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梅对韩、孟的群体接受及其深层原因

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对韩孟诗派的接受不仅可从个体接受的角度去考察,更须从群体角度认识其特殊意义。推名、唱和、联句、拟作是欧梅群体接受的主要方式;诗歌表现手法和形式技巧、美学风格、创作理论等是其接受的主要内容;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革新诗风的强烈愿望、相似的生命体验和知己之情是其接受的背景原因。

试论韩孟联句诗

韩愈和孟郊在短短的几个月就创作了一大批联句诗,不能不说是诗歌史上的奇迹。且这些联句诗的风格由个性鲜明逐渐向不分彼此过渡,最终达到了琴瑟相和的境界,这不仅有客观条件的因素,更重要的还是二人主观努力的结果。

韩愈分司东都与韩孟诗歌唱和群体的形成

文人分司东都对文学创作及洛阳诗歌唱和的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中唐诗人韩愈分司东都期间,在洛阳任职或居住的孟郊、卢仝等人与之进行了较多的诗歌酬赠唱和。同时,洛阳便利的交通条件、韩愈在文坛的影响及其喜欢奖掖后进的作风也吸引了贾岛、刘叉、李贺等人。诸多诗人在此会聚,促进了韩孟唱和群体的形成,并在彼此的相互影响中形成了共同的诗歌审美追求。

王安石早年的儒家政治理想

在王安石早年的政治理想中,他选择继承韩孟遗志,体现在他诗文中所阐发的"兴遗教,振儒道"的儒士情怀。在登第入仕后,他孜孜以进不断地迈向儒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在向宋朝最高统治者的建言中,不断申述"二帝三王之用心",以求"国家太平"之治,这正是他早年欲为稷契的儒家担当情怀的自然逻辑。

韩孟诗派诗歌创作的构思特色

学界对韩孟诗派诗歌创作特色的研究,都主要从诗派成员的创作心理层面探究其奇崛怪异的美学追求,对其诗歌创作的构思特色则少有专论。韩孟诗派诗歌创作以矫激的情绪对抗艰难的生存状况,诗歌构思险怪奇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在立意构思上有意追求奇特超常、曲折多变,其二是在句式上有意追求构辞的散文化,其三是在用辞上有意追求造语生新、奇崛险怪的效果。

简论韩孟联句诗

文章从两个方面论述韩孟联句诗。一是对其内容和形式的概说:认为《城南联句》有三个方面的创造性;《斗鸡联句》是一篇绝佳的咏物小品文;韩孟联句诗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和彼此间的深情厚谊。二是对韩孟联句诗中所体现的文化意义进行解读:认为韩孟联句诗的创作,一方面极大地激发出了孟郊的潜能,展示了其"宏壮辨博"的过人才力;另一方面体现出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孤芳与微澜——以备受争议的《石鼎联句》为中心

联句创作是韩孟诗派发展的动力机制,是奇诡诗风的重要表征。综观《石鼎联句》千年阐释史,朱熹-魏源一派“去序考诗”的研究路径颇具价值。沿此详加统计分析,不难窥见韩愈联句区别于其他唐人联句的形式特征,以及富含政治讽谕和人性反思的意义空间,而《石鼎联句》适与韩愈联句的各项特征高度吻合,联句作者、本事及作年遂得一一落实。由此可见,《石鼎联句》不仅忠实继承了韩孟诗派鼎盛时期的联句形制,而且在最具难度的借物托讽一脉上着意用工,踵事增华,突破了双人联句平分秋色的基本格局,孕育着韩孟诗派结构性变革及其与古文运动融合发展的美妙契机,可谓韩孟诗派最后十年的重大关捩。

韓愈、孟郊的汴州記憶——《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章箋證

文章通過比訂《城南聯句》舊注章旨,對《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一章提出新的闡釋:此章並非'一味排空生造',而是通過追憶韓愈與孟郊、孟郊與陸長源的交遊唱酬,寄寓了世事無常之慨,飽含著韓愈、孟郊於唐德宗貞元年間在汴州的詩心與别愁。《城南聯句》'惟昔集嘉詠'一章所寄寓的汴州記憶,又與《城南聯句》卒章所鋪叙的陽山之貶相互呼應,充分呈現出作者的處世心態。藉此,不難窺見韓愈、孟郊變革聯句詩體之功。

试论韩孟的唱和诗

韩愈和孟郊是中唐两个重要作家。他们以怪异的审美文风和苦吟的创作手段为特色,标立于中唐诗坛。唱和诗虽然只是一种诗歌形式,但韩孟的唱和诗,不仅见证了两人深契的友情,更重要的是两人以联句唱和为主的唱和诗,在韩孟大体一致的怪奇特性诗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中晚唐文学功能观的转变对晚唐五代词体成熟的推进

本文从中晚唐元白、韩孟两个诗派的创作和文学理论中，发掘其对晚唐五代词创作的繁荣和词体成熟产生的推进作用。元白诗派的诗歌分类意识、娱乐功能观和韩孟诗派“不平则鸣”、“笔补造化”的创作观，作为词体文体特征的形成背景，是本文论析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