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生成与人工的协同设计——以中亚文化融入汉画像图式的交互定制产品为例

为探讨AI生成技术的人工使用,采用了文献调研法、数据分析与关联研究法。以中国古代汉朝著名的神道石阙画像石图式为素材,析出丝绸之路中多元文化交汇点的中亚文化图式元素,以可定制化并与用户交互完成的文创产品——虚拟交互AR产品赋予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地域特色,为科技注入温度,最终目的是把人类拥有的系统式创作能力的上限向上提升。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特点。儒家的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对鬼神的迷信和孝观念的盛行使两汉兴起了厚葬之风。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封建的家族墓地。对祖先的祭祀在民间盛行 ,并出现了祭祀的场所———祠堂。

从汉画看楚俗在汉代的延续及其影响

本文主要根据汉代画像石资料从六个方面对楚俗在汉代的延续及其影响进行了探讨。根据河南南阳、江苏徐州、安徽等楚国曾管辖区域出土的大量汉代画像石资料论证了:楚国的舞乐之风、急促之风、信鬼好巫、迷恋升仙、尊凤、崇熊等风俗在汉代仍有延续并且对汉代有一定影响。

东北汉族民俗文化构成及其特征

东北汉族民俗文化是由关内移民文化、东北原住地少数民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共同构成的,是多种民俗的集合体。这些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元素相互影响、吸收和共生,在东北特定地理环境下逐步形成了有别于中原汉族的独特关东风俗文化。

民国时期汉族婚俗文化中的服饰初探

从汉族的传统中式婚嫁风俗、西化新式婚嫁风俗,以及"中西结合"婚嫁风俗三个方面入手,对比分析了三者在婚嫁礼俗、婚礼婚仪中必备的衣着服饰及其丰富寓意中的实际情况,指出了民国时期汉族婚俗文化中的服饰出现强劲的改良和变革的态势,呈现出"新旧并呈、中西杂糅、多元发展"的特征。

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略论

中国古代传统羁縻政策的发展演变,与中国古代民族史乃至中国古代史相始终。是中国历代中原王朝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实现和维护大一统王朝理想的重要策略。从这个角度而言,传统羁縻政策的演变过程,实际上就是历代中央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治理方式的演变过程。其特点是由松到紧、由间接治理逐渐向直接统治过渡。

流变与传承——秦汉时期“伏日”考论

"伏日"的习俗有古老的渊源,秦德公"初伏"仅指秦国第一次举行祭祀活动。作为节令的"伏日",专指"初伏"那一天;"三伏"的具体时间受到夏至、立秋的日期和其所在"庚日"与夏至、立秋之时间间隔的影响,每年均不固定。《后汉书》所记"初令尽闭门"与《二年律令》所载"伏闭门"并不矛盾,前者只是汉和帝在执政期间初次施行。虽然在汉初和东汉都有"伏闭门"的习俗,但前者是当时政治环境与人口控制政策的产物,而后者则主要受阴阳五行思想的影响。

论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的影响

风俗文化对汉代文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从共时态的角度去看,风俗文化不但促进了汉代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且与其很多内容和艺术特质的形成都有密切关系;从历时态的角度去看,风俗文化的一些阶段性变化与其对文学影响力强弱的变化引起了汉代文学的某些相应的发展变化;从地域差异的角度去看,汉代不同地域风俗文化的不同特点使得本时期文学作品在内容、语言、艺术成就及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某些地域性差别。

考古所见先秦两汉的床及其礼俗初探

中国古代,早期床的演化经历了一个由专而泛的过程。在殷墟卜辞和西周文献中,床专指卧具,东周时期床分化为坐具和卧具,汉代又附加了榻之类坐与半卧的功能。唐宋以来,很多与坐卧无关的床形器物,也被叫做床。考古所见早期床的形制,也反映了这一过程。同时,古代在使用床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文化和礼俗。

字辈习俗在东北汉族乡村中的弱化与消亡——以辽西某地一个刘姓家族为例

基于对辽西某地一个刘姓家族的田野调查,指出百余年来东北汉族乡村的字辈习俗正在不断弱化和消亡,具体表现在典型特征减少、文化重要性降低和延续危机等方面。由于宏观社会变迁带来的外在阻力,以及源自当地人口、经济、文化等既有特征的内生阻力,字辈习俗的文化功能与发展环境间出现匹配错位,最终导致习俗弱化与消亡。指出此种现象反映了文化的时空差异性与生成性,并体现了姓名内容对姓名形式的选择性。

论汉代择吉民俗的发展及其特征

在汉代,以“三合”及“生旺”等为代表的五行理论已完全成熟,这一理论成为包括择吉术在内的传统术数的理论基础。由于择日办事世风之炽烈,两汉时期出现了建除家、五行家、堪舆家等多家择吉流派,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择日专历,最后导致择吉日书与历书相结合,使汉代成为我国择吉黄历草创的重要时期。

《史记·货殖列传》与《汉书·地理志》地理风俗记载关系考论

《汉书·地理志》地理风俗部分在文字形式、分区框架以及地理风俗思想上基本袭用了《史记·货殖列传》,并糅合了刘向、朱赣二人的成果而写就,故而《地理志》地理风俗部分的记载创新不多,它在地理学史上应当重新定位。

汉赋与汉代酒文化的以乐为本及其流变

汉代酒风的炽盛是汉赋中酒文化的社会原因。调和人伦、献谀神灵和祭祀祖先是汉赋中酒的基本文化功能。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赋中的酒文化,可见以乐为本是汉人酒文化的精神内核,而汉末则成为酒文化以悲为怀的开端,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扬雄《逐贫赋》与汉代民俗

《逐贫赋》并非运用了拟人和想象,其中的“贫”实系西汉民俗信仰中的“贫鬼”,与此相关的民俗为“除贫”。《逐贫赋》第一次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回答了文化史上一个重大命题:当被政治的浊流冲击到社会生活的边缘以后,作为一个文化人应该以什么方式完成文化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香料与香具探析汉代用香习俗

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植物性香料十余种,分别为花椒、佩兰、茅香、辛夷、杜衡、藁本、桂、高良姜、姜等;香具四种,分别为香奁、香枕、香囊、熏炉(配有竹熏罩)。它们基本代表了西汉初期贵族熏香习俗的物质概貌。汉代人对香料的使用,既有着美味饮食、宗教祭祀、香身、保健、防腐等实际用途,更有着对香料所蕴含的精神气象的迷恋,反映了当时的用香习俗。

研究中国风俗史要注意民族性和历史性——《汉族风俗史》序

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内研究民俗文化，既要注意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又要注意汉族民俗文化的研究；既要注意民俗志的研究，又要注意民俗史的研究。研究中国风俗史既要注意民族性，又要注意历史性。

论汉代的尊师风尚

汉代在继承先秦尊师传统的基础上,把尊师传统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尊师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一方面,官学教师的地位较高,政府对这类教师相对尊敬。这些人有官俸可享,有公舍可住,有进一步升迁之机遇。另一方面,在私学教师中,除"名儒世家"、"名师"有被察举征召之机会外,广大普通教师的社会地位则缺乏保障。实际上,汉代尊师更多的是一种民间行为,存在于社会众阶层中,尤其是师生之间。无论是统治阶级的掌权者,还是处于社会低层的劳动人民,都表现出对教诲自己的师长的尊敬和礼貌,这说明在汉代尊师具有普遍的社会性。这种尊师风尚的形成既是先秦尊师理论与实践影响的结果,也是当时众多有识之士大力呼吁、倡导乃至身体力行的结果,同时也与汉代确立的重视教育的文教政策有关。尊重教师,就是肯定教育,重视知识,这种尊师的风尚,成为汉代教育发展的一股强大动力。同时,尊师重道在学术思想上的表现即为严守师法、家法,这就严重地限制了学者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不利于他们开阔眼界,增长知识,这种墨守成规的做法,也使经学步入了僵化的死胡同。

汉族毒蛇禁忌习俗研究

我国汉族普遍对毒蛇持禁忌态度。汉族毒蛇禁忌习俗源远流长。人们将蛇列为五毒之一,将毒蛇视为对人类生命构成严重威胁的自然力量的代表。汉族许多习俗都与毒蛇禁忌有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习俗都属于毒蛇禁忌的范畴。正是在这种毒蛇禁忌习俗的基础之上,在某些特殊场合,汉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非图腾崇拜性质的崇蛇习俗。不过,汉族崇拜毒蛇仅仅限于利用毒蛇来避邪御凶。这种崇拜是由对毒蛇的禁忌转变而来的。

汉族风俗形成和发展论——汉族风俗研究之一

汉族风俗随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而形成和发展 ,其经历了先秦时期的孕育 ,秦汉时期的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变异和重构 ,隋唐时期的整合和发展 ,五代宋元时期的变异和重构 ,明清时期的重新整合和发展 。

新疆地区出土覆面研究

本文对新疆地区出土的覆面进行了梳理,认为其使用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汉晋时期、十六国至唐代。第一阶段覆面的使用是极个别的现象,并没有成为固定葬俗。第二阶段覆面数量较多,主要出土于塔里木盆地边缘。覆面形制较固定,覆面上的纹饰有较多汉地因素。第三阶段覆面数量多,集中出土于吐鲁番盆地。此阶段覆面形制十分特殊,纹饰带有明显的中亚风格。第二、三阶段覆面的出现当是受到中原地区的影响,金属制眼罩应该来自中亚,非本地产物。通过覆面可以窥见,十六国至唐代吐鲁番地区的墓葬及葬俗是以中原文化为底色,吸收借鉴西方文化因素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地方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