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禹州阎寨遗址新莽时期墓葬发掘简报

2018年,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禹州市阎寨遗址发掘汉代墓葬6座。其中,M5和M7两座新莽时期墓葬形制较为特殊,所见随葬品组合及葬俗特征鲜明,双墓室四人合葬、海蓝宝石珠等在河南地区尚不多见,为了解新莽时期豫中地区的葬俗与社会增加了新的实物资料。

汉长安城武库出土铠甲片与铁铤的制作工艺研究

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出土了大批西汉铁器,其中铠甲片、金属镞出土数量丰富,种类繁多。本文系统分析了24件铠甲片与17件残镞铁铤,发现残铁铤既包括铜镞之铤,也存在铁镞之铤,且存在不同的接铸顺序;所分析的铠甲片属于铜铁复合器,与铜镞之铤均存在超薄的夹铜层结构。依据两者微观结构特征,本文进一步认为具有铜铁复合架构的铠甲片是由这些铜镞之残铤经退火、锻打制成,且铠甲片的整个加工流程应完成于武库内,因此武库除屯藏兵备的职能外,还具有铁器锻造成型、加工的功能。

清代陕甘地区新建厅城的特征及其在清代城市史上的地位

从陕甘地区新建厅制城市的历史进程来看,清朝在内地的边缘地带置厅筑城一般是地域开发的结果,在边疆地区置厅筑城则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城池选址的大位置角度来看,清代的交通路线与政区地理格局是影响厅城选址的重要因素。就小位置而言,因地方长官着重考虑政治、军事因素,城址大多面临诸多地理条件的不足,但得益于清代对上述地域开发的深入,大量的厅城城址沿用至今。对于清代的城市发展而言,厅城作为清代特有的建置城市类型,在城市体系构建和整体城市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并成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枢纽。

基于SWOT分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研究--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够兼顾遗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已成为当前大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主流模式。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运用SWOT理论,系统分析了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的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结合遗址区周边环境特征,提出相应的开发策略,探索科学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软土地基坑中坑支护体系温度效应的数值分析

环境温度变化导致基坑支护结构内支撑轴力和变形过大的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以福州地铁6号线潘墩站坑中坑工程为例,选取该基坑代表性区段采用ABAQUS程序及邓肯-张模型对其开挖和支护全过程进行三维有限元模拟,并将分析结果与现场部分监测数据进行对比,验证了所建模型及其材料参数取值的可靠性。同时,利用所建模型着重分析当地可能的季节或昼夜温差变化幅度内支撑轴力及围护墙水平位移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基坑开挖完成后,温度变化时支撑轴力与温度呈线性相关关系,轴力变化主要体现在内外坑的首道支撑上,此时围护结构整体向坑内或坑外运动,且地连墙侧移受温度影响范围主要集中在基坑开挖深度以上。不同开挖阶段的温度变化引起的温度效应相差较大,潘墩站最不利工况发生在最后一道支撑架设完毕后,此时地连墙水平位移增量及轴力变化幅度最大,温度效应最明显。该研究成果对类似软土基坑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大遗址保护下的村落街巷空间评价——以西安市讲武殿村为例

以西安市讲武殿村为研究对象,结合大遗址保护政策及相关规划,基于空间句法理论,将矫正后的轴线导入Depthmap X软件中,对连接值、整合度、选择度和可理解度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讲武殿村房屋布局集中,村民注重整体生活和交通,导致空间渗透性较弱;由于受公共交通发展的影响,村民日常出行受限,总体整合度较差,局部整合度较高;村庄整体选择度偏低,对村庄的对外接待潜力影响较大;村庄可理解度较低,外来人员难以对村落的结构进行感知与理解。村落公共服务设施有待完善,强化村庄空间节点功能,结合大遗址保护背景,打造舒适宜人的地方性绿色空间,提升村庄的可达性和交通保障功能,为村庄未来发展提供适宜的空间环境。

有机更新视域下城市型大遗址保护利用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

处于城市周边的大遗址具有特殊的区位条件与纷繁芜杂的外部环境,文物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其保护利用工作涉及大范围、各层级、多维度、多主体,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动态性和复杂性。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由遗址保护与区域发展的现状切入,一方面回顾遗址区的发展演变过程,得出大遗址系统要素之间秩序的失衡是遗址区低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对近年来的保护工作进行反思,认为遗址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需要进一步增强。在此背景下,引入有机更新理论,将其作为一种全方位引领遗址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人口、用地、产业、空间、保障机制等角度入手,在遗址区各要素之间建立一种有机和谐的秩序,引导一种由小及大、持续渐进的遗址保护利用及区域发展模式,进而达成文物保护与区域发展的协调。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实施效果评估研究——以汉长安城未央宫为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经十余年发展已进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基于规划学科发展及未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质量发展的需求,通过对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属性及内容的总结反思,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从“效力+效用”的评估视角,从实施导向、责任导向和权益导向出发,尝试构建包含空间落实、资源维护、公众满意度三个层次、五个步骤在内的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实施效果评估方法体系并实践应用,进而分析总结提出完善动态规划编制体系及开展规划实施机制和规划实施影响评估等方面的结论与建议,以期推动考古遗址公园可持续发展.

上古中文地图的城聚描绘与城址考辨——以马王堆帛书古地图所见汉泠道城为中心

马王堆汉墓帛书古地图为我们观察上古中国城市与聚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图像史料。以马王堆西汉《地形图》所绘泠道县城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实地勘察、相关历史文献、既有考古成果与近代实测地形图及卫片资料,详细考辨汉泠道城及相关城聚之所在,并在此基础上延伸探讨中国上古地图的城聚描绘特点及其立地环境,以及道路精度、秦汉道制等问题。

共生理论下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与发展策略探究

随着城市扩张速度的加快,城市周边的大遗址生存空间逐渐被蚕食,大遗址的保护和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棘手问题。本文以汉长安城遗址为例,借助“共生”理念的引入,探讨共生体系的形成途径,即在宏观层面形成遗址发展依托西安市的寄生模式,在中观层面形成遗址区和村落非对称均衡发展的偏利共生模式,在微观层面形成遗址点和周边环境的对称性互惠共生模式,同时加强各个层级之间的空间联动,营造多元化的共生环境,形成一个完整的、正向的共生体系,进而激发汉长安城遗址的发展活力。

两汉之际气候变迁与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繁荣

气候变迁作为基本生态条件的变化影响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历史走向。两汉之际的气候变迁成为全国经济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的背景。当时,北方大量移民南流。王莽设定“五都”,而“洛阳称中”,已经承认关东的经济地位。王莽经营“东都”的规划因新莽王朝的覆灭而终止,却在东汉王朝建立之后由刘秀实现。于是东汉一代,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空前繁忙。大量胡商真正进入中原,洛阳成为他们贸易活动的中心。胡商活跃的历史记录,洛阳已经远远超过长安。洛阳因此成为国际化都市。北匈奴使团请求与“西域诸国胡客”一同前来洛阳,是贸易史及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史上的重要信号。在执政集团上层的带动下,洛阳士民在消费生活中也喜爱来自西北异域的产品,诸多考古发现证明了这一现象。这一情形,体现了丝绸之路长安—洛阳路段的历史作用,而中原河洛地方长久的文明积累,也影响了世界史的走向。

山西高平李家庄冶铁遗址的调查

李家庄冶铁遗址位于山西省高平市李家庄村东,总面积近24万平方米。遗址密布坩埚碎片、炉渣、炉灰和少量铁块等冶铁废弃物堆积,最厚处达7米。坩锅数量丰富,与河南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和洛阳吉利东汉墓出土坩锅相似。采集的陶豆、绳纹陶片等具有东周两汉的特征。遗址时代约为东周两汉时期。李家庄冶铁遗址是晋东南地区冶金考古的重要发现,也为探讨晋东南地区东周铁器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西安汉城遗址保护区内发展都市农业的设想

分析了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发展都市农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根据保护区内的自然及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国内外的市场行情 ,对汉长安城都市农业的发展项目进行了设计 ,最后提出了发展都市农业的配套政策。

2008年湖北省丹江口市观音坪遗址发掘报告

观音坪遗址是鄂西北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其文化内涵主要包含屈家岭文化、周文化和汉代三个时期遗存。从观音坪遗址发掘的情况看,屈家岭文化仍承袭仰韶文化发展而来,陶器特征个体较大,鼎足形态较丰富,器盖钮多花边,器物腹部多按鸡冠状銴,其文化面貌既有中原文化特征又有江汉地区文化因素,反映出汉水中上游文化因素与周边文化此消彼长、相互交融发展,形成一种混融性地域文化特色。西周文化以包制鬲足、瘪裆鬲为特色,较多的保留了中原周文化风格,其文化因素的主体应源于中原周文化,属于周文化范畴,这充分反映出中原周文化对此地有较深的影响。东周时期出现了具有楚文化典型特征的联裆鬲和盂,反映出中原周文化对南方统治势力逐渐减弱,楚文化势力不断增强,形成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通过本次发掘,进一步了解到观音坪遗址的文化面貌,对研究屈家岭文化的传承、中原周文化南渐以及楚文化的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城郊大型遗址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施效果。通过问卷调查得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居民的生活满意度与区外存在明显差距,就业、收入、设施、环境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专业协调、部门沟通、利益平衡等诸多社会价值因素是制约大遗址规划实施与居民生活状况改良的根本原因。应从保障大遗址规划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与公正性等方面着手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大遗址保护中的居民破坏问题初探——基于遗址区居民保护态度的比较分析

目的针对不同城镇化地区大遗址保护中的居民破坏问题,对中国城乡不同区域的大遗址提出针对性的保护与发展对策。方法以汉长安城遗址和雍城遗址为案例,借助问卷咨询的方式,分别对城郊型与村落型两个不同类型大遗址保护中的居民破坏问题进行现状调查与对比分析。结果两类遗址在管理措施、保护与宣传措施以及保护与利用协调措施等方面所存在的共性与分歧,使遗址区居民在破坏遗址时表现出了不同的类型、动机与心理基础。结论若实现不同城镇化区域大遗址的全面保护,应建立遗址保护与居民发展的联系,使遗址保护惠及居民,居民因遗址利用而受益。

遗址区居民生活质量与保护态度研究——以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为例

近年来,城市化的胁迫作用使得地处城市郊区的一些大遗址保护区在保护与发展之间产生明显博弈。作为遗址保护的重要利益群体,遗址区居民的保护态度与行为对遗址区保护与发展的协调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笔者对地处西安市近郊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的居民生活质量与遗址保护态度进行了关联性研究。结果显示,遗址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表现出了一定的社会经济特征与空间特征,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同其遗址保护负外部性影响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生活质量满意度愈低的居民群体对遗址保护的认同感愈低,保护知识越欠缺,愈不容易与遗址保护妥协,对遗址保护的支持态度也就愈低。

邾国故城遗址2015、2017年度出土动物遗存研究报告

邾国故城遗址2015和2017年两次发掘获得动物遗存14010件,可鉴定出蚌、鲤鱼、乌鳢、黄鱼、龟、鳖、鸡、鹰、猪、绵羊、黄牛、麋鹿、梅花鹿、马、狗、兔和鼠等。动物构成中明显以家养哺乳动物(猪、牛和狗)为主,从死亡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先民饲养这些家畜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除以饲养家畜获取稳定的肉食资源外,还会狩猎野生动物、捕捞少量水生种属作为肉食的补充资源;两个年度发掘区在不同时期分别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性质),其出土的动物遗存也显示出与这些不同的功能区相符的特征。

审视与展望:黄河变迁对城市的影响研究述论

黄河变迁对城市的影响是黄河变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黄河变迁对城市迁移、城市形态变化、城市兴衰三个维度回顾了当前的研究现状,提出今后应树立"大黄河"和系统研究的视野,把握黄泛城市的数量、类型和特征,挖掘黄泛城市的当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更好地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

田园城市视域下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利用模式研究

针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与利用存在的以"点性"为主,模式类型单一、普适性不强,不能有效协调保护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居民生活质量改善等困境。借鉴田园城市理论,提出"以田园乡村景观为本底、产业集聚、多业共生"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与发展新模式——"田园文化城市"模式,并对其理念、机制、形式与保障机制进行了综合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