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祥文字纹看汉代着装风尚

近百年来全国考古发掘出土了许多装饰吉祥文字的汉朝服装与制衣面料。通过出土文物的对比考证发现,装饰吉祥文字的服饰品至迟在西汉初期就已出现,至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愈加盛行。通过分析、归纳汉代服饰品中吉祥文字的文化内涵,挖掘吉祥文字图案装饰特征及其所蕴含的祈祥观念,进而发现汉朝人比较喜爱用吉祥文字装饰服饰,并且以大富大贵、安乐如意、健康长寿、庇佑亲人、国泰民安几类吉祥文字为主。

汉代贵族爵级的女性服饰美学与仪制

文章在汉代贵族爵级(仪服同列侯爵位及以上)女性服饰的色彩、形制、配饰的美学和仪制方面,依据《后汉书·舆服志》、《新定三礼图》和现有的学术成果进行整理、分析和研究,总结出贵族爵级女性的多种服饰的等级规律。

大尾寒羊和小尾寒羊尾部脂肪lncRNA差异表达分析

【目的】通过识别影响绵羊尾部脂肪沉积的长链非编码RNA(long noncoding RNA,lncRNA),深入研究lncRNA参与绵羊尾部脂肪沉积的规律。【方法】采集大尾寒羊和小尾寒羊2个品种各3只公羊的尾部脂肪组织样本,通过Illumina NextSeq500高通量测序技术对样本RNA进行转录组测序,对所获得的reads进行lncRNA分析,筛选出差异表达lncRNA,通过GO和KEGG富集分析挖掘lncRNA靶基因参与的生物学过程和代谢途径。【结果】研究共筛选获得22个差异表达的lncRNA,对其进行靶基因预测,获得20个顺式靶基因。通过对靶基因功能分析,检测到包括调控血管生成、细胞迁移、胰岛素反应和MAPK级联反应正调控的4条生物学过程,以及胞外区、细胞外间隙的2条细胞组分。KEGG富集分析筛选到20个靶基因参与脂肪细胞因子信号通路、进入脂质代谢、代谢途径、AMPK信号通路和磷脂酶D信号通路等19条信号通路。【结论】本研究鉴定了影响绵羊尾部脂肪沉积的差异表达lncRNA及其靶基因,为进一步研究绵羊尾部脂肪沉积过程的作用机理奠定基础。

多文种环境下汉字内码识别算法的研究

汉字内码向ISO/IEC 10 6 46过渡是实现计算机用文字编码统一的必然趋势 ,但目前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多种汉字内码并存的情况 ,所以实现汉字内码的自动识别是保证汉字多内码并存的关键。本文主要探讨了如何在多内码并存的多文种环境中实现汉字内码自动识别的问题 ,并提供了多种汉字内码识别算法 ,包括基于内码分布、标点符号特征、字频特征和语义特征的识别算法等。在此基础上 ,本文对不同的识别算法进行分析和评估。在对目标样本的测试中 ,以上算法的识别率最高可以达到 99 9%以上。

关于现代汉服的符号分析

从2003年开始,"汉服热"逐渐兴起。但"汉服"的定义实际上存在分歧,对于现代汉服的理解也众说纷纭。现代汉服作为一种服饰符码,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读:首先,它是古典文化的象征,代表了人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反抗,对思想归属的寻找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再开掘;其次,它是汉民族的象征,代表了人们在汉民族形象模糊和全球化冲击的双重焦虑下,重塑身份认同的应对策略;最后,它还是一种消费符号,表达了人们对于文化、学识、才智、地位的想象,在消费社会中对"独特"的追求。

试析汉代礼教中的女子教育观

礼教是影响中国古代社会妇女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中形象、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是,由于礼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宣传内容的重点不尽相同。所以它对不同时代妇女的影响也有差异。两汉时代礼教对女子的教育虽都以品性教育为主,但其中也包含有文化教育的内容,并且品性教育的内容基本都以贞节与顺从教育为重点。然而不同的是,无论是以贞节观、顺从观为主的品性教育,还是以诗书为主的文化教育,其在西汉时代比在东汉时代都表现得要较为宽松与开明;而这恰是两汉时代女性形象及地位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西汉早期民生政策法制化考析

西汉政权建立之即,为解决急迫的民生问题,出台了"兵罢归家"及"令民归乡","轻田租"及"驰山泽之禁","量吏禄"及"度官用"等民政、经济及财政政策。同时,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相关的户籍编制、授田宅、自占名数、复故田宅、名田宅、不动产确权、田租税、矿产开采、公职人员薪俸及公务消费等制度,实现了民生政策的法制化。汉初民生政策的法制化不仅对于恢复和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西汉政权的稳固以及社会管理,社会控制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及经济基础。

试析汉代的妇女教育

汉代,儒学一跃而为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及其伦理规范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汉儒们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歧视妇女的传统,形成了一整套系统化的"女教"体系。在礼教初兴的时代背景下,汉代妇女除了接受"女德"、"妇功"教育外,还能够学习一些儒家经典。妇女们通过各方面的学习,不仅提高了自身的能力和修养,反过来又冲击了礼教的束缚。

藏汉语码混用的情景因素分析

藏汉语码混用在具体交际过程中,会受到相关情景因素的影响。在话题方面,涉及专业性较强的问题的表述或争论时,汉语语码混用的频率会更高,并较多出现于日常生活诸多话题中;在场合方面,藏汉语码混用较多出现在正式或较正式的场合,存在用词、频率、语用等差异;在参与者方面,会因语言能力、情感、角色、职业等的不同而有变化。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所用人物代号解读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显示,胡汉民晚年与友人的通信中大量地以代号来指称人物。解读这些代号是利用这批珍贵资料的前提,本文将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代号列举出来,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胡汉民等大量运用人物代号的原因。

汉代礼教影响下的夫妇关系

汉代的统治者和思想家充分意识到规范夫妇关系对于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性,在礼教发展定型的过程中,这对基本的社会关系被详加论述。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礼教对夫妇关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家庭生活中主从关系的确立;婚姻关系上的严重失衡;亲密的感情为严峻的礼法所代替。从西汉到东汉,这种影响由浅入深,在汉末又有所减弱,整体上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趋势。

附：奸罪的观念——从汉律到唐律

《唐律》的条文规定，未婚男女之间的性交行为亦构成犯罪。若是双方合意，则名为“和奸”；反之，若一方被迫，则称之为“强奸”。本文拟检证以下三点：第一，“奸”是否确实意指未婚男女之间的非法性交？第二，秦汉法律中是否已经存在如唐律这般的规定？第三，在前近代中国，未婚之人若有性交行为，是否真的会因此构成犯罪而被处罚？

韩愈学官与文人角色对其文学观的影响

儒士、文人和官僚的三位一体,构成了唐代文人的基本面貌。韩愈就是唐代文人多重角色的代表。韩愈的学官角色属于规定性角色,韩愈任职学官,要在权利和义务的明确规定中做事;而韩愈作为文人,属于开放性角色,有自由驰骋的余地。在处理"文"与"道"的关系上,他的文学观显示出多样性。学官角色要求他把振兴儒家道统看做是根本,倡导"文以明道"的儒家实用主义文学观。作为文学家,他强调不因袭古人,提出"自树立"的文学观。

“服制定罪”创制探原

瞿同祖在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变迁时指出,《晋律》开以"服制定罪"之先河,该观点对学界颇有影响。然稽诸两汉史籍及出土简牍资料,多有以五服治罪之案例、律令、诏书和律章句。深度探究发现,汉代为缓和社会矛盾及加强社会治理,全面推行丧服礼制,自觉运用服制限制秦夷族连坐遗风,禁止亲属间的违礼相犯。随着丧服之礼与律令的有机渗透,至东汉中后期,服叙已成为处置相关案件的参照标准或基本依据,还形成了"礼教与是非曲直并重"的司法模式。这些环节在相关史料中都得以显现,展示了"服制定罪"在汉代发展、创制的完整过程。

小尾寒羊SPARCL1基因编码区克隆及表达分析

为了探究小尾寒羊富含半胱氨酸酸性分泌蛋白类似物1(secreted protein acidic and rich in cysteine like 1,SPARCL 1)基因结构及其各组织间表达差异,试验提取小尾寒羊肝脏组织总RNA,根据GenBank中公布的绵羊SPARCL 1基因序列设计引物,应用PCR技术扩增SPARCL 1基因编码区(CDS)。将扩增产物连接到pMD18-T载体进行测序,获得小尾寒羊SPARCL 1基因完整CDS区序列信息,应用生物信息学软件分析序列及蛋白结构。以小尾寒羊心脏、肝脏、肌肉、胃、十二指肠、小肠组织mRNA为模板,通过实时定量荧光PCR技术检测SPARCL 1基因在小尾寒羊各组织间的表达差异。结果显示,试验成功获得小尾寒羊SPARCL 1基因CDS 1962 bp,编码653个氨基酸;分子质量为74.39 ku,理论等电点为4.64,为亲水性蛋白质;SPARCL 1基因具有信息肽切割位点,为分泌蛋白;小尾寒羊SPARCL 1基因序列与NCBI中绵羊序列同源性为99.80%,SPARCL 1基因CDS区出现4处突变位点,但未引起氨基酸改变;SPARCL1蛋白存在77个蛋白磷酸化位点和3个糖基化位点;SPARCL1蛋白表达预测主要定位在细胞质;SPARCL1蛋白二级结构中α-螺旋、β-折叠、β-转角和无规则卷曲分别占31.9%、6.4%、28.7%和33.0%,三级结构预测结果与其一致。SPARCL 1基因在小尾寒羊皮下脂肪组织中相对表达量明显高于其他组织。本研究成功克隆获得小尾寒羊SPARCL 1基因CDS区完整序列,并对其序列、蛋白理化特性、结构及各组织间表达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为研究小尾寒羊SPARCL 1基因功能,探究其在小尾寒羊脂肪代谢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提供参考依据。

不同熟练度汉-维双语者语言任务的转换差异

本文旨在探讨汉-维双语者是否会出现语码切换代价以及切换代价有何特点。采用心理学实验的方法利用语码切换范式,探讨不同熟练度的汉-维双语者语码切换代价的特点。实验结果发现:汉-维双语者在实验过程中产生了语码切换代价,语码代价可能反应了汉语、维吾尔语这两种语言有着不同的存储机制。

略论秦汉律中的盗杀

秦汉时期法典中的"盗"含义逐渐丰富,涉及"盗"犯罪的法律规范也逐渐体系化。成立"盗罪"的核心要素是"取非其有","盗杀"的含义应当做广义解释,威势取财过程中致人死亡的犯罪行为皆应作为"盗杀"来考察。根据竹简秦汉律所见"盗杀"及相关犯罪行为,结合传世文献中的记载进行归纳、梳理,可见秦汉律中"盗杀"的定罪量刑概况。秦汉之后,刑律中"盗杀"含义发生了变化,"威力强取"致人死亡的行为及相应处罚不再集中规定,而是散见于针对谋叛、强盗、劫囚、略人略卖人等犯罪行为的处罚内容。

汉初王国行用汉法考论——基于张家山M336律令简的研究

汉初分封的同姓王国,具有一定的人事权、司法权,职官制度与汉廷相近,有时也会比附汉律令进行定罪量刑,但并不意味着王国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对此种种自治权,不宜过分夸大:无论是从名还是从实的角度看,皇权政治一直存在并占据上风,尊卑上下的等级关系也确定无疑。从朝廷颁行的律令看,汉法通行于天下,王国并非是法外之地,更非独立的主权国家;从汉文帝即位以来,朝廷对王国的控制与防范也在不断强化。秦汉之际,封邦建国屡屡再现,是封建观念意识的外在体现,同时也是尝试重建旧制的新实践。

从秦、汉律到唐律的变化看齐儒学对中国刑律的影响

从秦、汉到唐,中国刑律发生了从法治到礼教、重刑主义到恤刑主义、法不阿贵到刑分等级的变化。这些变化实质是在齐儒阴阳学的主导下完成的。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确立了“德主刑辅”的治国思想,把刑罚的作用置于礼教的从属地位。秦律奉行的重刑主义,在后世至唐的立法中逐渐被废止。秦律在法律适用上虽然做到了“刑上大夫”,但对各种犯罪仍然规定“同罪不同罚”。汉文帝后,“刑不上大夫”的礼治原则逐渐复活,到唐律形成“议、请、减、赎、当、免”完整系统的法律适用体系,使礼治的“亲亲”、“尊尊”在律法中得到了更彻底和全面地体现。汉以降,侵害父权和孝道成为刑律重点惩戒的对象,但实质是维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

张家山出土汉律的特色

从《二年律令》和《奏谳书》可见 ,作为“汉承秦制”之产物的汉律确实继承了秦律的基本原则。但与秦律相比 ,汉律在维护封建家庭伦理 ,惩治官员犯罪 ,抑制吏治腐败方面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严于治吏”的思想对今天的法制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