响。秦兵马俑艺术的创造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展示一代君王中央集权、至高无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