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乐府诗与民间教化

在“观风俗,知薄厚”的教化理念统摄下,作为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汉乐府诗的不少作品表现了对社会鲜明的教化内容,大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倡导家庭伦理,具体包括爱情婚姻伦理、兄弟相处之道;二是为汉代妇女树立时代女性的典范,其中描写了坚贞专一的罗敷、胡姬及持家有方、待客有道的陇西健妇等;三是对世人立身行事进行告诫与劝勉,具体包括告诫世人审慎远行、游子自重自爱,劝诫世人立德修身、谨慎自保,劝勉世人惜时奋进等各个方面。必须清楚一点,乐府诗发挥教化百姓作用,并不单纯是诗歌文本在起作用,而是诗歌、音乐乃至舞台表演综合作用的结果。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分析——以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例

汉魏六朝乐府诗中涉及诸多具有时代烙印的传统服饰,它们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社会符号,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作品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通过选取许渊冲和汪榕培两个权威译本中共同出现的诗歌进行分析,确定其中服饰文化词的具体数量及类别。同时从翻译方法和诗体美学两个层面入手,对其英译特点与内在文化内涵进行梳理分析,探讨服饰文化词在两译本中的直译意译之别以及在韵律、意象和修辞上的差异。

汉镜铭文体式刍议

汉镜铭文是汉代文学的表征,其与《诗经》《楚辞》、乐府诗联系颇深。在汉镜铭文体式发展过程中,从句式来看,汉镜铭文包括四言、杂言与骚体;从内容来看,汉镜铭文呈现相思、忠信、祈祥与生死之内蕴。分析其句式与内容特征,可将汉镜铭文归类为“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3种体式。汉镜铭文是对汉代出土文献文学独特性的呈现。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的新解——汉乐府《有所思》男女主身份解读

目前学界对为汉乐府《有所思》“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的认识趋于一致,普遍认为玳瑁簪是女主赠送给男子的定情信物,但我们根据先秦男女互赠礼俗、玳瑁簪的市场价值、汉代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汉代教育以及商业发展等视角分析,发现“双珠”“玳瑁簪”与“玉”实为男主所赠。除此之外,我们对男女主进行了新的身份认定,诗中的女主是父母双亡、跟随兄嫂居住在江边的农家女;男主是漂洋过海到对岸做生意的商人。

关于汉代“反宇”记载和建筑明器不相验证的现象研究

由于没有实例遗存,后世对汉代木构建筑的风貌了解大致有两类媒介可以借助,其一为汉赋,其二为出土实物(建筑明器、画像石及画像砖等)。然而,汉赋中的“反宇”记载与出土建筑明器中绝大部分为直线屋顶的现象并不相互验证。针对此现象,作者以河南地区为研究范围,先将《河南出土汉代建筑明器》一书中提到的175件建筑明器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类统计,总结其特征;再与《后汉书礼仪志》中记载的帝王丧葬所使用的明器系统进行比较分析,同时借助对汉代帝王陵墓材料选用及墓室形制的研究。研究初步认为此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由汉赋和建筑明器刻画对象的不同所导致的。汉赋中“反宇”记载反映的应是级别较高建筑的特征,如宫殿建筑;而不见于帝王丧葬明器系统中的建筑明器类型,可能是民间自发使用,其直线屋顶形态为汉代时期当地民居建筑的特征。

汉代乐府的艺术管理机制探析

汉代乐府作为汉代的一个艺术机构,对汉代艺术的繁荣发展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和意义。它不仅促进了音乐艺术的繁荣还促进了诗赋文学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代社会艺术文化的发展,也体现了大量的社会文化信息,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此,学者对于汉代乐府所展开的多角度研究从未停止,文章将从艺术管理的角度对汉代乐府展开初步探讨和分析,对汉代乐府的宏观管理和内部管理机制进行考论,进而对其管理模式有一个初步的把握并对其进行反思,以扩充汉乐府的研究范围。

试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实用性特点

汉代处于神祇崇拜的转型时期,民间信仰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在持续发展变化中,其实用性特点相较汉代之前得以充分凸显。这体现在民众对信仰对象的选择上、对神灵的创造和取舍上以及日常的祭祀生活中。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需求和价值,从实用和功利的角度对神提出要求,人神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

试析汉乐府文事相依的传播特点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发现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44%以上,古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评价其实还有其传播学意义,即汉代乐府诗歌的传播呈现文事相依的特点,有的甚至"文依事存",离开本事的诗文可能无法传播。

鲍照“代”乐府体探析——兼论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特征

《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是乐府创作中的一个特殊现象,鲍照的代乐府虽然具有汉魏乐府创作传统的基本特质和不少表现元素,但并非汉魏乐府的复旧。"代"字标示了他在传统基础上的创变。在《鲍照集》里的代乐府或借旧题裁己意,或用新题代旧题,标示了鲍照拟乐府与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联系和区别。认识代乐府体所提供的考察角度,便于今人更清楚地看到鲍照对于汉魏古乐府传统和当时新兴乐府的不同,以及处理各种乐府体式的不同创作态度。鲍照的代乐府以五言为多,集中体现了他对汉魏晋乐府创作传统的认识:第一,取题多用旧题,小部分自立新题;第二,鲍照的代乐府五言中有一部分吸取了汉乐府偏重叙事以及场景表现单一性的方式,通过某个人物、场景或者故事的设计,集中地抒发自己的感想;第三,多用比兴虽是汉魏古诗共同的表现特征,但鲍照有一部分乐府的比兴句式更接近汉乐府;第四,汉古诗和乐府好从人生感慨和人生经验中总结出某些名理,富有训诫意味,鲍照也时有这类总结性的诗句;第五,鲍照的代乐府文气贯通流畅,虽然有些作品已不免俳偶铺陈,但没有两晋古诗的抽象议论,尤其是开头和结尾大体能够保持汉魏乐府的语言风格。当然,鲍照的代乐府最关键的还是抒情视角的普世性,即无论其中包含了多少个人寄托,基本上仍是采用代言体以及与此相应的传统抒情主题:鲍照代乐府古题的抒情都是从普世性的感受出发,所以这些代乐府题的主题内容都不出于生死感叹、去乡远游、人情亲疏、离别相思、从军赴边、游览京洛等汉魏乐府的传统题目范围,没有具体而特定的事件或背景的交代,没有倾诉感情的具体对象,触发感叹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巧妙的比兴以及那些虚构的人物和场景之中,个人特殊的思想矛盾若隐若现地寄寓在人们共同的感受之中。总之,鲍照的代乐府反映了鲍照对于汉魏乐府的体式及其创作特征的深刻体认,为唐代乐府学习汉魏乐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他在代乐府中的创变,特别是乐府古诗化的倾向,带来了乐府表现视角的变化,对于李白的古题乐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

时政谣谚与两汉民众参与意识

在两汉时代，民众对于时政有着很强的参与意识，这在当时时政谣谚的广泛流传上得以充分体现。这些谣谚涉及到国政大事、官员治政、官场风气等方方面面，喊出了民众的心声与感受，表达了百姓的倾向与爱憎，对汉代的政治与吏治起到了一定的衡量与监督作用，构成了汉代社会一幅难得的政治风情画卷。

民俗文化视野中的汉画乐舞艺术解读--以《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为例

在汉代人的民俗文化观念中,天地信仰及"天人合一"观浓郁深厚,它们分别融汇贯穿于汉代各种文化艺术的形式形态之中,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跳出较长时间以来汉画乐舞艺术本体考据的基本范式和方法,从民俗文化的视阈入手,以南阳汉代画像石墓乐舞艺术文化场的全面考释为例,提出了墓葬文化是汉代社会民俗文化观念与乐舞艺术神交的载体和见证、不同艺术形式形态之间形成了思想内涵和文化意蕴的谐和统一、用乐舞百戏的形式表现天人神鬼世界是汉人虚拟天人关系的最佳展示平台等观点。

齐如山的戏曲实践与汉魏俗舞

齐如山在近代京剧发展史上的意义不应被忽视,而经由他改造之后的梅兰芳京剧艺术的美学本质更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遭到鲁迅辛辣讽刺的梅兰芳艺术在西方世界受到普遍赞美,这使国人从此因自豪而无法看清梅兰芳艺术的本质,也因此无法深入地评估齐如山戏曲实践的得失。齐如山的戏曲实践主要是为皮黄戏设计舞蹈和服装。为了给他的"戏曲舞蹈化"实践寻求存在的合理性,齐如山引用了大量汉魏以来的舞蹈文献,但其实他的舞蹈设计的灵感主要来自他对皮黄戏舞台的熟悉。由于舞蹈化的程式动作占据了剧作的主体,梅兰芳艺术成了一种追求形式美的艺术,人文关怀的主题也就被淡化了。

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

南朝乐府官署与东晋一脉相承而略有变化 ,这一时期 ,民间清商新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期 ,不仅在实际生活及朝廷礼乐活动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而且对文士创作的影响有更加显著。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基本仿效南朝而略有变化 ,隋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则与魏和西晋基本一致 ,但自北魏起 ,在这一向回归传统的表面现象下 ,乐府歌诗在音乐上均明显受到胡乐的影响 。

论汉代民间信仰的基本特点

汉代神祇众多,功能不一,所有神灵都是人们实用的产物,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人们祭祀神灵的目的是祈求福佑,攘除灾祸;不同地区人们的信仰方式、崇祀对象、对神祇的笃信程度都有很大区别;不仅先秦时期的神灵绝大多数继承下来,同时,人们还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不断创造出形形色色、职能各异的新神祇,使民间神灵信仰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两汉时期之相人术与汉代社会

汉代相人术对先秦既有继承,又育发展,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发展则是相面术中流年部位与带普遍性的相手纹方法的出现。汉以前尚无相工。汉代相人者上至皇帝、下至囚徒,遍布各阶层,而被相者多为位尊者,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一定的社会原因。汉代相人术比较流行,对汉代社会发生了种种影响,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结构也产生了比一般民俗更为深远的影响。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

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一个关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

学界对乡规民约的研究已经连篇累牍,但关于成文化的乡规民约何时出现仍颇有争议,大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北宋时期出现的《吕氏乡约》为最早的乡规民约,也有学者认为东汉已然出现早期的乡规民约,以1974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中出土的一枚汉景帝初年的《中舨共侍约》的木牍为文本,在分析西汉乡村农业生产水平和方式的基础上,对最早出现的乡规民约提出新的解读,认为成文化的乡规民约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乐府沿革与汉代采诗考论

从文献的角度看,汉王朝有两乐府,一为太乐府,一为乐府,两者均简称"乐府"。汉武帝复兴乐府的显著标志是"采诗","采诗"是在加强礼乐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考辨可以发现,"采诗"与"循行天下"有直接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经学博士承担了"采诗"的任务。

汉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的历史寻迹与研究理路

汉画像砖、画像石是一个历史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间艺术的综合写照。这一艺术样式的出现绝非偶然,既不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间工匠的奇思妙想,也不是某一区域艺术形式的特有表征,而是具有广泛性、适应性、表现性和审美性的多种体现。因而,对其研究不可能只局限于某一区域或是某一砖石画作本身就事论事,需要有开放的历史眼光,再加上考古实证、文献辅证及历史社会学和艺术人类学等形成的综合探究。事实证明,有关汉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研究,从金石学到考古学,再到民间艺术领域的拓展研究,尤其是伴随着近现代考古发掘与实证研究的推进,对于汉画像砖、画像石从民间艺术视角进行认识和探究越来越被重视:一方面对于从事画像砖、画像石生产的工匠群体认知度有所提升,使其研究从样本分析逐步推至综合多元;另一方面针对其呈现的汉风民俗价值的挖掘,又有了更深层次更加多样多元化的揭示。此外,根据汉画像砖、画像石表现的内容与形式,从中析出的艺术生产的历史形态及规律又有新证。特别是结合民间艺术的综合探究视角,对汉画像砖、画像石的推进研究,从金石学到民间艺术,从考古求证到民间艺术特色的再认识,从题材表现到审美形式的融合生成等,可谓又有更加全面的剖析与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