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编排体例考

《韩诗外传》的编排体例非常独特:几乎每章皆引《诗经》语句作为主题句,并围绕所引《诗》句中的关键词或《诗》句比喻引申意义来组织前人论说、故事、佳言懿行等阐释材料,构成一章的内容;在大多数卷次内,章次的编排按所引《诗》句在《诗经》完整篇章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进行。考索揭示这种编排体例,对正确认识此书的释《诗》性质,追寻其卷次增改的踪迹,很有意义。

《韩诗外传》解诗说

以往认为《韩诗外传》引经史、采杂说,不是解《诗》文献。经过仔细梳理分析,认为《外传》是汉初三家解诗文献中一种独特体例。作为一种讲疏体例,在引诗体例,说诗的对象与解说方式的关系,“外传”与“内传”“说”“故”的关系,及解诗的方法和角度等方面的内涵和特点。

海昏侯刘贺读什么《诗》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诗经》,学界一般认为属于《鲁诗》。通过对海昏侯墓出土《诗经》中的传、故训、文字以及《齐论语》等其他竹简,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海昏侯墓《诗经》属于《韩诗》的可能性更大,可能与昌邑国《韩诗》学者王吉有关。通过海昏侯出土诸多简牍文献可知,刘贺其人虽缺少政治谋略,但也非冥顽不灵之徒。相较于汉代其他诸侯王,刘贺亦称得上是好学之人。

乐语传统与《韩诗外传》的生成

韩婴在推究《诗经》意旨之基础上撰写的内、外《传》,可能以两种形态流传:一是《内外传》的形态,二是《内传》《外传》别行,今本《外传》包含《内传》。《外传》引诗有"故事+诗"与"故事+诗+附加成分"两种模式,"故事+诗"型出于"引事以明《诗》"的目的;"故事+诗+附加成分"型有的出于"引事以明《诗》",有的出于"引《诗》以证事"。《外传》解诗模式主要受到乐语传统的影响。乐语六体可划分为赋诗、释诗两个层面,赋诗包含"引《诗》以证事"的特征,《外传》"引《诗》以证事"的特征表明韩婴自觉继承先秦时期的赋诗传统。至于"引事以明《诗》",则与释诗传统有关。《外传》"故事+诗"通常是对话式的史事再加上特定的诗文本,这与乐语之"道"有着密切的联系。"道"作为一种释诗方式,主要运用历史故事来解读诗句,即以事解诗,这与《外传》的解诗模式是一致的。韩婴编撰《外传》固然是出于阐释《诗经》的需要,同时也是着眼于训练、培养经生阐释诗的能力,这同样是乐语传统影响的结果。

汉魏《诗》学发展与《诗经》名物释义

《诗》中富含名物,《诗》作为经学典籍,其价值观念的构建是以实实在在的名物为基础的。后世对《诗》中名物的不断阐释,构成《诗经》名物学,成为《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汉魏《诗》学演进与价值构建中,对于名物的释义有着清晰的发展线索与明确的内容表达。两汉经学今古文交错发展,《诗经》名物释义以“随文释义”为基本方式,释义形式灵活,内容丰富多样;魏晋南北朝经学衰微,以王郑之争、南北之争为背景,《诗经》名物释义在“随文释义”的基础上,出现以《陆疏》为代表的摆脱经学束缚而“独立阐释”的发展模式,且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此基本路径下,汉魏《诗经》名物释义整体上体现着以“伦理政治表达”“语言文字训诂”“名物本体疏解”为主的表达内容。这些内容对唐代《毛诗正义》的成书产生重要影响。

两汉之际的《诗经》解读与传播

载录两汉之际《诗经》解读与传播的文献主要见于《汉书》和《后汉书》。《艺文志》提供了国家图书馆藏《诗经》传本和阐释著作的目录;《儒林传》记载了四家诗的承传情况;经学家传记丰富了《诗经》承传与解读的信息。《经典释文》等其他典籍对此有记载。这一时期经师在章句解诗时,由繁趋简;引用趋向经义阐释;齐、韩诗学者趋向以谶纬说《诗》;《毛诗》传授获得扶持,出现了卫宏、贾逵等著名学者及其阐释著作;四家诗呈现互相吸取、趋向融通的态势。这些深刻影响了此后诗经学的基本走向,使《诗经》由被应用转向被理解,为郑玄以《毛诗》为底本兼取三家诗奠定了重要基础。

韩愈琴诗公案之再阐释——以两宋文人的争议为中心

欧阳修对韩愈《听颖师弹琴》的评价包含文学和艺术两重标准,其本意是在肯定韩诗造语奇丽的基础上,指出此诗的风格并不适合表现听琴。僧义海、善琴者皆断章取义,误读欧公本意,将韩诗落实为琴声和指法,并根据自己的知识立场和艺术体验来另辟新说。俞德邻推论韩诗意在表达对颖师的不满,但由于其阐释存在显而易见的逻辑硬伤,其观点难以成立。正是上述观点错位和逻辑误区,推动了韩愈琴诗公案的议论升级,也折射出诸家对《听颖师弹琴》中的文理、物理和情理的认知差异,文人围绕韩诗的争论与解释则共同推动《听颖师弹琴》的经典化。

《韩诗》佚著的训诂与阐释特点

关于汉代《诗经》学在训诂字义和阐释诗意方面的价值,学术界往往以《毛诗》的成就作为代表加以论述,这一工作已经开展得非常充分。但按之于两汉经学史的实际,汉代的《韩诗》学派对《诗经》所做的训诂工作也卓有成就。《韩诗》学派的著作完整流传至今的只有《韩诗外传》,而这一学派主要的训诂阐释资料却集中在已经散佚的著作中,我们把它们统称为"《韩诗》佚著"。利用古籍征引的《韩诗》佚著来探讨《韩诗》学派的训诂阐释模式,并对其中较为常用和较具特色的部分进行梳理,可以发掘《韩诗》在汉代《诗经》学中的价值。

李善注《文选》引《韩诗》“绿■如蔶”条校正

《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芳草如积"句,李善引《韩诗》及该学派的训诂材料为注。结合李善引《韩诗》注《文选》的体例和东汉薛君《韩诗章句》的著作模式,颇疑李善所引这条注文存在错简的情况。对这条材料进行辨正,不仅可以纠正前人的疏失,还可以恢复《韩诗章句》该条佚文的原貌,并借以彰显"书法"在文献校勘中的重要意义。

《韩诗经》异文辑斠

《韩诗》为汉代今文《诗》学之重镇,赖其亡佚之迟,古文献多有所征,遂得睹其残影之一二。兹取古籍有涉《韩诗》别于《毛诗》之文者,循风、雅、颂之别,釐为三卷,以存《韩诗经》原本面目于万一。

日本古文献与清辑本《韩诗》的订补

日本古文献载录了大量汉代《韩诗》学派的佚文,这些佚文既可补充不见于中土传世文献的《韩诗》异文遗说,又可用于校订清代学者的《韩诗》辑本。这两方面说明此类文献在订补《韩诗》辑本方面有重要的文献学意义,它们在为重辑《韩诗》佚著带来新材料的同时,也为《韩诗》研究的深入开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汉简《神乌傅》引《诗》考述

尹湾汉简《神乌傅》是至今为止出土的诗赋类简牍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篇赋作。《神乌傅》文中多处引《诗》,引《诗》范围与汉四家《诗》多有异同。很显然,汉代传《诗》,除了四家《诗》以外,还有其他的传《诗》系统。《齐诗》说以青蝇污白喻恶妇以谗言破家,《毛诗》说、《鲁诗》说以青蝇比谗佞。据此看来,《神乌傅》所用《诗》说与《齐诗》说最为相近。《神乌傅》引《诗》既是先秦两汉引《诗》文学传统的继续,也是汉代儒学兴盛、经学发展的产物,并寄寓了作者浓烈的身世之悲,对身处末世人生际遇的感叹。

《论语》“素以为绚兮”诗义考--兼论“绘事后素”与《周易》“白贲无咎”之义

根据《诗经》韩毛二家对庄姜“美目盼兮”似异实同的注释,可以揭示出《论语》“素以为绚兮”的诗义本是以绘画手法比喻庄姜眼睛黑白分明,进一步可知《论语》“绘事后素”是绘画时先施以众色,再以白色分布其间,使颜色鲜明生动。宋代以后治易学者常以“绘事后素”比拟“白贲无咎”,而实际上“白贲无咎”是以素白之色作为文饰,是对彩饰过度的修正。《贲》卦功成于“白贲”,“绘事”功成于“素”,“白贲”与“素”发挥的都是规范与成就的作用。“白贲无咎”与“绘事后素”体现了中国古人道法自然的思维方式。

试论《韩诗外传》诗学体系的建构

《韩诗外传》是现存唯一的一部三家诗著作,它与已经亡佚的《韩诗内传》一样,是韩婴“推诗人之意”的著述成果,即都是解《诗》或传《诗》之作。韩婴作为太傅,在撰述《外传》的过程中,进行了积极的思考,在著述体例的选取、结构的安排、释《诗》类型的运用、《诗》说特色的结合四方面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建构了一套围绕自己诗学主张而传达自己儒家思想的诗学体系。这一诗学体系是在先秦诗学精神的指导下,结合自己所处时代诗学的发展和教育的目的而建构起来的。这一体系的建立鲜明地传达了《外传》这一诗学著作的特色,对汉代学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传》《笺》及后世咏陇诗中的“周祖”意象

《诗经》中的《生民》等篇抒写了周人先祖在豳地的创业史,塑造了来历非凡、品德高尚、能力超群的部族英雄,是以文学手法对先祖形象及其事业的追忆、渲染及歌颂。汉儒则根据"诗教"的需要,将"美"、"戒"、"重民"、"创制"等理念置于对诗歌的阐释中,将后稷和公刘等人物塑造成符合儒家理想的政治领袖形象,而忽略了这些诗篇的"史诗"性质。"周祖"形象在后世咏陇怀古诗歌中也屡有出现,诗人们结合典籍记载和在周祖故地的见闻,或追述功业、称颂德行,或感慨沧桑、忧国忧民,或描写"遗风"、追怀周祖,以传达自己在政治、历史、国运、民生等方面的思想和感情。一言以蔽之,"周祖"形象在政治、历史、文学和信仰等不同领域中多次被"再创作",形成了多面的"周祖文化"。

道德化与先秦两汉儒家《诗经》阐释学的建构

先秦《诗经》的阐释经历了由礼仪阐释、政治阐释到道德阐释的历程。政治阐释的个性化、碎片化消弭了《诗经》的普遍价值,使其面临合法性危机。孔子及儒家把道德作为《诗经》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了道德阐释模式,《诗经》阐释学发生转向。先秦道德阐释有四项基本原则:意图优先性、去语境化、以情为本和去音乐化。汉儒试图重建《诗经》的历史性,以之为道德阐释的合法性来源,形成了本事阐释。本事阐释力图恢复创作的事件性,还原诗歌的创作意图,呈现《诗经》的历史本真性,确立道德教化的历史依据。《诗经》被视作历史,读者体味其中的道德启示,习得情感的恰当表达。大部分本事出于虚构而非历史事实,建立起来的是虚构的历史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