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汉塞“河渠卒”为“治渠卒”辨

西汉中期以降至东汉前期,汉帝国为抵御匈奴,曾在河西地区组织长期屯戍活动。西北汉简所见边塞屯戍组织中的兵卒,除戍卒、田卒等外,还多见有所谓的"河渠卒"。辨析居延汉简、肩水金关汉简史料,并参据传世文献,传统认识上的"河渠卒",似应定名为"治渠卒"。"治渠卒"主要在河西屯田地区从事水渠修筑建设与水利工程维护。

汉代西域都护设置的时间及其职责相关问题考辨

西域都护是汉王朝为保持干预西域事务的强大影响力、保障丝绸之路畅通而设立的管理西域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河西汉简和传世文献中元康年间的"都护"都是当时完整意义上的"西域都护"。神爵二年之前,西域属于汉匈争夺地区。神爵二年,随着匈奴日逐王降汉、车师彻底被汉王朝占领,匈奴在西域的主体势力基本瓦解。西域都护军政职能的强化,不仅对西域南北道诸国进行领护监管,还统一管辖了包括屯田机构在内的汉王朝在西域的其他机构,因此,传世文献称西域都护建立于神爵二年有其合理性。西域都护具有使者、"加官"性质,是汉代领护边疆少数民族的使职;西域都护通过"护道"实现"护国",通过"护国"最终实现汉王朝打击、孤立进而迫使匈奴臣服的战略目标。

汉朝和平接管河西,不由攻夺强占

西汉元狩二年(前121)秋,匈奴单于伊稚斜怒浑邪王、休屠王被汉军杀虏数万人,欲召诛之。浑邪、休屠二王恐,谋降汉。与汉共谋既定,休屠王却悔而不降,浑邪王杀休屠王而兼并其众。霍去病迎降大军渡过黄河,与浑邪王众相望,忽闻浑邪王部下颇有疑汉军掩杀而逃跑者,霍去病轻骑驰见浑邪王,坚其降汉决心,促使其果断平乱。之后,浑邪王遂率四万余众降汉,河西之地由此纳入汉朝版图。浑邪王降汉之事,《史记·匈奴列传》等篇皆有所载。班固亦取《史记》之说,在《汉书·武帝纪》等诸多篇章中亦屡屡载之。确知浑邪、休屠王降汉,是匈奴单于逼出来的,不是汉朝迫降的。但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上)》将票骑将军于元狩二年春夏两次"击破匈奴右地",同当年秋"降浑邪、休屠王"二事笼统混言,给后世造成"票骑将军迫降浑邪王"的误解,又在《汉书·地理志后叙》说:"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时攘之。"给后世造成"汉朝武力夺得河西之地"的误解;本属匈奴内部矛盾,而无端改换为汉匈矛盾,显然都是错误的,亟应加以纠正。

汉唐时期河西走廊经济变化与城镇发展间的互动

自汉至唐,因帝国政治、军事及边防安全等多方面因素,河西走廊地区农牧业经济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或快速发展,或停滞不前,甚或倒退若干年。而与此相辅相成、互相依存的城镇发展,也同样成为反映不同历史时期河西走廊与中央政权关系的晴雨表。通过汉唐时期河西走廊区域经济与城镇发展进程及其关系的考察,折射出该地区逐步中央化、国家化的反复渐进过程。

论西汉的屯垦戍边

中国的屯垦戍边最早始于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对边疆地区实行最久的一项利国利民的民族政策,至今还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汉简所见河西长城日常戍防管理制度探析

汉承秦制,为更好地发挥西北地区长城的防御功能,汉朝政府为其制定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人事管理和日常戍防管理制度。其中"行塞"和"秋射"两个制度是日常戍防管理制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通过对现阶段出土汉简以及史料中关于"行塞"制度与"秋射"制度的相关内容分析研究,来探析河西长城的日常戍防管理制度,了解汉代边防防御体系的运作与作用以及历代长城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发展。

基于历史军事地理视角的河西与汉匈战争

两汉时期,河西因地处关中、西域、内蒙、河湟四大区域之间,道路汇集、地形险要、农牧业发达,战略区位价值较高,是汉朝与匈奴激烈争夺的军事要地。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河西归汉后,汉朝采取诸多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经过初建、发展和成熟三个阶段,逐步提高和完善其防御能力,继而以河西为基地不断地北伐和西征,始终掌握着对匈奴交战的主动权,为汉朝最终战胜匈奴起了重要作用。但河西的重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显呈现由低到高、由高到低循环往复的变化特点,除地缘因素外,还受王朝综合国力、对外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汉简所见河西边塞戍卒死亡原因考

依据出土汉简资料,对汉代河西边塞戍卒的死亡原因进行分析。发现以伤寒为主的疾病,游牧民族入侵引发的战乱,国家政局动荡造成的饥寒,触犯刑法以及因个人矛盾导致的械斗等,是致使河西边塞戍卒死亡的重要原因。

汉简所见河西边郡“盗贼”考论

本以防御匈奴为第一要务的汉塞戍吏却担负着"备盗贼"的治安职责,这缘于河西边塞的"盗贼"不仅包括匈奴,也有境内的叛逆者、盗窃者、贼燔者、边塞当地斗伤、贼杀人者,中原内地因犯罪而隐匿于此的亡命者,更有戍守边塞的吏卒兰越汉塞逃入匈奴者。河西边郡盗贼的活动空间广阔,分布地域广泛,复杂性、偶发性、不间断性和危害性极大是其突出特征。汉朝政府灵活调整策略,赋予戍边军吏"备盗贼"之职,凭依着汉塞整体性的军事防御构建,充分发挥汉塞既是抵御外族侵扰的最外围防线,又是汉朝境内维持社会治安的最后一道屏障的二重功用,使戍吏肩负起军事防御和境内治安管理的双重角色,有效地化解了边塞盗贼带来的国防隐患问题。

河西之战及其影响

随着西汉中期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汉朝对匈奴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由和亲转为战争,汉武帝元狩二年的河西之战便是其中典型的一次。鉴于河西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性,这次战争产生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汉简所见河西边塞军屯人口来源考

河西地区是西汉王朝防御羌胡的边防要地和经营西域的基地,军屯系统在河西的防卫和开发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认为从河西出土的汉简来看,汉代河西边塞军屯人口来源十分广泛,除戍卒、田卒、骑士外,还有大量征调来的应募士、良家子、谪卒,以及随军家属、私从者、葆子等。

汉朝政权对西域民族地区经略的革故鼎新

提到西域和丝绸之路,就不能不提起汉朝,汉朝政权对西域民族地区的经略不仅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也成为后世历朝治理的范式。汉朝政权对西域经略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当时国力强大,其次是西域都护管理制度的建立、发展丝路交通、屯田戍边等各种革故鼎新的得力举措。这些举措促成了西域地区各民族对汉朝政权的人心所向,同时也促成了西域民族地区各方面的社会进步,建构了内地中央政权对西域治理的成功范式。从根本上来说,这些举措能够形成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于灵活创新,也是由于这些举措促进了多民族的互利共赢格局,而加强沟通则直接促进了中央政权对偏远民族地区的管理。这些经验对于现代民族地区的治理仍然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