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汉服与汉元素服装款式的差异分析

当代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使得近年来汉服与汉元素服装在当下广泛兴起。汉服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文化内涵,汉元素服装作为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在年轻人中广泛流行,成为了一种时尚潮流。本文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探究汉服与汉元素服装的历史渊源、发展和现状特点,选取几款具有代表性的汉服与汉元素服装产品进行剖析。经过对比,发现汉服侧重于彰显华夏传统的精髓,展现出交领、右衽、系带等经典元素,其种类纷繁各具特色。而汉元素服装注重于创新和实用性,保留了传统汉服的特色元素,结合当代审美与时尚、流行的设计风格使其更受年轻人喜爱。研究发现,汉服注重传统元素的传承和呈现,而汉元素服装则更加注重创新性和实用性,结合现代审美和时尚元素进行设计,使其更符合现代人的穿着需求[1]。同时,两类服饰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汉画长袖盘鼓舞的性别形象构成说开

在汉画舞蹈中,服饰与非乐悬组合的道具舞有多种,其中长袖盘鼓舞占据了最大份额,也最具代表性。在长袖与盘鼓组合道具舞中,我们可以按男女性别形象划分出女、男、男女;其次再按表演形式划分出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所有表演的人物、主题、结构、模态、技术和风格均可由此流出。这里的长袖包括长袖之接袖、长袖套袖之长袖、广袖套袖之长袖等,它们对盘鼓的“遮天盖地”恰好成为一个倒三角形,形成对脚下盘鼓的压制,借以脱离地球引力,振翅高飞。

刘勰文体论对《翰林论》的因革

《文心雕龙》文体论极大地受惠于李充《翰林论》所建构的关于各类文体的经典秩序、论文体例和简略评说;又充实、丰富、发展了《翰林论》“成文”“德音”“体要”等文体学思想,并探讨“深极骨髓”的文学根本问题,建构了完善的文学理论体系。其视野之开阔、思想之精深、方法之自觉、理论之完善远超出了李充论文水平。刘勰评《翰林论》“浅而寡要”大体合乎事实,“浅而寡要”之“浅”指精省浅近的措辞风格,未必贬辞;“寡要”为少要,亦并非完全否定判断。相较钟嵘贬之“疏而不切”,刘勰批评态度相对温和,且更公允。

文济秦岭——西安国家版本馆设计

根据“依山而建,山水交融”的要求,西安国家版本馆选址于秦岭圭峰北麓,力求与秦岭的自然与文化景观和谐共生。设计主导思想为“山水相融、天人合一、汉唐气象、中国精神”,旨在汲取汉唐时期建筑在融合建筑场地与人文精神方面的精髓。整体布局通过一条南北轴线将圭峰、西安国家版本馆和西安高新区连成一个整体,形成地形、空间感和时间记忆的完整性。建筑群采用传统山地建筑的智慧,划分为三大功能区,布置在6层台地上。主体建筑文济阁坐落在高台上,以圭峰为背景面向园林与城市,构成一幅壮阔图画。建筑设计运用新技术、新材料,结合传统营造智慧,营造具有中国精神内核和艺术表现力的和谐建筑。环境设计尊重自然,追求中国山水园林的素朴天然之趣和诗情画意之美。

樊汝霖及其《韩集谱注》考论

蜀人樊汝霖的《韩集谱注》是宋代较早的一部韩集注本,其体例承自嘉祐蜀本分体编排,在考订年月、勾稽本事、阐发主旨方面用力尤深,对后世韩集注释产生了深远影响,惜今已亡佚。现根据《五百家注韩昌黎集》《韩集举正》等书中所保存的樊注,梳理樊汝霖生平行迹,探讨《韩集谱注》的成书流传情况、体例及卷数等相关问题,并揭示《韩集谱注》的注释特色与价值。对樊汝霖及《韩集谱注》进行研究,有助于梳理宋代蜀地韩集注释谱系,推动宋代韩集研究和文学阐释学研究。

贵州少数民族汉式家谱文化现象研究

汉式家谱于明代在贵州少数民族土司中出现,清雍正至民国年间在贵州少数民族中基本普及,形成一种文化现象。汉式家谱在贵州少数民族中的出现和发展演变,是统治者倡导和推动、土司率先示范,专业谱匠参与的结果,既是对国家层面社会治理和族际整合意图的践行,也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少数民族中的汉式家谱是一种外在压力下的家族历史和身份建构,因此其中叙述的历史存在诸多疑点,导致历史价值的减弱,但这种“建构”的过程和结果加强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过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加强对家谱编修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引导,避免家谱编修中的各种弊端,将极大地发挥家谱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更有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论汉末瘟疫对建安文学的影响

汉末瘟疫不仅对政治、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还对建安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末瘟疫造成人口锐减、经济衰退,直接影响了战争资源、战争胜负,因此也间接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形成;汉末瘟疫造成大量文人的死亡,强化了生命意识的自觉,影响了文学主题的书写,从而刷新了建安时期的文学生态;汉末瘟疫所造成生命意识的强化、忧生之嗟的生成、死亡主题的勃兴,进一步影响了建安文学苍凉风格的形成。

汉镜铭文体式刍议

汉镜铭文是汉代文学的表征,其与《诗经》《楚辞》、乐府诗联系颇深。在汉镜铭文体式发展过程中,从句式来看,汉镜铭文包括四言、杂言与骚体;从内容来看,汉镜铭文呈现相思、忠信、祈祥与生死之内蕴。分析其句式与内容特征,可将汉镜铭文归类为“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3种体式。汉镜铭文是对汉代出土文献文学独特性的呈现。

基于符号学的新汉风景观建筑设计研究——以徐州汉文化景区为例

景观建筑是城市历史文化的代表。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新汉风建筑的建造已形成了一定的氛围,但仍没有脱离汉代建筑型式的窠臼。文章首先以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提出了基于符号学的景观建筑设计方法,其次分类梳理了徐州汉代建筑符号,即空间符号、形态符号、装饰与色彩符号,最后在对徐州汉文化景区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徐州新汉风景观建筑的设计思路。

汉代图书整理活动的文体学意义——以刘向父子校书为中心

以刘向父子为代表的汉代学人对日益繁富的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校订、整理、归类。《七略》将上古以来的图籍置于刘向父子所梳理的学术思想源流脉络之中,构建了以宗经为主导的文献谱系,为后世“文本于经”等文体学思想建立了理论框架。《别录》《七略》展现了刘向父子对诸种典籍及艺术形式的性质、来源、名称之含义、文本之风格的认识,从中可找到后世“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等文体学方法之雏形。《七略》对图书的归类、编次方法透露出潜在的文体观念,对部分“杂”类图书采用“以体序书”的方式进行整理和序次,可以看作分体别集的早期形式。班固《汉书·艺文志》对《七略》书目的调整是集部观念形成的前奏。

中国古文字基因汇入当代艺术设计的风格路径--以韩美林“天书”风格为例

中华民族的原始文明以象形文字作为起点,是其实用方面和智慧发展阶段方面的诸多影响在共同发挥作用,不仅保证了“清晰与通用性”这一最重要的原则,还蕴含了构型创意和秩序美感。韩美林用现代的“轻重缓急运营、灵活搭配组合、造型典型提炼、二维三维跨界”来追求中国远古文字基因中的“线条美、构成美、生命美、形式美”,创作了一系列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天书”风格作品,探索当代社会语境下的中国式现代审美。文章从主体人类学的研究视域,将艺术家风格的形成路径与人格力量建立联系,提取韩美林转化中国古文字基因的方法,为民族艺术资源现代性发展提供一条可资借鉴的风格路径。

“事死如生”——小石祠东壁《车马·庖厨·乐舞图》羽人舞蹈研考

汉代画像石以极具婀娜的姿态以及栩栩如生的舞蹈形象,真实彰显两汉时代广阔雄浑的时代风貌和极具特色的乐舞艺术的风韵。舞蹈也以二维的形态真实传递出历史价值和古人观念。山东鲁南地区嘉祥县汉代画像石拥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在厚葬之风盛行的影响下,生死问题成为舞蹈结构艺术的重要动因。因此从厚葬之风出发,结合小石祠东壁《车马·庖厨·乐舞图》画像石及有关文献,对于利用图像挖掘“事死如生”后的深层内涵有积极的意义。

论“左雄奏议,台阁为式”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评价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阐述了左雄的奏议类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特点和地位,这是建立在梳理古代奏议类文体从产生到发展的脉络基础上得出的精到表达。左雄的奏议文作为东汉奏议类文章的典型代表,对于研究其时及此后的同类文章创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韩元吉《南涧词》的疏俊词风

南宋词人辈出,词派众多,作为“辛派词人”之一的韩元吉,他的词作题材风格不仅受辛弃疾词风影响呈现出豪放风格,还具有着独特的“疏俊”特色。疏俊词风在意境、炼字、意象、用典等方面有其特色,要求语言精致,情感深厚,词中有意趣。韩元吉《南涧词》继晏几道之后亦得疏俊之致,又因其爱国怀抱,在疏俊之中流露出清远之志,萧疏之意,呈现出南宋爱国词人的襟怀与抱负。

汉唐建筑风格在武威东站建筑设计中的传承应用

铁路客站融入地域建筑文化既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形象,还能为铁路客站赋予独特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以武威东站站房设计为例,通过梳理武威地域文化特色,分析汉唐建筑风格特点,提出将汉唐建筑风格融入铁路客站设计的策略与方法,并从传统建筑形式的转译、建构一体化设计手法、室内外一体化设计、传统建筑元素的应用等角度进行阐述,充分展现武威东站站房设计中的汉唐建筑风格。

基于语料库的《伤寒论》英译本翻译风格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语料库的方法,选取《伤寒论》的两个英译本(罗希文译本、魏迺杰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围绕词汇、句子和语篇层面,开展翻译风格比较研究。研究发现,罗希文译本倾向于使用意译法,用词更为丰富多样,句式表达更为灵活,注重译文的易读性和可接受性;而魏迺杰译本则倾向于使用直译法,句式结构较为复杂,注重译文与原文语言结构的一致性和准确性。两译本在翻译风格上的差异可能与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知识背景的不同有关。

从唱腔的遗传基因为广东汉剧寻根溯源

广东汉剧,也称为粤东“外江戏”。关于广东汉剧的源头,史学家、理论家、艺术家们都有独到的见解,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有关广东汉剧源流的研究成果,大多是从史学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即使有从音乐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的成果,也只是比较简单、零散而不够系统的探讨。在此以其唱腔、音乐形态为切入点对其进行深入系统地剖析,并结合湖北汉剧的唱腔、音乐特点等,对其进行分析、对比,寻找、确认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

别子为祖:论汉赋附《诗》的尊体建构

赋兴于《诗》,而后与之纠葛烦复,后代论家往往难扼其要。王芑孙借自宗法制度的“别子为祖”说最能揭示赋体附《诗》的动态过程。此说从主次亲疏上勾连了从《诗》到赋的演进中荀子、屈原、宋玉的作用和地位,指出了赋别《诗》为“祖”之后所具有的扩容特征,内涵了汉代赋家因追求文体尊严而攀附《诗》学的事实。汉人以赋附《诗》体现为《诗》赋源流的观念建构,以及赋体在功用性上类《诗》的“讽”“颂”要求,以此影响了两汉赋文本构结方式和风格的转变,呼应于《诗》语的取用特征。这一附经“尊体”而“变体”的历史进程,揭橥了文体发生学中“以卑附高”的普遍观念,昭示了新文体生发时的内在要求和发展路径,对此后其他新文体生成过程的理解有所裨益。

从起居方式的变化看秦汉时期家具形制的发展

秦汉时期,是中国生活起居方式从席地而居转为以床榻为中心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古代低型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以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的转变为引,对生活起居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从席、床榻类、几案类家具着手对秦汉时期生活起居方式转变影响下的低型家具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出该时期室内家具的组合特征,以期为秦汉时期低型家具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