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之学”视野下的曾国藩“奇偶互用”说

曾国藩在奠定“士大夫之学”学术规模的过程中,根植《易传·系辞》的宇宙观和张载的辩证观,依据韩愈“孔墨相用”说而提出“奇偶互用”说。相较清中叶以来“奇偶相生”“奇偶相杂迭用”“骈散相成”“奇偶相间”“奇偶相参错综”等说,“奇偶互用”说确立“奇”为本位、以“奇”兼“偶”的体用关系,主要从行气运辞、天授人事的角度记述奇偶,重塑韩愈古文在学术分途中的连接作用与在文体演变中的典范价值。该说完善并发展了姚鼐“文分阴阳”说,试图纠正桐城理论阴阳分判、偏于阳刚,而创作失之阴柔的流弊。曾国藩大胆接受富有争议的“孔墨相用”说,体现了其在晚清大变局中,借助韩愈归本经子、博学于文的“大贤君子之道”,复兴修己治人、经世致用的大人之学的淑世情怀。

学人游幕与晚清汉学

学者在幕府中专门从事学术活动,并形成一种风气,是清代幕府独有现象。各种机缘辐辏之下,汉学在晚清不但没有迅速走向衰落,而且有了新发展,其中学人游幕起了重要作用。道光以降,学人游幕对汉学地域的扩展、汉学人才的增加、汉学研究领域的扩充、大型学术文献的整理编纂、重要学术著作的产生都起了重要作用,从而推动了汉学在晚清的继续发展,有助于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

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评说

本文充分肯定了赵之谦《汉学师承续记》在资料收集、资料使用方面的成就,同时指出了该书所撰人物小传尚有疏漏、著录各家著作时有缺失等不足,就整理本存在的问题也作了客观的分析。

家学渊源与经学旨趣——清代汉学家“家法”观念浅析

自清代惠栋首倡"家法",以方法与观念为二重约束,树立起汉学与宋学两家之藩篱。如果以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记载的惠栋事迹为考察对象,并对比《国朝宋学渊源记》的相关描述,可知江书选择"师承"、"家法"论汉学,而以"渊源"论宋学,盖出于特殊的考虑:即为了大力彰显汉学一派的治学特色。而惠栋首倡"家法",存在"传家学"与"传经学"两个目的,既与其"四世传经"的家学背景有关,又出自其继承圣人理义的经学旨趣。此后,汉学一派确立了"传经学"的考据路径和严格态度,虽存在混淆汉儒师法家法的缺陷,但仍实现了对汉代治学成果的继承与发扬,形成一代学风。

汉儒从祀文庙与清代官方的汉学评价

有清一代,汉儒郑玄、许慎、刘德与赵岐先后从祀文庙,尤其是清朝褒扬郑玄、许慎、赵岐三位东汉儒生的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明嘉靖九年确立的文庙从祀独重西汉传经之儒的标准,这对清代汉学具有鼓舞、提振的意义。但是,是否得到朱熹的赞许,或者是否有助于宋儒发明义理,成为清代官方考虑汉儒能否从祀文庙的条件,也是评价汉学价值的重要尺度。清朝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等官修书籍中展现出汉宋兼采的态度,但在讨论汉儒从祀文庙这一议题时,则凸显出宋学居于汉学之上的秩序观念。清代官方的汉学评价,在不同语境中存在有微妙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