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对西汉文人创作之影响

《离骚》作为楚辞代表作,深受西汉王室和文人的喜爱。他们视屈原为爱国忧民的榜样,开创了借榜样咏己的写作方式;西汉文人对楚辞的摹拟创作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楚辞的原始风貌,楚辞的鬼怪神异色彩和富丽语言也被文人化用到赋中。辞赋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促使经学将辞赋正统化,对后世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灭刘氏者龚也”:南汉宦官政治新探

刘谦、刘隐出身岭南地方豪强,因为文化弱势而积极与士人合作,坚持士人政治。刘䶮在位期间一直没有解决权力合法性问题,难以改变相对于士人的文化弱势处境,从而对士人不满,质疑士人政治,逐渐以宦官制衡士人,终于在晚年形成宦官政治取代士人政治的趋势。宦官在刘晟摆脱内忧外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解决了刘晟的权力合法性问题,从而真正崛起,推动南汉正式形成宦官政治,导致士人在南汉权力结构中的边缘化,让士人产生强烈的政治离心倾向,为南汉政权的覆灭埋下伏笔。

汉魏六朝文学批评的性质和特征

本文认为,汉魏六朝文学批评性质应该在前后期的比较中考察才能得以确定。总体而言,先秦文献所论有关文章写作的意见,绝不可等同于后世的文学批评,实际只是在社会进化过程中,关注文事的人对写作在社会活动中起到的作用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在先秦时期,文章写作作用的认识,就是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发展期,所以这一时期的批评只能用文章写作的论述来概括。自战国策士至秦汉,尤其是西汉,“文人的写作”开始产生,而西汉的文学批评,就与先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西汉人的文章写作活动以及对文章写作价值的认识,都在为文学的自觉作准备。若从汉魏六朝大范围论,都可以概括为“文学自觉时期写作的批评”,随着魏晋以后文学一科的独立和成熟,文艺性文体日渐成为文人主要表达情感的文体,文学批评也因此而走向成熟,批评的系统化、理论化达到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高峰。

北宋初汉族男性服饰特征探微

通过对晚唐至北宋初品级朝官、在野隐士及平民等汉族男性所着服饰及其特征进行研究,此时男性服饰所呈现出几种不同之"变"的形态在动乱结束后长期并存,并在服饰历史发展中均发挥着不同效应的影响作用,以此力求反映和折射出当时不同阶层的审美趋向、精神文化追求及社会文化的变迁,即无论是品级朝官与在野隐士所着渐儒趋雅风格的服饰,还是平民所着便捷实用的服饰,均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当时世人的一种复古心态,反映出北宋初期男性服饰风格发生变革的轨迹。

家族史的建构:宋朝士人阶层追寻的精神家园——以相州韩琦家族为例

宋朝在中国古代家族发展史上是承前启后的时代。诸多士大夫不懈努力,不仅从理论上丰富并发展了传统社会的家族理念,形成了有着宋代特色的关于宗族的系统论述,而且,很多士大夫身体力行,逐渐完善了这套宗族理论。相州韩琦家族就有寻找祖先的曲折历程。韩琦本人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他找到祖先墓地的种种经历,构建了系统而完整的相州韩氏家族的谱系。毫无疑问,这些弥足珍贵的记录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不仅于韩氏家族本身,对宋代历史的研究也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不过,韩琦叙述家族历史的文字颇为模糊,需要认真解读,才可寻绎到历史的踪迹。

张含文学交游考

云南明代文学家张含与主流文学家杨慎、李梦阳、任瀚等人有较多的文学交往,在本地也形成了以李元阳、胡廷禄、木恕卿等人为中心的交游圈,打破了云南文人相对独立的地缘局限,既促进了云南与中原主流文学的和合,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云南文学的影响。

论东汉中后期士人的群体心理

东汉中后期士人群体的形成是儒家经学的极盛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是东汉中后期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的成员通过心理和感情的交流,形成自己的群体心理,产生了心理相容、群体规范、群体凝聚、类化趋向等群体心理现象。它是我们研究东汉中后期社会状况与历史变迁的一个新的角度和方法。

文人精神的积淀与抒发——说秦岭韩愈祠及相关诗作

西安周边,曾有多处韩愈祠。其中秦岭韩愈祠更为后人所关注,且产生了诸多诗作。明、清两代吟咏秦岭韩愈祠的诗篇,主旨基本上是一致的,都是在文学的角度赞颂韩愈“文扶八代”,而在精神层面赞扬韩文公之道、忠、诤,较少见到其他主题,更无负面评价。这表明,韩愈的人格,他的风骨和精神,已经化为中国文人的一种传统精神,这种精神的核心内涵就是坚守本心和铮铮风骨。这种精神,不仅给后世文人绵绵不断的激励,而且在他们亲身经历(如拜谒韩愈祠)的过程中反复体验,在体验后形诸吟咏,在反复不断的吟咏中又不断充实、丰富、积淀,从而变得更加凝重、厚重,成为中国文人乃至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核。

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可接受性文本建构

篇章的可接受性与创作者的文本建构密切相关,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可接受性文本建构主要表现在诗歌文本"召唤结构"的设置和对"隐含的读者"的预设。召唤结构体现在语音语调层、意义建构层、修辞格层、意象意境层、思想感情层;隐含的读者主要是指失意者群体和相思者群体。

西汉三辅文人群体考论

西汉时期,三辅地区成为学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文人云集,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最集中的文人群体。三辅文人群体的形成与以实关中的移民政策、尊儒术兴太学的文化政策、察举征召的用人政策有着密切关系。三辅文人以其煌煌之作造就了汉代文学之盛,在文学精神、文学体例、文学风格等方面沾溉后世。

中国汉代文人的音乐审美倾向

汉代是古代音乐发展的第一次高峰时期,其中汉代文人对音乐的审美倾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音乐的今后发展。汉代音乐发展中,文人重视对音乐中个性的表达与追求,强调"至道",致力于实现以此为基础的"含蓄"与"弦外之音"的良好美学感受,所以在我国音乐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孕育出独特的审美境界,并产生了相对深刻、独立而广泛的影响。

辽朝汉族文人心态透视

辽朝的汉族文人是辽境内高水平文化的负载者,其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对本朝文学的影响十分显著。对他们的社会心理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辽朝汉族文人的政治态度在前期呈离心趋势,至中期则表现为向心趋势,辽亡前后则以灵活性、变通性为主要特征。民族关系的变动是影响汉族文人心态的最基本的因素。

清初宗室诗人文昭交游考论

清初宗室诗人文昭是清初积极接受汉文化的实践者,一生致力于写诗,交游颇广,与满汉诗人往来唱和,这对他作诗技艺的提高和诗风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他登上汉语诗坛是满汉文化碰撞交融的结果,他的汉诗创作影响着其他宗室诗人,促进了满汉文化交融,某种程度上再现了中国各民族文学文化互学互鉴的历史图景,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韩凭夫妇故事流变中的文人旨趣

韩凭夫妇的爱情故事在中国汉代民间就已广为流传 ,其后渐为文人所关注 ,见诸由晋至清的诸多古籍记载当中。本文采用主题学的研究方法 ,纵向比较该故事在流变过程中产生的歧异 ,注意到宋代之后文人受时代思潮影响 ,记叙韩凭夫妇故事逐渐脱离了此前歌颂忠贞爱情的主题 ,更侧重于突出韩凭妻的节烈和文才 。

汉代文人诗歌引《诗》考论

汉代文人诗歌创作对《诗》的篇名、成词甚至成句直接加以引入,或作变式融入,特别是创造性地吸收了《诗》的情境和意象入诗,改变了文人过多重视《诗》的思想性状况,从而转向了与对《诗》文学性挖掘并重的境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创作对《诗经》经学性的背离。

金元之际的汉人世侯与文人

金元之际,北方中原地区成为金、大蒙古国、宋政权的争夺对象,汉人割据军事集团乘势崛起。其中,真定史氏、东平严氏、顺天张氏等成为代表。他们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互争雄长,而且多注意涵育文化、保护文人,对易代之际的文学承传和发轫元朝自身文学,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论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

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皇权异化,士大夫对皇权表现出明显且复杂的制衡性:既有道义制衡,亦有权力制衡。东汉中后期士大夫对皇权的制衡,对当时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汉后期的政治特征以及士大夫阶层在形成和发展前期的一些特点。

略论汉代绘画与两汉哲学思想

汉代绘画在题材内容上出现了神话、现实和历史三种图景相互交融的特征,这正是汉代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发展变化的鲜明反映。从汉代壁画、帛画和漆画的内容可以看出,汉代绘画的内容特征与汉代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有密切联系,进一步说,汉代绘画受到董仲舒"天人感应"说和经学、谶纬思潮等的影响,从中可以窥见处于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期的两汉绘画从神界走向现实人生的"天人合一"格局和复杂精神气候。汉画像石、画像砖这种画像艺术形式的出现,与汉代的厚葬习俗有密切关系,表达了汉代人的丧葬观念和人生信仰,也揭示和流动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精神,与汉代独尊儒学的经学思潮相呼应,从中进而可以窥见汉画像在思维方式、表现内容、空间结构和符号图像等方面的审美价值取向,以及汉画像所蕴含的中国绘画思想史意义。汉代唯物自然观和无神论思想、唯物形神观的形成,对汉代绘画思想产生的积极影响。汉代墓室壁画、帛画和汉画像所营造的内容丰富的图式,正是从董仲舒的经学、天人感应说和《淮南子》、扬雄、王充的唯物自然观等为哲学基础和内在思想逻辑架构的。可以说,汉代的哲学思想已然变成了汉代绘画的"活的灵魂"。从这里出发,"哲学正变成"以后中国绘画的"活的灵魂"。王延寿"随色象类"艺术命题的提出以及宫廷画和文人画的出现,表明汉代绘画的辉煌建树,已然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第一个艺术高峰。

论汉魏六朝文人俗赋

汉魏六朝文人俗赋冲破了辞赋宫廷化、贵族化的藩篱,将眼光投向社会下层和世俗人生,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巧妙,风格诙谐,在传统文人雅赋之外别立一格,使赋坛上雅俗共存,典丽与通俗兼容,大大丰富了汉魏六朝赋坛的景观。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文人俗赋数量不多,创作队伍不大,发展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在雅文学的夹缝中浮沉挣扎。这种局面实在是汉魏六朝雅文学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文学为贵族所垄断时代之必然。

汉代士人心态与身份的复杂性及其对文学观念之影响

汉代的政治格局使得汉代士人(或士大夫)有着矛盾的文化心态与复杂的身份,他们在与君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力的紧张关系中从事着精神文化活动,他们的身份也因此出现多维度的情形。"文人"是汉代士人多重身份中的一种,这种身份的形成体现着士人阶层对精神生活之独立性的吁求。"文人"身份的形成对汉代文学观念的发展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