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课”与汉初官吏的迁调机制——以新出张家山汉简《功令》为中心的考察

张家山汉简《功令》所见“通课”是指对两种以上官吏功劳的共同考课。西汉初,“通课”的条件是,其官吏一般不高于六百石,且处于相同的秩级。因情况不同,“通课”的程序也有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通课”可以处理不同的“二千石官”所属官吏之间、侯国官吏与“汉吏”之间的共同考课迁调问题。汉初有些官吏的任职所在地距离隶属地较远,其考课迁调也由“通课”途径得到解决。

西汉敦煌郡聚落与移民、水渠关系研究——以敦煌出土文献记载大穰里为中心

西汉敦煌郡聚落的形成与移民到来、水渠修筑有着密切关系。通过对大穰里相关文献的综合考察得知,西汉敦煌郡效谷县设置大穰里,该里与悬泉置长期密切合作,大穰里从民房、牲畜、车辆乃至人力等层面对悬泉置工作形成支持,并得以增加收入。大穰里的得名有祈求丰收之意,另外还有可能该里是由南阳郡穰县移民建立,因而得名。此外,敦煌文献记载敦煌东部有大壤渠、大让渠、大让庄,其名称来源可能都是源自西汉大穰里,并且唐宋时期的大壤渠、大让渠可能也是继承自西汉时期。足见西汉敦煌郡所建立的聚落与水渠在唐宋敦煌地区还仍旧发挥着作用,大穰里等村落的得名是西汉移民文化的标志,而这些地名或渠名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继续使用,亦可彰显出西汉移民实边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移民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卞”字构形补议

“卞”“弁”均是晚出的字形。有学者将“卞”字的形体与战国楚文字中出现的“鞭”之古文“■”一类形体相联系,认为“卞”由这类字形的分化省简而来,也有学者认为“卞”为“弁”之俗体或省文。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字形,认为“卞”形出现于东汉前后,楚简中的“■”类字形与后世“卞”的字形并无关联,只是偶然造成的局部同形而已。而“弁”形的出现则要晚至约后赵时期,是隶书楷化的结果。隶、楷书中的“卞”与“弁”字,应均由早期隶书中的“■”形分化演变而来。

海昏汉简《诗经》研究三题

学术界广泛认可海昏汉简《诗经》为《鲁诗》。从已经公布的部分文本内容来看,海昏汉简《诗经》符合“故”的文本特征,因此,疑为《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鲁故》。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的编连,应符合古书正文在小题前而小题又在大题前的通例,标题简应当置于末尾而不当在前。据海昏汉简《诗经》目录简中“予其惩而八”可知,《周颂·小些》“予其惩而些后患”当断句为“予其惩而,些后患”,与《毛诗》同。

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试析

[目的]探析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为现代中医临床运用酒提供借鉴。[方法]以《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周家台秦简医方》以及《天回医简》等出土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出土文献中酒的应用进行对比总结研究。[结果]出土医学文献中对酒的应用虽没有具体说明用酒的原因,但从同时期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进行综合分析。酒在先秦秦汉时期多为黄酒,使用方法多是以酒调服,酒煎剂和浸渍法,并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酒有“改变药性,直达病所”“温经通络,祛瘀止痛”“矫除臭味,增强药效”等功效。后世文献中对于酒的运用,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皆是在秦汉时期酒应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结论]酒在现代中医临床治疗的运用中存在巨大的潜力,但酒浸泡药物的时间、煎煮法等对药效的影响等方面均值得深入研究。

从经筋视角探张家山汉简《引书》

[目的]从经筋的视角来阐述张家山汉简《引书》中的导引术式,为《引书》中古老的导引术应用于现代临床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方法]从先秦秦汉时期出土文献及文物中的记载入手,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导引术进行概述。探索导引术与经筋之间的深入关系,选取《引书》中运用导引术治疗的骨伤科疾病,如项痛、踝痛、膝痛和肩痛,对相关导引术式及导引动作进行分析,并从经筋的视角对导引术式进行医理探讨。[结果]先秦秦汉时期所叙述的导引以单纯肢体运动为主,《脉书》中所阐述的经脉多为经筋。运用经筋理论分析,《引书》中治疗项痛的导引术主要是治疗太阳经筋的项痛;治疗外踝痛主要是调理足少阳经筋,治疗内踝痛主要是调理足太阴经筋;治疗膝痛的导引术共同调节足六经的经筋。运用导引术“猿行三百”治疗手少阳及手阳明经筋所生肩痛,运用导引术“前掾”治疗手太阳经筋病所致肩痛,运用导引术“支落”治疗足太阳经筋病所致肩痛,运用导引术“後復”治疗手太阴经筋病所致肩痛,这些案例运用经筋理论解释更加合理,并可进一步阐释导引术的治疗原理,明确不同导引术对应的适应病证。[结论]从经筋视角分析《引书》中的导引术式,能够进一步明确导引术所治疗的病位,使治疗更加精准有效,可为导引术在现代临床的应用提供更多的思路。

敦煌悬泉置简文“宛酒擔二”解说

汉代丝绸之路史的相关知识包括大宛国“蒲陶酒”的生产和消费。张骞出使带回来的信息以及可能直接的物种引入,影响了汉代社会的饮食生活。据说“蒲陶”在关中汉帝国文化重心地区得以引种,不过,河西简文似未见与“蒲陶”和“蒲陶酒”直接相关的字样。悬泉置汉简有“宛酒擔二”简文。“宛酒”大致可以排除内地酒产地方品牌的可能,大略可以判定为大宛国酒产,而以“蒲陶酒”的可能性尤大。“擔”可能是酒的包装转运方式,也可能是储酒器。“宛酒擔二”简文,为考察“蒲陶酒”自西亚至东亚的丝路行旅,即一种果品和一种酒品的远途传播,提供了认识和说明的新的学术条件。

走马楼西汉简新见“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校缪案编联整理与研究

走马楼西汉简整理过程中,新见“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校缪案相关简牍60余枚,基于对系列制度的考证及疑难词语的考释,基本可以重新编联相关文书;利用新见材料与里耶秦简有关计类文书对读,可以厘清秦汉简牍中多有争议的“问计官名所”类语句的句读、意义及相关制度;通过复原“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校缪案件,据此探索汉代中央朝廷与王国“禁钱计”往来及调查审核程序,可为学界研究秦汉文书制度及法律等相关课题提供新材料。

虎溪山汉简“梯”“柂”释义及其相关问题

在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1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涉及到《食方》内容,其中,亦不乏各种量词的使用。简11“黍一梯”“枣膏一柂”中的“梯”“柂”,均用为器物量词,它们的释义以及文字隶定,对于理解句意至关重要。“梯”可能与出土的节状木器有关,为分层的、卷筒状的、类似于竹桶形的盛装粮食的器具。“柂”即为“匜”,应隶定作“柁”,亦是用于盛装食物的器具,在同墓中曾出土了一些品相精良的漆匜。药食同源,黍米与枣膏配伍,既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饮食喜好,亦体现了时人的养生观念。

从敦煌悬泉汉简看早期草书的演进模式与状况

悬泉汉简中系统有序的草文字书写是考察早期草书演进情况的绝佳标本,通过图证分析,可以看出早期草书的演进具有纵引主线和横展辅线两条基本线路,而书写的捷易追求与字形的易别原则构成了早期草书得以正常演进的“推促—牵扯”的二元引擎,文书传抄与草书教习是早期草书阶段草法得以确定、普及的两种基本方式。

走马楼西汉简中的经济作物管理

走马楼西汉简中“非纵火时擅纵火”的辞例为汉武帝时期的案例,该案所焚烧的“梅材”“茭草”属于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经济作物,而汉代律令对仓■、私人田园以及野生山林区域的同一类经济作物有不同的保护规定。“纵火”应当指代火田开荒,而“时”则代表时禁,但“纵火时”可能因地貌不同,要求各异。生长于河谷地区的灌木、禾草等“草田”可能于七月焚烧,但乔木植被茂密的山林地区自七月砍伐后,很可能十月才允许烧山。走马楼西汉简另一辞例“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误脱案”中所输药材应为地方上贡之“献”,而中央政府通过文书与校券等方式对“四时献”的物品进行严格监管。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所见“毋害”考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中所见“毋害”一词,是对官吏的评价用语。“害”为“造成危害”,“毋害”作为评价官员品性的用词,是由“没有瑕疵”引申而来的“严谨、认真”之义,强调官员提拔、任用的个人品行,将其作为察举官吏的标准之一。在秦汉律令文献中,“毋害”与“不害”在表达危害程度上有所差别。“毋害”强调从未发生具有危害性的事情;“不害”强调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具有严重危害性,即危害程度较轻。

西北汉简所见内科疾病问题探究

西北汉简中有大量记载内科疾病的史料,对其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梳理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文献资料,将汉代戍边民众所患内科疾病分为伤寒、伤汗、疾温、头痛、四节不举等几个类别;并结合历史条件及中医病因说分析戍边民众患病原因;同时结合简文对汉代内科疾病治疗方法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对西北汉简所载相关内科疾病的相关探讨,为医史研究及当今某些疾病治疗提供参考与借鉴。

“凫”与“鸿”:悬泉置汉简猎杀候鸟记录

丝绸之路交通以必要的生态环境背景为基本条件。这样的条件,包括自然地貌、气候、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以及植被状况等。丝绸之路河西路段的生态环境条件对于汉王朝的西北边地建设,对于汉与西域的联系,形成重要的历史文化因素。新近面世的悬泉置出土汉简资料中提示的重要信息,为增进相关认识显现出积极的意义。例如,简文可见有关“盆”“鸿”价格的记录,应当理解为所猎杀候鸟“凫”“鸿”的市场交易资料。说明在河西水泽环境下候鸟迁徙途中的停留,被当地军民看作可以作为饮食消费对象的野生动物资源。汉武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故事,可以作为认识相关历史现象的参考。悬泉置汉简反映的当时被猎杀“凫”“鸿”进入市场的相关信息,具有珍贵的生态环境史料的价值。丝绸之路生态史与丝绸之路交通史等学术主题的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涉及“凫”“鸿”的悬泉置简文,也为认识当时“天鹅属”“雁属”“黑雁属”禽鸟的地理分布,提供了新的动物学信息。

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M3石刻画像墨书“襄人”新说

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M3石刻画像上出现的“襄人”,学界或以为是胡人,或以为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称,尚无定论。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出现的“襄人”为人名而非族称,且秦汉简牍与玺印中多有以“胡人”“越人”“赵人”“市人”“央人”“里人”“外人”“圣人”“异人”等以“某人”为名的取名现象。通过考察M3石刻画像主题与墨书“襄人”的位置,结合目前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榜题、工作性铭文的特点,可以确定M3石刻画像上墨书的“襄人”应为工匠题名,与“胡人舞蹈图”的主题内容应无关。“襄人人名说”可解决长久以来对M3“胡人舞蹈图”上端墨书“襄人”内涵的争论,消除此前各说对M3石刻画像石主题与“襄人”解释之间的抵牾。

北大汉简《反淫》反映的养生思想内涵——与出土材料合证

北大汉简《反淫》有59枚,1 200余字,简文具有赋体的标准问答形式。结合相关材料发现:《反淫》赋的内容反映了先秦至两汉时期养生思想的承袭及具体事实。赋文共记载了13件事,其中有4件事与服食、音乐、运动健身、食气导引有关,且可与出土材料的养生概念系联合证。《反淫》赋中服食部分提到了“饮食”“饮酒”;健体运动部分提到了射箭、校猎、弋射、登临、垂钓。赋文强调操乐修身、以音养生;认为食天地精气可强筋健骨。赋文中的另外9件事并非与养生无关,只是旁证不足。

汉简名物中若干“柜”字合证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遣册中将悬挂钟磬的架子“虡”记作“柜”,根据这一已知的汉代用字习惯可知,《肩水金关汉简》中的“鼓柜”应即“鼓虡”,指军用建鼓的鼓座。《居延新简》中的“直上干柱柜”应指防止烽杆倾倒的底座,底座主体由木柱制成,故名“柱柜(虡)”。《居延新简》中的转射之“柜”也应当读作“虡”,指转射外围的木框架。《悬泉汉简》中的“弩柜”即“弩虡”,指兵库中置放弓弩的兰架。汉简中用“柜”为“虡”,与战国楚简用字习惯相承袭。当今简化字“柜”与出土文献中的“柜”古音差别较大,二者属于异时同形字关系。

汉简所见官记文书考论

官记属于汉代官文书的一类,在邮书传递记录中除单独称记外,还根据发文单位、传递方向、材质、功用等的不同,又称为府记、候官记、置记、东记、杨记、还记等。官记文书大致有三种格式,其文书形式随着时代的演变逐渐变得正式,威信和法律效力亦得到加强。官记文书格式用语简化,使用简捷,可快速传达上级教令,提高行政效率,是汉代行政机构中日常使用较多的一种文体,在文书行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