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阙”

阙是古代建筑群入口的建筑,随着朝代的更迭不断变化。在习近平新时代的城乡建设中,应当在保持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阙”这种建筑形式新的文化内涵,起到美化城市,提高城市文化品位,重塑古城风貌,画龙点睛的作用。

汉代仿木构遗存的建筑信息识读与辨析

目前中国汉代建筑史的研究因缺乏木构实例,极大程度上倚重于参照木构建筑形象建造或制作的各类仿木构遗存,主要做法为从遗存中获取木构建筑形式、结构特征及细部构造做法信息等。仿木构并不等同于木构,因此,在将遗存中的仿木形象作为建筑史研究证据之前需要进行木构真实性的识读、辨析工作。这一基础工作需要展开两个阶段的研究,首先针对不同材料、不同空间类型的汉代仿木构遗存,对其中的木构信息转译特点进行总结;其次,选取遗存量大且具代表性的崖墓、建筑明器与石阙,在把握汉代遗存仿木构现象总体特征的前提下,从不同类型仿木构信息的表现侧重点、营造目的、材料及建构特点等方面探析三类仿木构遗存的建筑信息转译特性。以此为基础,下一阶段进行仿木构信息中结构信息的真实性辨析工作。囿于篇幅,此为第一部分内容——遗存类型中的仿木构信息识读研究。

韩学杰对动态时空诊疗关键要素的研究及思辨

沈氏女科第20代传人韩学杰基于《韩非子·喻老》“扁鹊见蔡桓公”中的疾病动态演变与动态治疗的描述,总结提出了健康态-疾病早期态-疾病态-危重症态四个阶段的疾病动态发展过程,进而提出了在以上四个阶段分别给予给邪出路、调养起居,注重疏通、调畅气机,保护脾胃、丸药缓图,先开胃口、后调阴阳的动态节点治疗之法,以此作为动态时空下的诊疗关键要素和治疗之法。以期在最佳时效节点对疾病进行干预,并为中医学者提供动态诊疗新思路。

唐兀氏诗人余阙的授徒及其影响

余阙是元末著名的唐兀氏诗人,汉学卓有成就。一生以授徒为志趣,所收汉族弟子不少。见诸记载的弟子有早年安徽授徒弟子郭奎、汪广洋、吴去疾、杨偁、汪河,中后期宦途所收弟子有戴良、涂颖。余阙弟子在志行节操和艺文风格方面深受余阙影响,其师生关系兼具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

考古与古代建筑艺术探究——以秦汉阙为中心

秦汉石阙是比较纯粹的中国风格石质建筑物,是古代建筑环境美学思想的物化表征之一。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实体遗存的秦汉阙,它们既是建筑史的实物体现,又是集各种手段于一身的古代艺术之再现。它分域宽广、所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对不同地区的秦汉阙遗存,做以历史学、艺术史学、建筑史学、考古学、文物学、美学的综合研究潜力巨大。现代考古学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这种再现的科学性。

阙然为道以通墓——四川石阙设计规律总结

1939年8月至1940年1月,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西康两省的调研过程中,对两地的13个阙进行了详细的田野调查。学社离开西南回迁内地后,与阙相关的研究成果次第公开。四川石阙被视为重要的汉代建筑实例,进入中国建筑史。四川石阙皆为墓阙,和家阙、庙阙、城阙的服务对象不同。经过百年间不断的设计探索,墓阙终于被凝炼出和其他阙种不同的设计风格。课题以既往研究成果为基础和前提,按照设计特点将四川石阙分为四期,总结其作为墓阙的设计规律及形式演变背后的核心内驱力。分期及规律的总结对贵为国保的石阙遗存保护起着两方面的作用:(1)根据规律,可对因壁体剥落而信息较少的石阙进行鉴龄推测;(2)设计规律的总结可用于目前石阙的修复设计验证。

余阙及其汉族弟子考论

余阙是元末著名的唐兀氏诗人，汉学卓有成就。一生以授徒为志趣，所收汉族弟子不少。见诸记载的弟子有早年安徽授徒弟子郭奎、汪广洋、昊去疾、杨傅、汪河，中后期宦途所收弟子有戴良、涂颖。余阙弟子深受余阙影响，或以忠义显，或以政绩称，或以文艺著。余阙授徒是中华民族大一统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果，其师生关系超越了民族鸿沟，心通儒学，情同父子，兼备了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意义。

孙吴兵法与战国时期的著书风气

本文用地下出土的《孙子兵法》材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印证,探讨了该书的原始及流传情况。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诸书的产生与发展入手,论证我国战国时期曾存在过的,假托圣人、智者与人问答的著书风气。而这种风气的形成,实肇源于兵书的影响。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银雀山汉简《尉缭子》字词杂考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为汉语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本文拟对银雀山汉简《尉缭子》中的四个词语进行考察:丧纪、曲胜、佻战、榑,并试图发掘其作为“同时资料”所具有的语料价值。

地域背景下汉代石阙画像艺术的比较研究

不同地域下石阙画像的内容、题材、表现风格及画面布局和雕刻技法等的艺术内容和题材是不同的。在题材内容上,巴属地域倾向神灵及平凡小事等内容;蜀属地域突出神鸟神兽、上层生活及历史内容;齐鲁地区以社会公德和儒家文化为内容;中原地区以民间生活来展现。在题材类别上,巴属地域突出神仙神兽和力士,蜀属地域突出历史与力士,齐鲁突出历史,中原突出现实生活。在画像风格及画面布局上,巴属、蜀属地域风格基本相同,齐鲁、中原风格类似,但南北方风格迥异;在画面布局上,除部分石阙外,四地都采用适合式构图。雕刻技法上,巴属、蜀属地域均大量使用透雕、浮雕法,齐鲁、中原地区普遍使用减地平刻法,南北技法差异巨大。

浅析阙在汉画像石、汉画像砖上的艺术表现

汉阙作为汉代建筑的重要遗物,是研究汉代建筑的重要参考资料,汉阙的类别、结构对中国建筑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汉画像石、汉画像砖是汉代建筑艺术的重要表现,从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以及现存的阙可以看出:阙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据考古工作者的相关统计,目前我国尚存汉阙主要分布于河南、山东、四川等地区,保存相对完整的仅29处,川渝两地保存的汉阙有20余处,汉阙遗存数量非常稀少,当前文物保护单位需要做好汉阙的保护、研究、展示等工作。文章主要通过展现现存汉画像石砖、汉画像砖中的拓印图案,表现汉阙图像特有的文化蕴意,希望引起国内外更多考古学者的重视。

银雀山汉墓的年代与墓主人考略

银雀山一号墓的年代应为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至元狩五年(前118年)三月;二号墓的年代应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三、四号墓的年代应早于元光元年;一至六号墓应是一个家族墓群,该家族的国属和里籍为西汉城阳国(后属东海郡)开阳县;该家族的姓氏为“司马”,二号墓主姓“召(邵)”,四号墓主姓“门”;一号和三号墓主的身份都是城阳国的军官;一号墓中之所以随葬大量兵书,可能和当时淮南王、衡山王之狱引起的紧张局势有关。

西汉长安的公共空间

从西汉史可见都城长安"千余人"集会,"守阙上书"的情景。"阙下"曾经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而宫阙前特殊事件的发生,"吏民聚观者"甚至可达"数万人",也说明这里有规模可观的空间。民众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公共活动的空间是"市"。刘据在"巫蛊之祸"时曾经策动"市"的群众"数万人"与丞相军激战。"里巷仟佰"也曾经成为民众"聚会"场所。而礼制建筑区也有相当宽阔的空地。不过这是不允许民间活动使用的空间。总体说来,西汉长安宫殿区的宏大规模,使得普通居民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压抑,而公共活动空间相对有限,使得都市功能的实现,不得不以诸陵邑作为补充。考察西汉长安和东汉洛阳的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可以发现公共空间的区别。东汉洛阳已经有空间更为充裕的公众活动场所。城市史进程中都会职能和交往条件的这一重要变化,也体现了汉代都市社会构成形式和社会生活形态的若干历史特征。

东汉束竹柱与瓦棱柱的初步研究

汉代以砖石材料作为建筑材料的墓葬形式开始出现并流行。杜朴(Robert Thorp)、罗森(Jessica Rawson)、巫鸿等西方学者曾提出汉代对于砖石材料作为建筑材料的运用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1]。在汉代以前,砖石很少被用作建筑材料,从墓室到地面上的建筑,都主要使用木材。而到了汉代,砖石逐渐成了墓葬的主要建筑材料。

重庆忠县汉代乌杨阙再研究

乌杨阙位于重庆忠县县城西南约10公里长江南岸临江台地的小山梁上，海拔高度约160米，西北与忠县邓家沱阙隔江相望。在乌杨阙南100米处有一汉代墓地，即枞树包墓地。

试论汉代石阙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石阙作为一种模型化建筑,其出现的时间可早至西汉晚期,源头或可追溯至西汉早中期墓前设立的楬、柱等物。通过对早期石阙的梳理,可见其在形态上有从柱形阙向仿木构形石阙发展的趋势。石阙的演化发展,是汉代丧葬制度逐渐松弛、踰制之风日益盛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