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韩愈古文文统及其在唐代的继承和发展

韩愈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首,不仅提出了道统和文统的观念,还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确立了“平易”和“奇崛”两种古文风格和传统。这对韩门弟子和后学产生了极大影响,更促进了宋元明清的文章理论和创作实践。在唐代韩愈之后和宋代之前这段时间,韩愈及其古文文统建构的直接成效,不仅表现在李翱、皇甫湜、孙樵、柳宗元、皮日休等人古文创作艺术方面,还体现在他们对韩愈古文理论和文统观念的继承和发展方面。

艺术创新与道统阐扬:论《元和圣德诗》的典范价值

《元和圣德诗》作于韩愈创作《原道》、确立儒家道统观之后,因诗中有行刑场面的血腥描写及“颂圣”的内容,历来的唐诗选本多不选录,当代研究者也很少关注。诗歌称颂唐宪宗平定藩镇叛乱、重振帝国雄风之“盛德”,具有“诗史”性质。在艺术上突破了“颂圣”诗的传统写法,创新特征鲜明。其中“以丑为美”的血腥描写意在“震慑藩镇”、表现“尊王攘夷”、维护皇权的道统观;“以文为诗”的破体探索是为更好地阐扬道统所采取的表现策略;尊经用典则从语言表达形式上体现了回归儒家正统的价值取向。三方面的艺术探索和创新,皆服务于道统观的表达,而道统观则为前者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和理论武器。二者相得益彰,在思想与诗艺、复古与创新、尊体与破体、美与丑之间,匠心独运,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该诗不仅是韩愈将道统观与诗歌怪奇审美探索自觉结合、开拓新诗境的典范之作,在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均应有一席之地。

韩愈的道统观及在古文和文论中的显现

“道统”是圣人精神文化的传承,是儒道流传的谱系。韩愈认为,道是内圣外王的仁义之道,统是道的传承统绪。他把对道统的阐释融浸在议论文和书序文中,诠释了他文以明道的理论主张;而气盛言宜论和不平则鸣论又分别见出他对孟子和司马迁理论主张的继承与发展。但钱钟书认为司马迁之“愤”与韩之“不平”指向实不同,不过似非确论,钱说更适于解释“不平”之本义,而韩论所指实仍合于司马迁。

论汉初政论文对炎黄二帝的书写

汉初政论散文以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以及《淮南子》为代表,在这些政论文中炎黄二帝多以仁义、贤明的君主形象被援引和论述,作为一种“假托”来表达汉初政治家重农抑商、休养生息的政治主张。这与汉初黄老之学的兴起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表现了汉初特定时期的道家思想,也反映了汉初士人们的炎黄观。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的传播与经典化建构

韩愈散文在朝鲜古代千余年的传播与接受中经历了由高丽朝文人士子自下而上的推动、朝鲜朝初期深度参与意识形态建设、17世纪达到高潮、朝鲜朝后期发生分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韩愈的不同散文作品契合了朝鲜古代不同时期政治、社会和思想发展的需要,同时还被融入民族审美文化之中,甚而成为朝鲜古代散文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由此,中国批评话语影响、朝鲜古代的政治生态、民族散文批评话语构建的需要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促成了韩愈散文的典范地位,表现出了中国古典散文域外传播和接受的典型特征,在东亚范围内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

从主题偏离到讽刺艺术——论我国古代先扬后抑讽刺手法的发展

主题偏离指作品在叙事或抒情时违背最初创作宗旨的情况,这一问题在我国古代屡见不鲜。《诗经》作品自然、原始的抒情状态往往使诗作包含多种情感,缺乏统一的组织。汉代的体物大赋在追求巨丽之美的同时,为了作品的政治意义,往往出现文章在结尾背离主题的“劝百讽一”问题,最终在铺陈形式和讽喻内容的挤压之下产生了蔡邕《述行赋》这样近似“先扬后抑”形式的讽刺作品。唐代诗人李白能够将一首诗作中表露的多种情感组合在统一的风格下,在杜绝主题偏离问题的同时实现了情感的自由表达,而随着抑扬情绪的变化,偶尔会出现具有“先扬后抑”效果的讽刺作品。这类作品最终在白居易的继承下,成为“卒章显其志”的标准“先扬后抑”讽刺模式。

尔雅深厚:西汉初文章写作及其地位

两汉文章风格气象高古、典实雄健,唐宋古文家以及明代古文派视为典范。两汉文章何以能形成这种风格?其成就如何发展而来?从儒家经义、经世致用和尚气重辞三方面论述汉初文章写作,指出汉初自觉以儒学变改战国、秦以来杂学术文风,书疏政论诸体,由质及文,由野而雅,从而为汉代文章写作开辟道路,指明方向。以西汉初诏令以及陆贾、贾谊、贾山、晁错、邹阳、枚乘等人文章为对象,详细分析其内容和艺术特征,说明西汉初文家在新政权里,如何为建立符合汉王朝文化要求的写作而努力,同时揭示这种写作具有的作用和地位。

复调交响:再论《新唐书·韩愈传》与北宋古文运动之关系

在北宋儒学复兴与“崇韩”思潮的时代背景下,《新唐书》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两种方法,着意将韩愈树立为有唐“一代文宗”,对其形象进行了多方面的美化与提升。这种建构性书写与同时期古文家们对韩愈的推崇一样,本质目的乃是借“崇韩”来重建以儒学为核心的社会文化秩序。但在文学评价层面,《新唐书》主要称颂的是韩愈“陈言务去”的创新精神,对其古文并未多加措意,不宜作为北宋古文家文学观念的代表。受列传撰者宋祁个人求新好异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新唐书》对韩愈文学成就的评价,实可视为其时另一种“崇韩”声音,与所谓“古文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文坛儒学复兴主题下的复调交响。

辽朝臣子进献诗赋现象探析

辽朝建国后出现了臣子进献诗赋的现象,且集中出现于辽圣宗、辽兴宗、辽道宗时期。此现象的出现与辽朝受汉文化影响密切相关,在辽朝统治者的大力倡导及辽朝科举制度的推动下,从辽圣宗朝开始,辽朝君臣的汉文化修养有了很大提升,向君主进献诗赋的行为开始风行。进献诗赋者的身份、民族出身,所进献的对象及所进献诗赋的题材、内容、目的等都呈现多样化特点。辽朝臣子进献诗赋的现象是辽宋时期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具体体现。

走向下层:明代科举视域下韩愈古文的流播

在科举与学校的关系日趋紧密的情况下,明代地方学官,特别是提学官,会刊刻或购买韩愈文集或相关古文选本,存藏至地方学校藏书楼中,作为生员模写习作的文章范本。随着提学官的迁转,他们的督学理念、文学主张以及韩愈古文乃至唐宋大家的古文也会随之流播。在科举等制度的保障下,以韩愈为中心的唐宋文脉得以在以地方各级学校生员为主的下层群体之中延续下来。由此可知,常民的文学世界往往与主流文学场域有别,在近古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文化走向下层的脉络清晰可观。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试论董仲舒《天人三策》对散文经学化之影响

春秋战国至西汉六百多年间,中国继政治之大一统后,思想上一直难以统一。顺应时代的要求,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以解决此难题,儒家“大一统”思想成为了帝国的统一意志。与此同时,对策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思想魅力和文学特色,推动了汉代散文“新儒学”创作立场的确立与汉代文论实用化标准的形成,自此经术文风在两汉散文创作中风靡。

中唐韩柳古文书写的可能与规则及其限度——以语体为视角

"古文"并非一种相对于骈文或其他时文的文体概念,"古"乃是语体"古雅"或"雅正"的标识。"古文"书写的可能,一在形式上的复古,以求"古雅";一在主题上的"明道",以求"雅正"。"古文"书写有其规则,书写者须明了上古汉语与中世汉语的区别,并遵守上古汉语的韵律与语法规则。由于"古文"书写者难以突破身处的思想学术传统与社会习俗的制约,故只能在部分文体上求得突破,而难以真正挑战时文的地位与影响。

试论汉赋对《史记》创作的影响

司马迁著成伟大的史学名著《史记》 ,不仅得益于西汉武帝时期政治、经济强盛的社会条件 ,承袭了先秦以来史学发展积累的成就 ,而且还从西汉大赋的精神气度、文章结构、创作手法获得启示与借鉴。大赋在西汉十分兴盛 ,备受统治者青睐 ,司马迁也极其推重大赋。《史记》的创作学习了大赋“控引天地 ,错综古今”和“包括宇宙 ,总览人物”的恢宏气势 ,借鉴了大赋有系统地归类式描述结构 ,也受到大赋夸饰、渲染写作文风的影响。这些都是史学界尚未探讨而应当引为注意的。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

考察北宋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历程,梳理韩诗与欧诗的艺术关系,揭示出欧诗承韩有学韩、似韩与变韩三个时期,其关键在于对“以文为诗”的标举与承传创变。欧阳修的尊韩、学韩确立了韩愈诗歌在北宋的诗学典范地位,他在模仿研习韩诗基础上的“变韩”为自家诗的独创新意奠定了基础,学韩而不觉其为韩的创新精神是他接受韩诗、领导诗歌革新的真精神所在。比较韩、欧诗歌的不同可见,欧诗“变韩”之处主要表现在诗歌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文人化、议论说理的凝练精警与理性色彩、谋篇布局的疏荡章法与铺叙笔法等方面。此外,欧阳修还以平易细密扬弃了韩诗的过分奇险拗峭。欧诗承韩这一接受现象对创立有宋一代新诗风具有深远的诗学意义。欧阳修承上启下,是杜、韩与苏、黄之间的重要艺术中介,其接受韩诗之意义就在于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奠基性的作用。

明清散文流派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和疏离

明清散文流派众多,明确接受韩文艺术传统的只有唐宋派、桐城派和湘乡派。数量虽少,但影响比较大。其他流派,疏离倾向明显。它们对韩文艺术传统的接受或疏离,受到明清思想文化新变和韩文艺术传统儒家思想属性的影响。接受或疏离,主要表现在对待韩文艺术精神和艺术风格的态度上。而无论接受或疏离,都不是绝对的,而是接受中有疏离,疏离中有接受。

试论两汉之际关于隗嚣割据西北的散文创作

两汉之际,割据西北的隗嚣集团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好文之士,他们针对其时天下形势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散文。从这些文章中,我们感受最多的是这些文士们权衡形势,分析厉害之睿智,以及昂扬向上、气势磅礴之文风。笔锋锐利、激扬畅快之作,与战国策士文风无异,显示了乱世文学文风的一致性。此时期散文文风与西汉后期雍容典雅之文风大相迥异,又与东汉中期沉稳从容之文风相去甚远,显示了其时文风的独特性。

汉代赋用论的成立与变迁

中国古代赋论由汉代肇端,历经两千余年之发展,形成了由"赋用"到"赋体"、"赋法"的批评路数,两汉正是赋用论成立与变迁的时期。西汉赋论以司马迁"讽谏说"与扬雄"丽则说"为代表,构成赋用论的基础。而由二刘(向、歆)的《诗赋略》到班固的《两都赋序》,正以其论述话语、治学背景、政教思想的不同,形成了由西汉到东汉赋用论的变化。东汉桓谭、王充、班固、张衡等学者论赋,既昭示了东汉赋家尚礼的治用观,又隐示了汉代赋用论向魏晋赋体论的潜移。

陈子龙的骈文成就及其对清初影响

六朝文人最重视句式整齐的骈体文学。晚明复古派不仅倡导汉魏六朝骈体文学,还大力创作骈体,编纂选本以期引领文风。其中,陈子龙的成就最为突出。其赋、书、论等文章虽然句式整齐,但没有形成工整对偶,具有"汉魏体"骈文特征;表、启等则骈四俪六色彩浓郁,隶事丰富,藻饰明显,具有"齐梁体"骈文特征。他虽没用骈文之名,但各类骈体清新流丽、精妙绝人,事实上是明代骈文的殿军,对清初陈维崧、毛先舒、毛奇龄、陆圻等影响较大。清初骈文的振兴,主要是晚明复古派推崇汉魏六朝文学的延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