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帝起居注》与献帝朝廷的历史意义

《献帝起居注》一书记事始于汉灵帝驾崩的中平六年(189),很可能是从与汉献帝即位关系密切的八月洛阳之变开始写起的,其终结并非是延康元年(220)的汉魏禅代,而是在之前的建安二十一年(216)二月壬申,以"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为标志,汉献帝不再颁下诏书。此书以编年体为基本体例,围绕汉献帝皇帝权力的确立、展开与结束进行叙述,尤其重视记录汉献帝朝廷在和合宇宙秩序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成绩,凸显了献帝朝廷的历史连续性及其时代意义。此书的撰述可能始自献帝即位,为"近侍之臣所录",也开创了中古起居注撰述的新传统。

曹操掌控之政治婚姻述论

三国时期,曹操将政治联姻的手段发挥到极致。他的对外联姻对象包括江东孙氏、河北袁谭与汉献帝,对内联姻对象可以根据不同身份分为族亲(夏侯惇、夏侯渊),功臣与名士(荀彧、任峻、崔琰家族与何晏),降将(张绣、张鲁)等。曹操是军事与政治上的成功者,因此容易推行联姻。他的子女亲属众多,拥有庞大的备选阵容。曹操施行政治联姻漠视礼教,甚至打破了“同族不婚”的传统,对于拒不服从者则给予杀害。他的政治联姻的运用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在统一中原、政权巩固后不再与各路军阀通婚。联姻对象若是惹他不满,也会遭受杀身之祸。

魏晋“侍臣”与汉魏之际的内朝革新

魏晋“侍臣”具有“亲尊合一”的特殊定位。其理想人选限定于具备儒学修养与知识储备的士人精英,通过发挥在皇帝侧近“顾问应对”的核心功能,确保皇帝在空间上为儒学意识形态包围与浸透。“侍臣”之制有别于两汉传统,滥觞自汉献帝即位至出关中东归的六年间(189—195)士人精英推动的内朝革新。不见于汉代史料的“侍臣”之称,很可能创制于这一过程,并为《献帝起居注》等作品书写和传播。许都汉廷和曹氏魏国分别以侍中尚书和散骑之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这一制度革新成果,并为其后的魏晋王权所继承。所谓“波纹式循环发生”的经典模式,对此不能进行有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