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从《东瀛诗选》的编选看汉诗对俞樾的逆向反馈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日本汉诗整体西传回归中国视野的表现即为《东瀛诗选》的编纂。俞樾的诗学源流观念在《东瀛诗选》的编纂中一目了然,《东瀛诗选》撰辑过程中的文艺批评亦使俞樾的文学认知思维体系得到延展和补充。文章此为切入点,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俞樾对《东瀛诗选》的编撰,探究日本汉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逆向反馈作用。

论韩愈对传统赋体诗的超越

韩愈作赋体诗的诗坛定论是片面的。韩愈的以赋为诗并非照搬赋法,而是师古创新,从赋中汲取适于诗歌的营养后熔铸改造以自树诗风。他以赋语入诗,却翻新用法,追求“奇”的风格与诗境。他借鉴赋体宏观性的描写角度和铺陈逻辑,具体内容刻画时又简去其繁冗的物象陈列,炼笔于有生动形象和丰富细节的画面呈现。他藉赋体的自信气度以重振中唐诗风,又舍弃其浮华幻想的内核,使社会现实成为诗歌关注的重心。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及其艺术追求

魏晋南北朝仿乐府《燕歌行》创作,从曹丕父子开始,到陆机与谢灵运的继续,再到南朝萧梁统治时期萧子显、王褒、梁元帝、庾信四人的仿作。至此,《燕歌行》已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列性艺术模仿现象。立足其时诸多《燕歌行》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学艺术思潮,再从作品本身及作者艺术追求的角度考察分析,可以见出:不同出身、不同时代和不同生活境遇的作家,因为环境和生活状况的作用,受着所在时代艺术风气的影响,尽管他们模仿着同一个《燕歌行》样板,却产生了风貌各异的《燕歌行》作品;在此过程中,仿作虽然很少突破作为样板《燕歌行》的基调与内容框架,但不同的仿作却又比较明显地体现出作家词采华美艳丽、韵律婉转清新、意境缠绵悱恻等艺术追求和审美情趣。

东西方情诗的巧合

比较文学超越民族和语言的视野,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文学为研究对象。爱是上帝,它是人类所共有的情感,对爱的表述自然灵犀相通,有诸多相似之处。本文将汉乐府诗《上邪》,东方的爱情绝唱,和英国诗人罗伯特·彭斯的《红红的玫瑰》,西方的经典爱情诗,加以对比,两两相权,分析这两首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时代却堪称姊妹篇的情诗佳作。

厅堂说唱与汉乐府艺术特质探析——兼论古代文学传播方式对文本的制约和影响

从汉画像石和有关文献材料分析来看,厅堂说唱是汉乐府重要的传播方式,这导致了诗歌由抒情言志向娱宾乐主功能的转化。汉乐府的叙事再现性、戏剧表演性以及世俗生活化正与此有直接关系。对不同时代不同文体和文学样式特有传播方式的考察,也应该是古代文学研究的课题。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韩愈诗歌对赋体成分的吸收——兼论跨文体鉴赏

诗史上被称作"以文为诗"的韩愈,他的"大变盛唐",既表现在将散文的某些因素融入诗歌,亦表现在融赋入诗方面。韩诗的铺排夸张、谐隐滑稽、联句赋物,皆与融赋入诗相关。对于参用其他文体的韩愈诗歌,在鉴赏和批评方面也应有跨文体意识。

汉赋女性角色的文化意蕴

涉及女性角色的汉代赋作,约占汉赋作品总数的1/5,数量远远超过我们以往的印象。在众多的汉赋作品中,作家们将笔墨主要集中在神女、美女和舞女们的身上,此类女性角色所占比例远远高出普通劳动女性。对这些女性角色的研究分析,不但让我们了解到女性角色在汉赋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还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汉赋作家创作视野的焦点与盲区形成具有内在原因,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作家的创作与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汉乐、汉赋与汉诗——汉代诗赋的音乐性考察

传世文献与大量出土文物证明,汉代音乐文化有着辉煌的成就。汉代音乐无疑对汉代文学产生巨大影响。汉代音乐不仅影响到作为音乐文学的汉代乐府诗,也影响到一代文学之盛的汉赋和文人徒诗(无乐之诗)。汉代文学样式空前丰富,是音乐与文学日趋分离的时代。文学与音乐的分离,促使汉赋和文人徒诗的兴起与成熟。汉赋和文人徒诗对音乐,一方面渐渐远离,另一方面又频频回望,不能忘怀,表现出在这个音乐与文学日趋分离时代文学的独特个性。

唐代“乐府体”诗的体性界定

前人多把唐代的"乐府体"诗错误地视作徒诗。事实上,唐代"乐府体"诗在体性界定上应是拟歌辞。其特点有三:一是在"拟"前代歌辞的基础上写成的;二是体现出典雅化和整饬化的特点;三是表现出入乐期待性。"拟歌辞"概念的提出,在唐诗分类中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词综》与《乐府补题》的关系——兼论浙西词派咏物词的演变

朱彝尊在编纂《词综》过程中发现了《乐府补题》的版本,并将其大部分词收入《词综》,这扩大了《乐府补题》的传播范围。朱彝尊等人以“拟补题”和“后补题”形式创作了大量咏物词,这形成了浙西词人的独特风格,也影响了以后浙西词派的发展趋势。

汉代歌诗艺术生产的基本特征

本人认为 ,在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中 ,大致存在着三种主要方式 ,即自娱式、寄食制和卖艺制。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繁荣强盛的封建地主制社会 ,在以汉乐府为代表的两汉歌诗艺术生产中 ,不同程度上发展或完善了这三种古老的艺术生产方式 ,并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 ,这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生产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歌录》考

《歌录》是产生于西晋至南朝宋时 (具体而言即公元 2 70年至 475年 )的一部记录乐府音乐的典籍。唐末宋初时全部散佚。清人王谟曾辑佚此书 ,但有遗漏及考据失实者。今将《歌录》的全部佚文加以分析 ,对其内容、成书及流传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证。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与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汉代百戏的兴盛和禁毁

百戏是起源于先秦,兴盛于两汉,流传于汉以后,历代传演不衰的包含有民间散乐、歌舞杂奏、杂技、角抵、幻术等艺术形式的总称。汉代百戏演出盛况空前,但是它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始终伴随着禁毁的声音。从西汉中后期开始,史书中不断有禁毁百戏的记载,究其原因,大抵是为政者遵循儒家礼乐制度的思维惯性,对人主在上的规诫和对宫廷奢侈佚乐的谏禁,说到底还是尊雅黜俗的礼乐意识在作怪。

汉代史传文学在汉赋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史记》《汉书》为中心

在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中,史传文学起到重要作用。与汉赋产生于同一时期的汉代史传文学《史记》和《汉书》的作用显得更为特殊,它们最早对西汉辞赋做了保存与筛选,这是汉赋经典化的第一步,而"以文传人"的史书撰写方法也对汉赋进行了很好的推广,并且汉代史传文学作为最早的汉赋注解与评论资料,还系统展示了西汉代辞赋创作风貌,在汉赋研究史上具有很高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