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关于北京大学藏秦简《算书乙种》的综合研究

新近公布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中有三种前所未知的数学著作,《算书乙种》是其中之一。本文首次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分析其体例与编纂特点、知识类型与数学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背景,并修正了以前学术界的若干不当认识。此书为撮编之作,结构上有一定层次,体现出编排的意图但考虑不周。作为实用算法式数学文献,此书不属于从“九数”发展至《九章算术》的经典系统,但它的内容仍为刘徽关于《九章算术》源于其先秦祖本的记载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同时,此书也为研究秦国和秦代社会经济提供了难得的原始文献。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简牍为载体的编辑与出版——以秦汉时期为例

秦汉时期的编辑活动主要是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存在于“述”“论”和辨伪、编校活动中“。述“”论”是当时著书的主要方式,都以对相关文献的收集与整理为前提。汉时伪书盛行,作者需在“述“”论”过程中对所用文献进行辨伪。汉时兴起了专门的辨伪之学,也需要对辨伪的对象和佐证进行收集与整理。两汉政府定期组织对图书的编校,也以大量占有和整理书籍为前提。秦汉时期出版物的主要载体是简牍,其制作因地、因材制宜,故所见各种性质的书籍形制多样且多有不合标准者。书籍撰写和复制也需依载体形制合理安排版面,选择书写格式,充分利用空间的同时保证阅读清晰。出版物的大范围传播需要政府主导,民间传播主要依靠经学和经济力量,范围较小。

河西屯戍汉简诗歌文献探析

出土于疏勒河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河西屯戍汉简,部分简文与文学关系密切,部分简文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经梳理目前公布的河西屯戍汉简资料,发现其中有12首诗歌。这些诗歌虽然多为残篇,但保留了汉代西北边塞诗歌的原初形态,真实反映了汉代的边塞风光、边境的社会生活和边关军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丰富了汉代底层文人的诗歌文献,拓宽了汉代诗歌的题材范围,为探索汉代诗体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译使萍踪:悬泉置汉简所见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

西域诸国间的交往,是悬泉置汉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往来其间译使的接待与管理借助大量的传文书与接待记录体现出来。该文以日逐王、龟兹王及焉耆、危须一次使团的接待,探讨其中涉及的各类文书体现出来的译使管理制度。如“日逐王”降汉的时间应该在神爵二年,迎接日逐王的人员除了郑吉之外,还专门派人员由长安到敦煌、酒泉主持迎接一事。“乐汉衣服制度”的龟兹,在其国王绛宾娶乌孙公主的大女儿之后,为汉文化在西域的传播提供了极大便利。

《武威汉代医简》所载“肺腧”穴研究

通过释读《武威汉代医简》相关简文,分析其所载“肺腧”定位的表述方式,并结合传世文献,探寻其具体定位,梳理其演变脉络。《武威汉代医简》所载“肺腧”与后世的厥阴俞在定位、主治方面十分契合,可补全厥阴俞演变进程的缺失环节,故《武威汉代医简》所载“肺腧”应即为后世厥阴俞。且通过对比古今厥阴俞主治功效,参考现代临床报道,厥阴俞的功效主治应还存在进一步研究与补充的空间,比如可用于初步探查病变脏器及治疗肝胆病所致胀满。

西北屯戍汉简所见复姓辑考

西北屯戍汉简绝大多数是文书性质的简牍,姓名资料非常丰富,是研究汉代姓名学的重要史料。西北屯戍汉简所见姓氏以单姓为主,目前所见复姓34个。通过结合秦汉印章、封泥中的复姓资料,对西北屯戍汉简中的复姓进行辑考与统计。

秦汉刻写文字与早期篆隶书法

小篆和隶书是秦汉时期的主要书体。秦时小篆是官方法定文字,隶书为记事急就字体,至汉时,隶书成为主流,篆、隶地位发生变化。撷取秦汉典型“刻”“写”文字材料,梳理了秦汉时期篆、隶的演变过程,指出:秦石鼓文明显继承了西周金文大篆体;至春秋时“秦公钟”“秦公镈”“秦公簋”已开小篆之先河;到了秦始皇时期,小篆在官方的大力推广下日渐标准化,且随着政治、社会生活的频繁,古隶即秦隶产生并应用于简牍书写。经过西汉一代的发展,至东汉末,以《曹全碑》为代表的“隶书”书法已至登峰造极之境界,隶书也成为官方规定的标准书体。

肩水金關漢簡校釋之二

本文對《肩水金關漢簡》中的58枚簡牘釋文問題做了討論,指出其中70多處釋文問題。其中改釋和補釋文字50多個,爲金關簡的解讀利用和今後漢簡釋文整理提供參考。

尹湾汉简“乘輿”再释——兼论“乘輿”的语义演变

尹湾汉墓简牍《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簿》中“乘輿”二字多次出现且均冠于各类器物之前。在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进一步分析其构词理据的基础上,探究其词义的历时演变,认为“乘輿”一词最早出现于先秦时期,作短语使用时为“乘坐车子”之义;作词使用时其本义为“泛指车驾”,并引申出“专指天子的车驾”“代指皇帝”等义。

西北汉简所见汉与乌孙“和睦相亲”语境下的交往交流

西北出土汉简记载了诸多汉朝与乌孙交往交流的历史史实,汉简所昭示的“和睦相亲”语境下的和亲、册封、归义、进献、贡赐等,以出土文献为有效载体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乌孙篇章。

《肩水金关汉简(贰)》历简年代考释

2012年《肩水金关汉简(贰)》出版,本文考释17枚历谱散简、9枚纪年残简和8枚月朔简的年代。将11片断简仔细缀合成5枚,连同原有6枚全简,认为属于居摄元年(6)同册历谱。指出:T24:208号简的"延和三年"就是征和三年(前90);T23:103号简应考为鸿嘉三年(前18)闰八月庚午朔,为特殊置闰,《二十史朔闰表》等今用历谱闰九月庚子朔有误。

汉代上计制度论考──兼评尹湾汉墓木牍《集簿》

尹湾汉墓简牍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批是西汉时期郡县级行政档案，记载有西汉后期东海郡的社会、经济概况，对于研究汉代的上计制度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依据这批珍贵的史料对汉代上计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悬泉汉简所见汉代乌孙的几个年代问题

本文利用新出土的敦煌悬泉汉简,对乌孙历史上几个重大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代,进行了探讨。认为西汉王朝分立乌孙大小昆弥之事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四月之后,而不是传统观点所认为的甘露元年;西汉划分乌孙大小昆弥地界和人口的时间,在不是甘露三年,而甘露元年和甘露二年;卑爰疐杀乌日领和归义西汉王朝的年代,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孙建袭杀卑爰疐的年代应在公元8～15年之间。

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西北边疆经略的影响

虽然丝绸之路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但研究丝绸之路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影响的作品并不丰富。如今在海上丝绸之路代替陆上丝绸之路将近千年、"一带一路"成为中国西部发展及向西开放的国家战略之时,研究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不仅对我们今天实施即发展中国西部又向西开放的"一带一路"战略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而且也对解决中国西北边疆存在的某些问题有所借鉴。基于以上两点,本文通过比较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前后的亚欧交通运行及对接实况、中国版图从中原向西推进的变化及中国由对中原的治理转向以绿洲穿越戈壁沙漠为特征的西北边疆治理后采取的治理策略等方面,对丝绸之路在西汉贯通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的研究结论如下:丝绸之路能够在西汉贯通,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结果,对中国经略西北边疆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向西开放发展的战略得以实现;中国西北边疆得以拓展和中国版图得以扩大;中国传统治理边疆策略逐渐形成。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西北版图基本随丝绸之路的贯通而奠定。

从西北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论语》简看汉代儒家文化的流布

通过对敦煌、居延、西域出土汉简和朝鲜半岛出土汉简中的《论语》等儒家文献的分析可知,西汉王朝武力开拓边疆的同时,还把当时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和思想理念传播到了河西、西域以及朝鲜半岛,同军事、政治三位一体,维护了大一统局面的实现和东亚汉文化圈的形成。

汉酒泉郡十一置考

敦煌悬泉Ⅱ0214①:130简记载了汉代河西四郡境内交通路线及其里程,弥足珍贵。本文在反复实地考察及考证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于简中所记汉酒泉郡十一所置的设立及其位置进行了考证。

《武威汉代医简》用字的构形模式分析——武威医简用字“六书”分析之一

《武威汉代医简》的用字情况大体上反映了东汉时期汉字发展和使用的基本情况。文章以许慎的“六书”说为依据,兼用孙雍长先生关于汉字构形10种思维模式的理论,对该医简全部用字的构形模式进行了分析,认为“六书”说的实质是以字形分析为核心的汉字形音义关系学说,至今仍是分析汉字形音义关系的重要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