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先生文粹·评史》中的两篇伪文——兼及《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与吕祖谦之关系

中华书局本《苏轼文集·史评》所收《历代世变》和《韩愈优于扬雄》两文均非苏轼所作,且都从二程之语改编而来;《史评》所收《李靖、李勣为唐腹心之病》一文,与清人所辑苏轼季子苏过《斜川集·书二李传后》一文大体相似,应也不是苏轼所作。诸文误系为苏轼作品,似始自《三苏先生文粹》。世传吕祖谦《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中也存留有这三篇文字,吕祖谦刊刻过二程《遗书》和文集,应不会误将这种源自二程的伪作系在苏轼选集中,所以该书应非吕祖谦专意选编标注的三苏文集。不过,《东莱标注三苏文集》的集结成书,或是以流传出来的吕祖谦编选《宋文鉴》的手抄、批注稿为基础的。

《韩愈优于扬雄》非苏轼所作考论

《苏轼文集》收有《韩愈优于扬雄》一文,内容与《二程遗书》中相关文字重出。从文献出处、语体特征、作者思想等多方面考察,此篇文字不当属于苏轼,而是《二程遗书》中一段语录,且很可能是程颐之言。《东坡外集》是现在所知的最早收该文的集子,而致误的源头应产生于《韩愈文集》的注本系统中,该文被误收进苏轼文集,盖与苏轼好批评扬雄有关,这也可能是该文重出却一直未被指出的根本原因。明辨此文作者归属,对于研究二程与苏轼思想有重要意义。

理性的旁观者和坚定的卫道者——扬雄《解嘲》与韩愈《进学解》比较

扬雄《解嘲》与韩愈《进学解》常被后代学者认为同出一脉,诚然,二者在文体结构方面实为相类,但其情感立意却不甚相同。二人面对同样黑暗的社会现实,都遭受政治打击,但前者是以理性的旁观者身份对现实进行嘲讽,对社会的批判更为直接犀利;后者则是在怨怼中表白自己对正道的坚守,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

韓愈《送窮文》及其傳衍體式與抒寫意義探析

“送窮鬼”是古代新年歲俗,以求袪癘禳災,迎富納吉。送窮成型於六朝,唐宋蔚爲風氣,流傳至今。唐憲宗元和六年,韓愈首創《送窮文》,除記録當時儀式,進而與窮鬼問對,抒情寫志,歷代續衍不絶。令人好奇的是,文人爲何一再摹寫與重述?書寫樣態具有哪些承傳與嬗變?至今未獲學界關注。本文以《送窮文》爲依據,上下求索。因韓愈仿自《逐貧賦》,首要分析揚雄寫作心態與辭賦手法,爲韓文立下基調,其次,《送窮文》在韓集中歸入“雜文”,體式介於數種文體之間,乃借鑒賦體、祝文與唐代小説,完成了以袪癘爲基型的傳衍體式。由此進入本文重心,後世仿效,常見作者身分處境與心聲,自傳性强,故以創作心態爲視角,發現抒寫類型有四:一是炫才,展示異代文人的競寫現象;二是娱情,受揚、韓二家影響,具有抒放自我的自娱需求;三是淑世,部分賡續文章跳脱“悲己”情調,兼懷天下,格局宏大;四是傳世,看似是仕途失敗者,卻從道德倫理獲得補償,重獲定位與自我認同,盼能託言垂後。探索韓愈《送窮文》文章傳衍,可以檢視書寫創變,發現遺落已久的書寫譜系。相關續衍不應視爲疊床架屋,而是不得不作,體現多元敘事心態,而且集體證明韓愈《送窮文》藴藏的修辭力量與存在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