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选古文渊鉴》的文道观书写——以康熙选评韩愈文为例

《御选古文渊鉴》在编选上秉持“经世致用”的选文标准,与“帝王之道”紧密联系,以“鼓吹六经”为总纲,以“质文互用”为具体原则,深刻反映康熙选文背后的文道观念;在评点时,康熙对韩愈散文多持褒扬态度,认为其文在文法与文道观念方面多有可取之处,肯定了韩愈醇雅古峻的文风,也对其尊儒重道、崇尚孔孟的观念加以认同。《御选古文渊鉴》经世致用的文章观念与崇尚古雅的审美倾向是清廷“崇儒重道”政策的具体反映,对清代中后期的古文创作与古文选本的编纂产生了较大影响。

敦煌卷子S.202与传世本《金匮玉函经》异文举隅

从研究写本原卷的角度出发,将敦煌卷子S.202与传世本《金匮玉函经》逐字对照,通过版本校勘的方法,全面搜集所有异文,力求从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类、举例探讨。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

初期宋学与韩愈思想之间的关联甚为密切。宋代士人不论是尊韩还是非韩,均可体现他们试图吸收韩愈思想,在尊孟的共识下,进行文化秩序重建的想法。其中,柳开、石介、欧阳修、王安石在初期宋学的发展史中地位最为重要。分析此四人对韩愈思想的态度,可看出宋学初期的士人如何在承继前人观念的基础上,为以后宋学的深入发展做好准备。

儒学复兴运动视域下儒家生死观更新的两种路向——以韩愈、李翱、周敦颐的生死观为中心

近世儒学复兴运动之后,儒家对生死议题的探讨带有重新发现的意味,这既是对儒学内部主动回避这一问题的反弹,也是出于响应佛、道挑战以捍卫中华文化本根精神的价值自觉。在这个过程中,可区分出三个阶段,即关切—直面—超越。其中,关切阶段,从理学自身的建构脉络来看,主要以韩愈、李翱、周敦颐三人为代表。他们如何转变态度进行思考、响应生死议题的内在逻辑、更新传统儒学生死观,展示出在近世儒学复兴中,其应对佛教挑战过程中的角色意识转变。

韩愈与儒家臣道观之演变

韩愈的臣道观主要来源于荀子和董仲舒的思想。通过“颂圣”和“罪己”,韩愈在思想主张和政治生活中积极践行“君尊臣卑”的臣道观,并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士大夫政治文化传统。韩愈臣道观中的积极因素被宋代理学家所挖掘和弘扬,成为激发他们历史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重要思想资源;但韩愈所承袭的荀、董一派的臣道观明显背离了孔孟正统,是导致其被一些宋代理学家所诟病的重要原因。

独尊儒术与重继道统——汉、唐儒学文化观的个案比较研究

董仲舒和韩愈的儒学文化观具有不同的特色。董仲舒需要整合百家之学,而韩愈面对三教合流的历史趋势;董仲舒主张尊孔,韩愈提倡尊孟;董仲舒侧重于立道,而韩愈侧重道统的弘传;董仲舒重视天人关系,韩愈关注心性问题;董仲舒对汉代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韩愈与宋代理学亦有内在的思想连接。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汉、唐儒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思想史意义。

关于韩愈文的认识与评价——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序

作为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的韩愈,其文章是他各方面业绩和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文章本身论,它们无论在思想史上还是文学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思想、学术上它们开拓宋明"新儒学"的先河;文章写作和散文创作上则实现了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巨大变革。特别是在中国文学散文的发展上,他以明晰的理论、卓越的实践领导一代风气,在丰富和完善散文文体、发展散文艺术、锤炼散文语言和表现技巧等方面均作出巨大贡献,其个体作品更成为文学散文的典范。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论唐宋派对韩文的接受

明代文人对韩文的接受出现了复杂的局面,否定者有之,肯定者亦有之。唐宋派对韩文是肯定的,对韩文的地位、文道观和文法作了全方位的审视和多层次的接受。

方东树韩诗论的理学特色——依据《昭昧詹言》的考察

方东树著《汉学商兑》,其旨趣在于捍卫理学道统;而《昭昧詹言》则将这一理念贯彻到诗学领域。这一点,体现于他对韩愈诗歌的极意推崇。韩愈既以弘扬孔孟德性之学而成为宋代理学的先导,又注重诗歌创作的学术根柢、艺术特质,这是方东树重视韩诗的关键。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及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从《汉志》小说观看史志小说家混杂面貌的历史成因

中国古代小说数量众多,历代史志小说家面貌庞杂而混乱。从目录学角度来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列有小说家,只能说明小说家是诸子之一,具有与诸子一样的性质,是一种学说派别。《汉志》小说观强调的是作品之“用”,而并不关注作品的题材类型、写作手法等文体因素。《汉志》小说观给后世小说目录以深远影响,历代史志小说家的芜杂面貌和作品收录上的混乱可以在《汉志》小说观中找到历史原因。

论钱基博的韩愈古文研究

钱基博淹贯四部,尤精集部之学,以《韩愈志》《韩愈文读》为代表的韩愈古文研究就是其中的标志性成果。遵循在文学史系统中考量研究对象的研究理路,钱基博对韩愈古文创作的背景、渊源、特色、成就、影响及音义、本事、章法结构等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研。这一探研的落脚点可分成内、外两大系统,外部系统着重考察韩愈自身经历、社会遭际、友朋切磋、弟子承衍等因素,内部系统则紧扣文学创作,多层次、多维度地分析韩文。结合内、外两个研究系统,钱氏采取了裁文献、艺术评析、考辨注释、文末辑评等考查策略,并运用排比综合法,从上下、左右、内外等三个主要视角,系统考量了韩文。应当说,钱基博在文学史系统中对韩文所进行的考量、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层次丰富、行之有效的观照体系,其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史研究,颇有借鉴意义。

试论韩愈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中唐文坛仍然弥漫着六朝的浮靡风气。韩愈的文学批评特立独行,文如其人,高举复古的大旗,呈现的是因文及道、摧毁廓清,也体现在习于古而不泥于古,飘洒空灵,以戏为文。正因为如此,奠定了其"文起八代之衰"的主导地位。

韩白关系略论——以文道观为中心

韩愈和白居易之间的私人关系一直比较模糊,令人费解。文章通过挖掘韩白两首同韵诗《北极一首赠李观》、《酬张十八访宿见赠》中涉及韩白关系的内蕴,发现韩白交情疏淡实在是由于二人性格、趋向不同所致。而由此引起的两人哲学思想、政治观念、诗学观念之差异,则是韩白是同陌路的坚硬障壁。在哲学思想和政治观念上,韩愈昌明道统,希望通过提倡古风来扭转谬戾浇薄的世风,进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并在其文章中反复申述道德仁义的思想;而白居易则显得更内敛,他以自己的行为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知足不辱的范型。在诗学观念上,韩白两家虽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复古,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昌黎复古,复其神,求其变;乐天复古,复其形,守其制。二者一主神似,一主形似,两水中分,判然各异。韩白诗学思想之迥异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其尤者则是韩白二人各自独特的趋尚以及两派成员之人生经历及好尚。

《岁寒堂诗话》中的唐诗观

本文阐述《岁寒堂诗话》中所表现的唐诗观。认为:张戒《岁寒堂诗话》中所表现的唐诗观是在反江西诗派的过程中形成的,有明显的针对性,理论性也较强,且具有较鲜明的儒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宗尚杜甫、尊李重韩、抑元白张王、品评小杜温李。

韩愈先世辨析

结合孟州《韩文公家谱》(1991年编修本)和修武《韩文公门谱》(1956年续修本)以及其他材料对韩愈先世进行重新辨析。认为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韩愈先世的世系是合乎情理、基本可信的。在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提供新的世系的前提下,韩愈先世世系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世系为准。

韩氏源流辨析

韩氏著姓,源远流长。在关于韩愈世系的研究中,韩氏的源流问题也成为其重要内容。韩氏源流的探讨自韩氏始祖韩万开始到汉弓高侯颓当结束。本文利用文献记载来考证韩氏的源流。韩氏的源流大致应以修武《韩文公门谱》所记载的为准。

朱熹《韩文考异》摘疵一则

“二百”一词具有五个义项,韩愈诗中的“五百”指行刑的役卒,朱熹解释为“什伍之长”,是完全错误的。

卢汀是韩愈的外兄吗——《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献疑一则

南宋文谠注、王俦补注《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断定卢汀是韩愈的外兄。这一说法史书不载,也不见于其他韩集传本。全面考察唐人与卢汀的交游诗,可知文谠对卢汀的描述颇多错漏。卢汀崇尚怪奇,其诗文在唐代已有不传之虞,文谠的断语并无直接的史料来源,可能是因为韩愈诗称卢汀为"吾兄",对卢汀的拜访,韩愈又用了"省"字。然而,韩愈诗文中的"吾兄"大都是对友人的尊称;"省"也可用于省师、省友。故而所谓卢汀为韩愈外兄的说法,不足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