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汉、藏民族大学生体育参与动机的跨文化研究

在问卷调查和访谈基础上进行汉藏民族大学生体育参与动机的总结、比较和跨文化分析。结果显示:汉族学生总体动机强度高于藏族学生,在外貌和健康动机维度上显著高于藏族学生,社交、制度和服从动机维度上显著低于藏族学生;汉族男女生在社交、制度、服从动机维度上均低于藏族男女生,且男生具有非常显著性差异,汉族女生在能力、外貌、健康动机维度上显著高于藏族女生;汉族城镇学生外貌和健康动机维度上显著高于藏族学生,服从动机维度上显著低于藏族学生。民族、性别、城乡差异主要源于汉藏民族在宗教信仰、种族文化、生产方式、经济教育程度、地域风俗等民族文化、区域文化的差异上。

民国时期推进汉藏佛教界文化交流的政策因素

从民国初年开始,随着汉地佛教的复兴,藏密在内地渐起,汉藏佛教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随之赓续。这不仅缘起于佛教界自身发展所承载的文化交流使命,而且与宗教文化所赖以存在和交往的政治情势息息相关。这一时期汉藏佛教界作为西藏与内地文化交流的主体是其社会地位和政策空间共同演进的历史结果,彼此间文化交流的发展是其间政治背景与宗教文化自身因素相作用的重要体现。

考察吐蕃时代社会文化“底色”的三个重要维度

吐蕃王朝是中古时期在青藏高原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性政权,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与南亚、中亚和东亚三大文明区域相毗邻,所以吐蕃文化体系的构建过程,从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多元色彩,尤其是从南亚古代印度佛教文化和唐代中原文化吸取了大量养分,形成独具特色的吐蕃文化面貌。但是,吐蕃文化色彩的丰富多元并不能掩蔽其"底色"的坚稳性。吐蕃民族在哲学、宗教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最具时代特征的要素,都与唐代中央王朝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吐蕃王朝时代思想文化潮流的演变轨迹,可以清晰的看到,无论从上层精英还是到下层民众,都始终以仰慕和追随唐代文化为时尚,通过一次次的认知与选择,最终经过改造、整合,形成了吐蕃思想文化的根基与"底色"。敦煌文献中所见汉地儒学思想的影响、吐蕃佛教与汉地佛教的关系、汉地阴阳风水输入吐蕃及其产生的影响,成为吐蕃文化"底色"形成及其表征的三个重要维度,清晰地呈现出吐蕃文化最为核心层理的内涵及其与中原文明之间的关系。

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

西藏西部考古的一系列新发现当中,丝绸与茶的遗物最为引人注目。目前经过科技考古的手段与方法,初步确认在阿里地区汉晋时代的墓葬当中,已经有茶和茶具的遗存。这一发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识与旧有知识,大体可以肯定是在相当于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西藏高原。这些茶叶传入藏地最早的路线与途径,也很可能与后来唐蕃之间通过"茶马贸易"将四川、云南、贵州等汉藏边地茶叶输入到藏地的传统路线有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利用了这一时期通过西域"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与汉地的丝绸等奢侈品一道,行销到西藏西部地区。

文化哲学视域中的围棋与藏围棋

藏围棋是藏族地区流传的民间体育活动形式,由于形式、理论及技术与中国围棋相近,因而被纳入中国围棋的研究范围。藏围棋虽说流行于藏区,但其存在本身说明了汉藏民族在认识观上的一致性及藏汉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体现出藏汉文化交融时形成的融合文化的特点。

“汉藏教理院”及其当代价值

"汉藏教理院"是1932年在重庆缙云山设立的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第一座汉藏并设、显密兼习的新型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在开办期间采取开放办院模式,在革除佛教旧弊、发展新式教育、翻译藏汉佛经、沟通汉藏文化、改善僧团风尚、积极服务现实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践,培养了一批有志于佛教事业发展的优秀僧才,促进了川渝两地佛教事业的发展,为沟通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文化交流、增进汉藏民族的感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做出了积极贡献。"汉藏教理院"是西藏与内地文化相联、民族相通的结晶,是新时期尤其是2020年8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要挖掘、整理、宣传西藏自古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的真实案列,为西藏与内地良性互动、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文化交流,提供了"历史红利",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史论纲

文章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纲,以翔实的汉藏文历史资料为依据,提纲挈领简述了自远古以来,历经唐、五代两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期藏族与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史。重点分析和阐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民族关系的历史演进以及西藏地区和藏族在中华大一统历史演进中的地位,论证了汉藏民族“两个离不开”的历史关系。

历史上藏汉民族文化交流综述

本文通过藏汉文史料,较系统地对历史上藏汉两族在雕版印刷、佛教与译经、文史典籍、建筑测绘、工艺美术、天文历算、医药学、体育项目、生活习惯等方面的文化交流作了概述,从而进一步说明,历史上藏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经济合作和两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团结互助的关系,是十分深远而密切的,并且是藏汉两族人民相互关系的主流。

近现代港台地区藏密居士传承述记

汉藏佛教文化交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港台藏密居士传承是近现代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它肇始于近代中国佛教复兴潮流中,藏密东传运动与内地的居士佛教运动合流在内地形成的藏密居士传承。这些藏密居士传承在抗战期间延及香港地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更多藏密居士传承进入香港和台湾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由诺那活佛、贡噶活佛的弟子屈映光、吴润江、刘锐之、申书文等人承续并发展的藏密居士传承。近现代港台藏密居士传承推动了藏密在华人世界的进一步传播,促进了汉藏两大主流佛教体系的融合,有利于汉藏文化交流与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

汉、藏民间文化交流述要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标记,汉、藏民族在长期广泛的民间接触与交往中,彼此进行文化上的学习、吸收和融合,形成许多共同点或相似点。它像纽带和桥梁,紧密联系两族人民,共同为我国多元一体大家庭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藏传佛教中汉乐遗存研究述要

通过对藏传佛教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的相关研究文献的搜集、分类与研读,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概述重要学者和文献以及不同视角、观点及方法等,可有助于较全面地了解该领域国内外的基本学术理念和研究现状。对藏传佛教音乐中汉传佛教音乐遗存问题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略论汉藏教理院在促进汉藏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民国时期,开设于四川省巴县(今划属重庆市)的“世界佛学苑汉藏教理院”以“沟通汉藏文化,联络汉藏感情,发扬教义,巩固边陲”为主旨,在开办的近20年中,翻译出版了一系列汉藏佛教丛书,并成为沟通汉藏关系的一个重要渠道,为研究汉、藏佛教教理,沟通汉藏文化,促进汉藏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代云南藏传佛教发展初探

相比西藏、四川、青海与甘肃地区的藏传佛教,云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发展相对较晚,近代是它重要的发展时期。这主要表现在:民国政府加强了对云南藏传佛教的管理,保留了清代的优待政策,为其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云南迪庆藏传佛教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云南丽江地区藏传佛教进一步加强了与汉文化的联系,社会地位稳步提升;受西藏、西康等地"藏密东传"的感召,云南藏密由圣露活佛、督噶活佛等高僧首次传入昆明、南京、上海、重庆、成都等地,成为近代"藏密东传"最后一批进入内地的藏密力量。近代云南藏密促进了汉藏文化交流与西南地区民族关系的发展。

内典精通 刚直不阿 护国精诚——民国汉文史料中的喜饶嘉措

1937年以后,喜饶嘉措离开西藏常驻内地。作为宗教界人士,他风度儒雅、学问高深,深受汉藏民众敬重。喜饶嘉措以文化为载体、以宗教为平台,用实际行动力推民族间交流交往;心系边疆,刚直不阿,建言献策,以拉近中央和西藏地方关系;在中华民族危机之时,他不辞辛劳宣传抗战,致力于反侵略反分裂斗争,积极维护国家主权。民国相关资料充分表明喜饶嘉措的人生轨迹就是爱国爱教。

四川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藏区的实践与思考

介绍了四川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服务藏区实践的基本情况,并对实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以世界文化遗产罗布林卡为例浅谈汉藏文化交流

罗布林卡园林建筑、壁画以及各类宫藏文物透露着浓郁汉地气息,体现了清代以来中央与西藏地方的紧密关系,充分证明了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本文试以罗布林卡为例,浅析汉藏文化交流。

喜饶嘉措大师与汉藏教理院

民国时期,太虚大师在重庆北碚缙云山创立的汉藏教理院,成为当时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喜饶嘉措大师在重庆期间,与太虚大师过从甚密,二者对国家前途和佛教重振事业想法趋同、目标一致。应后者邀请,喜饶嘉措大师前往缙云山汉藏教理院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并教授相关课程。后受该学院办学模式影响,喜饶嘉措大师于1941年在其老家青海循化道帏地方,筹建了青海喇嘛教教义国文讲习所,谱写了近代汉藏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国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交融的探索实践与当代借鉴——以重庆汉藏教理院为中心

重庆汉藏教理院的兴办是我国近代史上汉藏佛教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例。该院以“融通汉藏佛教、联络汉藏感情”为办学宗旨,培养汉藏双语佛学人才,聘请藏传佛教僧人到院任职任教,开创藏传佛教僧人驻锡内地佛学院之先河,推动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新趋势。又保送师生游学西藏、西康,造就一批擅长佛学研究、经典翻译、古籍整理的汉藏双语佛学人才,依托往来西藏和内地的汉藏僧人传递信息、沟通情感,客观上改善了藏传佛教界对内地佛学的认知。汉藏教理院引导汉藏佛教文化深度交流互动,将藏传佛教教理纳入近代佛学教育体系,搭建藏传佛教僧人参与内地佛学教育、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平台,使汉藏佛教文化交融互补呈现新的格局。汉藏教理院形成了用佛教文化沟通汉藏民族关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促进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借鉴。

《扎基寺志》与扎基拉姆信仰——兼论清代汉藏文化交流

18世纪格鲁派高僧格吴仓·强巴敏朗撰写的《扎基寺志》,是研究位于拉萨北郊扎基寺(又称扎基万寿寺)历史和清代汉藏文化交往交流的重要资料之一。文章以《扎基寺志》为基础,结合相关资料梳理了扎基地方的历史沿革,特别是在论述修建扎基寺历史的同时,对“扎基拉姆”信仰文化的形成进行了分析梳理,认为扎基拉姆信仰作为汉藏文化交流的产物,其信仰可追溯至清代。扎基拉姆身份的多重性,除与藏传佛教神灵体系具备的开放性与灵活性等特征有关外,还与清代汉藏民族文化交往交流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不难理解扎基拉姆何以作为藏传佛教护法神会被描述成来自中原地区。这种文化现象充分说明,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